各有各的理论

看看

营改增减税规模或达三千亿 利好企业降负

一场专业改革正紧锣密鼓地为全国铺开做着准备，8月1日，“营改增”范围将从12省市扩至全国，减税规模预计全年达两三千亿，而税收杠杆拨动的却不仅是减税本身，改革张力在以减税为主线的循迹中愈加厘清。

一场更大规模的ZF减税

两三千亿元——该如何定位这样的减税规模？如果拿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约10万亿元计算，“营改增”的减税比重占2%到3%。也许有人会认为，作为当前结构性减税的重中之重——“营改增”的减税规模是不是应该更高？
在一些业内人士的观察中，一方面，在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中，“营改增”带来的是最可行与最有效之间最大公约数的减税；另一方面，随着“十二五”时期“营改增”向整个服务业全面推进，预期的减税效果也将持续放大。
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在税收中的比重超过40%，两大主体税种几乎涉及每一家企业，而中国几乎90%以上的税收来自企业。所以，同时在这两大税种上做文章，无疑可以实现一种更大规模的减税。
细数近些年的减税大动作——2006年，取消农业税，全年减税1250亿元；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全年减税930亿元；2009年起，增值税由生产型转成消费型，当年减税1200亿元，是当时中国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指出，“营改增”是两大主体税种联动带来的更大规模的减税，这也使得其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容忽视，ZF、企业、居民间的收入此消彼长，ZF实现大规模减税，才能为企业、居民收入增长创造条件和可能。

一场激活经济之躯的企业降负

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国家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现代化的企业分工已很难去区分增值税的税基——货物与营业税的税基——劳务。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使税收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一道隐形的墙，使二者相互割裂。
如用一句通俗的话去解释“营改增”，那就是以前企业成本也要计税，现在成本可以抵税，减少了服务业的重复征税，实现减负。在“营改增”的先行先试中，90%的企业税负下降，而小规模纳税人更加宽泛的认定，也力促中小企业降负程度达40%。
降负给企业带来更多选择。“营改增”获益后，广东平成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晓波[微博]决定加大投入，提升企业的科技附加值。事实上，在采访中，很多在“营改增”中降负的企业选择了扩大投资、提高生产技术。
“营改增”在给企业降负的同时，也打通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隐形的墙。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一面使企业为实现成本最低化去拆分细化，一面又因抵税上的环环相扣而紧密合作，这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企业特征。
普华永道间接税主管合伙人胡根荣指出，“营改增”拨动了成千上万的经济细胞，它以为服务业减负为切口某种程度上实现对经济之躯的激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税制公平的实现，中国将会用一套统一的流转税制度去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一体发展。

一场写下民生注解的专业改革

税收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中国两大主体税种的大转换可能带来的是两指弹出万般音的改革张力。这种张力在层层传导中将提高整个社会的活跃度，也为这项专业改革写下了必要的民生注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税收是成本的一部分，成本降低，创业空间就加大，有了创业能直接带动就业。‘营改增’促进服务业、中小企业发展会直接扩大就业空间，可以稳定就业，还可以提升就业质量。”
展望今后，“营改增”将会从目前的现代服务业向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全面推进。虽然价格的形成是多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根本是供求，但“营改增”的大规模减税无疑为企业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了空间。
胡怡建指出，中国当前税制格局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间接税所占比重大，这使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处于不利地位，让富人少缴税，中低收入者多缴税。“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毫无疑问减的是间接税，这也让“营改增”触及了当前税制改革的主脉。
如今，“营改增”全国铺开已逐渐临近，而无论是物流等行业已经遇到的税负上升，还是电信业可能遇到的税负考验，都在表明，没有改革可以一蹴而就与一片坦途。但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一项需要锐意进取的税制改革，只有在步伐不断加快中，其所具有的改革张力才能合理释放。

“营改增”提速财税改革

财政部大楼内，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16日共同接受中央媒体采访。
4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新形势下“营改增”试点再扩围传递出哪些新信号？如何看待部分企业税负增加？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聚光灯下，两位财税高官围绕改革热点话题一一解答。

