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宏观分析的失误(之二)：曲线交叉自欺欺人

前文说了宏观分析的一个基础失误，指出储蓄与投资——不管意图不意图——是同一回事。只这一点，传统的宏观分析难以挽救。还有其他严重失误。自欺欺人的玩意不限于宏观分析，只是宏观比微观远为普及。让我拿出刀来剖析吧。

(二) 曲线交叉说均衡的失误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学去，是乡巴佬出城。芝大当时名满天下，是经济学的少林寺。战战兢兢，我把自己作为学生看。两个月后，听到那里有一位明星学生讲述他的博士论文，好奇地去聆听。
小室坐着三、四十人，讲题是分析某国的汇率波动，说到重点，讲者意气风发，说大幅的波动很快就找到均衡点，平静下来。我听得一头雾水，高声问：“经济学的均衡是个概念，不是事实，真实世界没有经济学说的『均衡』这回事。到市场去大家见到市价有时多变有时少变，哪个现象算是均衡只有天晓得。我天天望出窗外，永远看不出外间的经济是均衡还是不均衡。你凭什么可以看得出呢？”
室内一时鸦雀无声，听众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阵，在座的经济数学大师Hirofumi Uzawa说：“你说的对！经济学的均衡是数学方程式的事，我从来没有说过以数学算出来的均衡是描述真实世界的。你们不要被数学误导。”Uzawa是日本人，当时行内举他为数学经济的第一把手。两年后他回到日本去。他说的几句话使我对自己的思想增加了信心。Hiro兄还健在，这里谨向他致意。

经济学的均衡(equilibrium)与不均衡(disequilibrium)是从物理学