从区域试点转向行业试点打造“营改增”升级版

问：去年“营改增”试点是采取分地区逐步推进方式，今年为何一次性扩大到全国？
楼继伟：增值税自身特点决定了“营改增”改革最好一次性在全国、全部行业推开，那样税率设置比较简单，抵扣链条更完整。但一下子全推开风险很大，为稳妥起见先选择部分行业在部分地区试点。随着进一步扩大试点的条件成熟，应尽快把改革推向全国。下一步的改革模式应该不再是地区试点，而是分行业在全国推开，成熟一个行业推进一个行业。

问：此番“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传递哪些新信号？
王军：一是去年按地区试点，今年按行业推开，标志着改革路径的优化；二是去年为“雁阵排列”，今年“一字推开”，表明改革方法的改变；三是去年仅在“1＋6”行业试点，今年增加试点行业，这是打造“营改增”的“1＋6升级版”；四是由探索试点向力推、稳健转变，这是改革力度的加强。改革既是积极的，又是稳妥的。
之所以选择8月1日将试点推向全国，主要是给未开展试点的22个省区留出充分的准备时间，这些省区集中在中西部，包括边疆和山区，改革是否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以及预算安排，都需要稳妥考虑。此外，没有把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定于8月1日一起推，也是稳妥的体现，以便更充分地论证和完善改革方案。目前，我们正在配合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方案进行详细论证。
正抓紧准备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方案出台“能多快就多快”

问：为何要把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纳入试点？将何时启动改革？
楼继伟：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分支机构较多，系统复杂，不适合在部分地区先试点，所以试点推后。随着“1＋6”行业试点在全国推开，需要适时将两大行业纳入全国试点。
铁路是重要的运输方式，如果其他运输方式纳入“营改增”试点，可以进入抵扣链条，而铁路没纳入不能抵扣，对铁路不公平。改革不能去干扰市场的选择，而应该是优化，铁路运输影响较大，制造业依赖铁路，通信行业用户也很多，把两个行业及时纳入改革，抵扣链条会更加完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正在为尽快出台方案做准备，能多快就多快，力争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台方案。

改革成效明显112万户企业减负超550亿元

问：“营改增”试点一年多来基本情况及成效如何？
王军：总体看，试点运行平稳，好于预期，渐行渐好。截至今年2月底，试点企业已达112万户，平均每个试点省市每月大约增加5%的试点企业。说明改革的利好政策有吸引力，更多经营者愿参与到改革中来。
从税负变化看，到今年2月底，试点企业共减负550亿元以上，95%的企业实现减负或税负无变化，只有5%左右的企业税负有所增加。而所有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众多个体户，都实现减税，减税幅度达40%。
从改革成效看，改革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完善了税制；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如上海市三产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60%；助推了经济增长，据专家测算，“营改增”因素使上海市经济增长增加了0.6个百分点左右；促进了就业和物价稳定，专家测算上海去年一年因为“营改增”增加就业14万人；此外，“营改增”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中国政府坚定改革、扩大消费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和地位。“营改增”让我们更坚信，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制度创新是红利的源泉。

全年可减税两三千亿元增负面会逐步下降

问：如何看待有5%左右试点企业税负增加？
楼继伟：部分企业税负增加，很多与抵扣不足有关，扩大试点行业和地区后，这一问题会逐步解决，长期看企业是可以减负的。测算显示，今年8月1日起“1＋6”行业试点扩至全国，预计全年减收规模为1200多亿元，全部推开“营改增”后全年预计可减税约两三千亿元。
王军：尽管少数交通运输企业税负有不同程度增加，但随着试点推进，税负增加情况正呈逐步下降乃至逐月下降态势。上海试点第一个月有11.5%左右的企业增负，此后逐月下降，到今年2月底增负企业占9.2%，这是很好的趋势。相信随着改革范围扩大，试点行业增加，企业增负面还会继续下降。此外，各省财政都对税负增加较多企业实行临时扶持政策，也会减轻增负企业压力。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造成原有的利益关系的改变和调整，税制改革尤其如此。关键是如何更多地积聚正能量，减少负能量，从这个角度看，改革达到了这个目标。
企业增负是阵痛，奠定好的发展基础是关键。改革之所以有好的效果，在于较好贯彻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始终坚持了“让利益相关方能最大限度共享改革成果”的改革理念，我们对改革进一步扩围、顺利实施和取得成效充满信心。

35项任务精细化分解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问：伴随“营改增”双扩围，改革将涉及更多地区和更多纳税人，复杂性更强，税务部门将如何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王军：改革对各级税务部门来说是一项严峻挑战，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提高责任感、使命感，增强操作的精细化。税务总局已制定初步工作规划方案，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梳理出35项任务，层层分解，强化措施，确保把工作做细做周密做完备。
此外，各地税务部门还将提高服务意识和质量，最大限度减少“营改增”给相关企业纳税人带来的不必要负担。下一步将主要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先行试点的9省市将对口支援22个即将推开的省区市；
二是加大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力度。由于分地区试点，有些地区改为增值税，有些地区仍是营业税，存在低征高扣空间。下半年将连同公安部、财政部一起开展专项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劳务出口、服务产业出口税收专项活动，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三是要加强宣传，增强宣传主动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问：国际上增值税趋势是实行单一税率，我国现有四档税率，今后会不会考虑简并？
王军：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正在配合财政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

问：一些个体户对纳入试点心存疑虑，担心原来地税局核定的纳税定额，转到国税局征管后会提高，请问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王军：“营改增”过程中所有小微企业基本都是减负的。小微企业中大部分是个体户，请广大个体户放心，在地税向国税交接过程中，核定征收的个体户税收一律不变，而且如果今年内规模没有明显增加的，核定征收额也一律不调整。

营业税是分税制留下的“尾巴”“营改增”倒逼财税改革

问：为什么说“营改增”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下一步财税改革将如何深化？
楼继伟：我国实行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增值税是一个重要税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成了最大税种，但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营业税。营业税类似过去的产品税，存在重复征税，但当时服务业规模不是很大，而改革难度非常大，复杂性高，因此为解决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保留了营业税。
此次“营改增”实际上是继增值税改革逐步完善后，进入收尾阶段的重要改革。增值税改革的逐步完善，先是从生产型的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现在将征税范围扩大到营业税征税行业，随着行业的不断扩大，最终覆盖生产和服务的全部环节，重复征税的税制安排将成为历史，所以说“营改增”是财税改革的重要一步。
将来“营改增”覆盖全部地区全部行业后，必然会倒逼财政体制改革。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是要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全部行业推开；二是要认真研究如何构建地方税体系；三是进一步压缩合并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我们正在做，但会很艰难。
此外，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和支出责任，是摆在财税部门面前的大题目。随着“营改增”的推进，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财税体制改革是今后的大任务，我们正在积极慎重地研究推进。

对策一：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对策二：减税五千亿    直接藏富于民

看看

很难

顶一下

不动产登记条例将出台，房地产调控可能出现质变

如果一旦执行全国不动产联网登记系统，将可以更精确的执行很多调控政策，可以计算出多套房拥有量，调控政策的效果也会更强。

3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用3至5年时间完成《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其中要求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

“不动产登记条例将出台，房地产调控可能出现质变”，中原地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伟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表示，如果一旦执行全国不动产联网登记系统，将可以更精确的执行很多调控政策，可以计算出多套房拥有量，调控政策的效果也会更强。

住房信息联网是房产税全面扩围的基础，而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助于推动全国房产的住房信息联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的计划是在6月底前完成500个城市的住房信息联网工作，不过，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也直言，这项工作完成起来相当困难，粤版“国五条”细则中也提到今年年底前完成广东省住房信息联网工作。

住房信息联网的完成，能避免一人在不同城市拥有多套房屋避税的情况，为房产税的全面征收提供了条件。

用税收手段来释放楼市过热的温度，是房地产调控的新思路。与限购、限贷、限价等行政手段相比，税收作为经济手段，未必比行政政策见效慢，同时更为稳定，并且可以借此修订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制度。

此外，不动产登记制度，也为调节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另外一种税收思路。

23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是时候考虑用经济手段进行后续房地产调控了。他说，过去两年多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基本稳定，价格也相对稳定，虽然近几个月房价有所波动，但总体稳定，这说明限购、限价等措施对调控投资、投机性需求起到了作用。现在如果能够尽快采取经济和税收手段，可以促使调控取得较好效果。

“未来可能会对保有住房征收不动产调节税，可以考虑从第三套房开始征收。”胡存智表示。

“好政策，能快就更好，我目测、大胆预测，如果今年实施这项好政策房价马上会跌”，潘石屹在微博中这样说道。业内人士指，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可以逼出空置房，遏制非自住房需求入市，改善楼市供求关系，有利于楼市稳定。

“减税五千亿“    就能”直接藏富于民” 吗？

这只是一时之法，不是长久之策

围观讨论

城镇化规划重启修改 抑制地方投资冲动


在历经了两年多的起草和不断修改之后，被视作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总纲”的“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下称“规划”)终于初步定稿。按照国家发改委拟定的工作安排，“规划”正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由于城镇化涉及多方问题，所以“规划”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多部委参与起草、制定的一份总纲性文件。在初步确定草稿并征求意见后，如果一切顺利，“规划”有望于2013年7月进入“会审”工作程序，届时，规划距离正式下发执行就已为时不远。
在初步拟定的“规划”草案中，将到规划期末中国的城镇化率定标至80%。围绕这一目标，“规划”还提出了有关土地、户籍、城市群等方面的实施路径。作为城镇化的基础资源，以土地制度匹配城镇化，带动其他关键领域的城镇化进度。而作为此规划编制工作的国土资源部也正在研究具体的城镇化土地配套政策。

“会审”渐进

“这个规划不是新事情，已经做了将近两年了。”5月7日下午，国土资源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记者表示。他所言及的“规划”，即是“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这部规划将厘定到2020年前，中国城镇化的总纲和基本路线图。
参与“规划”起草编制共组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内部人士亦向记者证实，“规划”的草稿已经完成。此后的主要工作是听取反馈意见，并对草案进行修改。
“规划”编制工作于2011年下半年启动，国家发改委是规划司规划编制工作的牵头部门。除国家发改委外，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二个部门均参与其中。国家发改委规划司，负责规划编制、起草的具体协调和统筹工作。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3年4月，“规划”的总体草案已经完成相关起草工作，并已下发至相关中央政府部门征求意见，与此同时，“规划”草案还在4月底前后下发给地方政府征求意见。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时止，已经有地方政府的意见、建议反馈至发改委规划司。
“现在草稿还有很多修改的空间和余地。”前述住建部官员表示。住建部在此项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主要负责城市建成区、城市规划方面的专题研究和编制工作。按照当前的工作安排，征求和听取意见的工作时间约在2~3个月左右。在此过程中，发改委将组织对反馈意见的评估，然后由各部委按照专题方式，进行修订。
记者了解到，按照相关工作规划，在初步完成征求意见过后，从2013年7月开始，参与工作的相关部委将根据意见反馈进行初步修改之后的规划草稿进行会审，在完成会审之后，以建议稿的方式分别提交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研究、审议。

土地带人

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今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9项重点。会议公报对城镇化规划的编制工作提出要求，即“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研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多位参与规划的人士向本报记者证实，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目标之下，土地的城镇化将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路径之一。目前，国土资源部正在就城镇化用地的有关政策进行调研，并进行专题研究。在此之前，部分地方政府也已经先期开始试验“一改带九改”的模式。
所谓“一改带九改”的方式，是指以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带动户籍、社会保障等九方面的综合改革，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这一目标。
记者了解到，嘉兴市2008年启动以增减挂钩为核心的“两分两换”(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试点，通过“一改”(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带“九改”(城乡就业、社会保障、户籍管理等)，形成了城乡统筹发展的较好格局。
通过这项尝试，2009年的当地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嘉兴市农村劳动力从事一产的仅占17.2%，绝大部分实现了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就业;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60.6%，家庭经营性收入占31.32%，两者之和达到91.92%;居住意愿多样化，愿意迁入城区、新市镇和新社区居住的比例为 32:37:31。这一数据表明，人的城镇化在嘉兴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此前，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考虑到未来中国农业必须走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不需要那么多的农业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中国的城镇化率最终会稳定在70%~80%的水平，完成这一过程可能还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

节约出地

在“以地带人”的思路下，国土资源部已经开始研究探索支持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健康发展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差别化用地政策。研究制定城市地上地下空间土地权利设定与确权登记办法。积极探索城镇建设用地整治新模式，促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国土资源部的内部调研结果显示，未来20年内，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按800万～1000万亩安排，总计需要新增用地1.6亿～2.0亿亩，其中占用耕地按50%计，总计需要占用耕地0.8亿～1.0亿亩，与之前耕地保有调查评价的耕地后备资源相当。
参与调研的人士表示，由于我国长期土地粗放利用，但这也为用地挖潜储备了大量用地。目前建设用地总量超过4.7亿亩，其中城镇用地0.5亿亩，工矿用地 0.5亿亩，人均城镇用地达133平方米，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若将人均城镇用地压缩到100平方米，工业用地容积率提高到 0.6～1.2，可增加用地空间3000万亩。
与城镇用地相比，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更加严重。全国村庄用地达2.5亿亩，人均达229平方米，远超150平方米的国标上限，空闲住宅面积约占村庄用地总量的10%～15%。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不减少耕地、不增加建设用地的前提下，可腾出用地空间9000万亩。
此外，我国因生产建设活动及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约1.12亿亩，待复垦土地面积约6635万亩。通过废弃地复垦和调整利用，至少可腾出用地空间3000万亩。 “同时，中国山地、丘陵面积占了陆域国土面积的近七成，其中坡度在6～25度之间、适宜建设开发的土地潜力巨大。通过布局调整，在不占或很少占用耕地的情况下，可以为工业、城镇发展提供大量空间。”参与调研的人士表示。

谁在“唱空中国”

　　查诺斯“唱空中国”由来已久，几乎与“末日博士”罗比尼（Nouriel Roubini）的论调如出一辙，查诺斯多次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中国的银行系统极度脆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中国房地产相关产值占GDP的50%以上”等等。

　　查诺斯并非书斋里的学者，也不是经济学界的泛泛之辈，查诺斯是闻名世界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全球最大空头基金公司尼克斯联合基金总裁，曾经准确预见美国天然气交易巨头安然公司的垮台，还预见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查诺斯警告中国用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持续繁荣。尤其是中国飙涨的房价，是由涌入的投机性资金在推动，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在4月5日举办的Wine Country Conference上，查诺斯用一份19页的PPT对诱发中国金融危机的一些因素做出解释，声称中国金融危机势必发生，只是或早或晚的区别。查诺斯表示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而多米诺骨牌似乎已经开始倒塌。

　　查诺斯观点的主要支柱是房地产泡沫、贪腐、成本攀升等。在此之前，有关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争论就已经不绝于耳。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是房地产市场情况并无好转。查诺斯认为，诸多重大结构性因素的存在，是导致中国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的元凶。

　　由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信托产品和财富管理产品构成的影子银行体系，正在加速一个越来越昂贵和杠杆化越来越高的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贪腐之风，使得一些贪腐行为的参与者将资金藏在房地产市场内。

　　城市化的加速，以及高于农业和其他区域性活动的工资，或许是导致中国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因素。2011年和2012年，中国工厂工资分别增长了20%和16%。显然，这种成本增长水平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工厂”或将走向衰败。经济减速也将削减中国城市的吸引力，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崩溃。

　　中国工厂的利润已经受到严重挤压，一些工厂已经开始对自己的高成本经营状态进行调整。中国不再是曾经的“低成本生产天堂”，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美好的旧时代”。

　　弥漫的不满情绪正在积聚，稍有不慎，便可导致中国社会陷入混乱从而拖累中国经济。中国在国内维稳安全方面的支出甚至超过国防开支。对于政府而言，民生问题如同其他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环镜污染和生活品质的下降，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担忧所在。食品质量也令人担忧，更要命的还是贪腐横行，民众对政府反腐倡廉几乎完全丧失信心。

　　在查诺斯看来，中国已经坐在一场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房地产危机之上。查诺斯认为，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名义经济规模翻了两番，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投资目的地。中国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许多投资者可能颗粒无收。

　　查诺斯坚信自己的判断，通过国家统计局与发改委的公开资料判断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度参与了房地产开发，一旦市场出现逆转，中国银行业将遭受重大打击，经济全面崩溃，查诺斯认为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中国经济有60%是固定资产投资，即便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比例也是无法持久的。日本当年没有出现这么高的比例，韩国也没有。”

　　查诺斯唱空中国房地产已经三四年了，期间中国房价仍在高歌猛进，并不理会他的唱空，同样，他在这个市场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实际上，查诺斯没有任何能力唱垮中国经济，真正能够搞垮中国经济需要全民警惕和讨伐的对象，是那些疯狂掠夺、大搞贪腐、转移财产的利益集团！

　　中国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中国人均GDP从不足400美元进入到6000美元，目前行走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矛盾正处于集中爆发期。如何平衡增长与分配，如何让全民分享发展成果，如何让全民参与改革进程，对执政者而言，才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的三个误区

30余年的高速增长将中国经济带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按总量计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远景，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靠什么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毫不犹豫地给出标准化的答案：改革、转型。进一步，对于改什么、往哪转，许多人还能朗朗上口地给出同样是标准化的答案：城市化、经济结构转型、收入分配改革等。笔者无力用此短文去阐释改革转型的战略和步骤，只是想讨论一下“标准化答案”中包含的三个误区。

　　误区之一：过度强调城市化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接纳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广义的）工业化。笔者也曾经一直在宣扬这个观点，之所以如此，起因于观察到的两个常用指标：中国的非农就业比重超过了60%，但城市人口比重刚刚过50%。因此，直觉很容易使我们以为城市化比工业化慢了10个百分点。但这是错误的。


　　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例。这三个国家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其非农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重远低于90%。在2010年，美、日、德的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82%、67%和74%。延续对中国的分析思路，美、日、德三国似乎也是属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国家。那么，哪些国家的城市化没有落后于工业化呢？巴西！作为一个常常被引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在2010年，巴西的非农就业比重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83%和86%。

　　实际上，上述四个国家的案例仅仅是阐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非农就业是关键，工业化应领先于城市化，这样才能保证城市里不会集聚大量的无业游民和贫民。为此，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指标来重新界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2010年，中、美、日、德和巴西的这个指标分别为0.71、0.83、0.69、0.75和1.04，中国介于日本和德国之间。

　　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能发现，单纯的城市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以美国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0.83）作为一个不会发生大量城市无业游民和贫民的阈值，再假设中国的工业化停滞以至于非农就业比重维持在60%的水平不变，那么，中国的城市人口至多只能达到总人口的53%──这只比目前的水平高二到三个百分点，按照过去城市化的速度，明年或至多后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就会达到这个临界点。

　　所以，在“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中，城市化是依附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以非农就业的增加为基础，城市化绝不能成为单独的政策目标。就此而言，各地政府通过圈地来推动的城市化，以大上快上包括地铁在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来追求的城市化，是需要警惕的。

　　误区之二：过度强调消费

　　同样还存在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经济是靠外需拉动的。而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GDP的支出结构中，过去10年中内需（国内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平均在97%左右。除了2006、2007两年由于外部经济（主要是美国）过度消费拉高了中国的外需比重，外需一般只占到GDP的2%到3%。在内需中，除了2008年的危机冲击和之后的扩张政策，消费的比重一般超过投资的比重达8到10个百分点左右。

　　既然内需、尤其是消费一直是中国GDP构成中的主要成分，那么，如何继续提高消费的比重呢？或者，反过来提问：过度强调消费主导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前，再指出一个目前流行的错误观点：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现实告诉我们，增长只有两个源泉：要素（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在封闭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话，消费的增长意味着储蓄乃至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意味着经济的减速和可供消费的资源的减少。所以，没有技术进步支撑的消费主导是不可能维持的。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消费主导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形有两个：第一，消费增长如果能够伴随净出口的下降，即经济从依赖国外消费转向依赖国内消费，则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可以维持；第二，进一步，如果能够借用国外储蓄、即净出口为负，则更能够支持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但是，纵观世界，在过去几十年中能够持续借用国外储蓄的国家只有美国，而美国的这种能力来自美元霸权及其背后的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实力。

　　所以，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只有在经济从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币有能力成为关键储备货币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导的。否则，消费的增长只能维持在抵补外需、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导致投资的趋势性下降。

　　误区之三：过度强调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了倡导收入分配改革，一些激进的论者常常引用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这次全球危机的主要因素。对此，以危机的震源──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399，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是0.394，基尼系数没有显著恶化。1999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家庭和5%家庭分别占有总收入的49.4%和21.5%，2007年这两个指标分别变为49.7%和21.2%，家庭收入分配格局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如果再考察欧洲国家，情况也大体如此。换言之，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的确存在，但绝非导致这次危机的主要因素，甚至就不是危机发生的因。

　　恰恰相反，对收入分配问题过度的强调、以至于陷入福利主义的桎梏，却是这次发达国家陷入危机的重要基础。欧洲的福利主义大家皆以熟知，美国──一个常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领头羊的国家──实际上也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蜕变为了福利主义国家，只不过这种福利主义主要是通过金融手段、而非欧洲国家的财政手段。美国的金融手段就是次贷。事后我们知道，次贷不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次贷的对象都是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甚至没有偿还意愿的中低收入家庭。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次贷会如此普及，为什么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政党、政府部门会如此熟视无睹？在《金融危机调查报告》中，美国国会组织的专家组总结道，次贷危机的基础就是美国政府、政党煽动的人人拥有住房的所谓“美国梦”。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当然要比其他国家严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发展阶段相关的。可以看到，在全球216个人口在三万以上的国家/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较低，低收入国家和穷国的基尼系数与发达国家一样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较高，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又比下中等收入国家（如印度）具有更高的基尼系数。这种状况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库茨涅茨的倒U曲线早就分析了收入分配先是随经济增长恶化、然后逐步改善的规律。

　　具体而言，城乡差异、东中西部差异、部门收入分配问题是造成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城乡差异和东中西部差异需要通过继续的工业化予以消解，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过高需要通过政府职能改革予以解决。如果超越发展阶段，回避政府职能改革这样的难题，而是以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去简单地追求公平，甚至行福利主义之实，那将很可能成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手。不幸的是，这种追求在政治上是最有诱惑力的，在舆论上是最能得到支持的。

减税只是杠杆效应。有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ZF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ZF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

财政收入的结构，尤其是税收结构，既不利于收入再分配，也不能激励正规就业。有关研究指出，中国约有70%的税收是间接税，雇主纳税占税收的90%以上。然而，与所得税不同，这些间接税是累退性质。到目前为止，中国既没有物业税，也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因此，很难用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

税收立法应收归人大

虽然中国“两会”代表常常难免“花瓶”、“橡皮图章”的调侃，但在历年“两会”的代表中仍常可见到一些庸中佼佼者。3月7日，山东省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便在审议会上将矛头直指税收立法和征税权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与最新“国五条”导致的二手房交易市场的混乱密切相关。据报道，她希望全国人大收回上世纪80年代年对国务院的授权，将征税的立法权完全收归人大，并表示愿为此提案征集代表签名。

近年来中国学界要求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的呼声已经很多。税收法定主义发轫于西欧国家，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税收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均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无法律依据任何机构不得征收或减免税收。其宪政基础是，税收是国家（政府）对公民或企业财产的无偿获得，因此必须取得国民代议机构的许可，其历史背景是西欧国家（及美国）在革命中对君主（贵族）恣意征税权的反抗。只需稍微考察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就可看到“无代表不纳税”的理念及维护这一点的运动在革命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但基于日趋复杂的现代经济管理的需要，西方国家在税制发展过程中也不完全排斥授权立法，即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将立法权授予其他机构，但必须遵循严格的条件和范围限定，原则上不允许毫无限定的“空白授权”。而目前国务院在税收等方面享有的立法权，理论上也是一种源于人大的授权。

当中国学界提及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改革工商税制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时，也经常会提及当时的“现实需要”，如现实经济活动迅速变得复杂，人大立法机构对专业性问题了解不足等。但在后来，这种临时性的、需要经过特别申请和授权的立法过程，却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以至于1994年国务院制定一系列税收暂行条例时，甚至没有依据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的授权决定。行政机关的“部门立法”变得越来越严重，不受规制的立法权必然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西谚有云：“人生只有两件事不能避免，一是死亡，一是税收”。在中国，当关系人们最基本生活的税收设定权仅仅操控于以国务院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之手时，各种问题必定层出不穷。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突然冲击市场、冲击人们生活的不同的“通知”、“暂行条例”等，例如这一次的最新“国五条”。这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稳定和民众对法律的预期。更为重要的是，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征税权的膨胀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必然带来对民众权益越来越严重的侵犯。

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说：“立法机关不应也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让给任何其他人，或把它放在不是人民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更说过：“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中国在2000年通过并实施的《立法法》中早已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及外贸的基本制度”，必须制定法律。但中国的问题在于虽然确定了规则也没有政治力量愿意推进对规则的遵守，也没有社会组织敢于发起这样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发自于人大代表的微小的进步，也需要鼓励和支持，以最终限制、进而逐步取消目前税收方面行政机构获得授权立法。这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因为不受恣意的征税权伤害是保障基本自由的前提。

许小年：今年两会的第一提案，支持。人大的职责是为纳税人守财，而不是为ZF敛财发通行证。

茅于轼：对百姓开征一个新税是一件必须征得百姓同意的大事。不是国务院自已就能决定的,一定要通过人大会议。——针对国务院开征房产税,茅于轼发表评论:征税要经百姓同意,没有理由増加百姓的税负。

人大回应收回税收立法权：没有时间表路线图

3月9日下午3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召开记者会。全国人大五位负责人就“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当前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的可行性、可能的路径和时间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就此问题进行了回复说：
我们都关注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专家对税收法定的问题讨论特别多、特别活跃。刚才记者也提到这次正在进行的大会，有的代表团已经将此为议案正式向大会提出。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这个问题，税收法定的根源在哪里？我仅从法律制度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立法法是我国一部很重要的法律，是宪法相关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全国人大专署立法权的范围，税收立法是人大权力，但是人大可以授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规定，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就授权国务院在税收、改革开放、经济改革等方面制定行政法规。1984年的授权决定已经废除，1985年的授权决定现在依然有效。至于什么时候收回，我们还要认真地研究、分析大家的意见，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考虑这个问题。具体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但是我们会回应公众的关切。

观点：税收不应拍脑袋“一刀切”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3月9日做客“聚焦2013两会--中经在线访谈特别节目”。他指出，税收不应拍脑袋“一刀切”。

李稻葵表示，基本原则上，收税的权利应该由全国人大决定。但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区差距较大，若一刀切这么多行业和这么多地区，往往是无效、不切合实际的。

对此，李稻葵认为，比较合理的方案是人大统一的划一个粗线条授权给国务院，由国务院再授权给各个地方政府试点，经过试点上升为国务院条例，再提交给全国人大上升成法律，而不是自上而下拍脑袋“一刀切”。

评论：风物长宜放眼量。沒有时间表也沒有路线图，但毕竟让税收法定的问题进入了公共视野。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满足所有居民的消费和社会保障需求；
二是从国有企业主导转向由中小私营企业带动的经济和就业增长；
三是解决环境恶化等可持续增长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的最大挑战是创新

主要涉及金融资本运作的创新以及高新技术的创新。
金融资本创新无疑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中国一定可以从"世界工厂"向知识驱动型经济转型，扩大科技研发和创新。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会消失，但动力源会发生变化。

比如，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中国钢铁行业由于基建行业的需求减少将会面临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其他新的增长点，比如新能源产业、卫生医疗、旅游业等。

中国经济在创造了奇迹的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技能“错配”现象，给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
中国不缺乏人才，但是需要做好人才的供求管理，释放人才生产力。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竞争力。

以前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靠廉价产品扩大出口。而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不能适用这种做法，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涨，中国必须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

中小企业是推动社会创新与变革的主力，也是解决社会就业的主要力量，对带动世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而中国中小企业碰到的困难比较多，最主要的是融资瓶颈。

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心和难点是利率市场，必须要提高银行的管理水平。资本约束促进银行改善管理的体现之一是中小企业贷款。

由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是一个质的飞跃。
国富民强是时代要求，国人所盼，
民富国强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中国经济离市场经济有多远，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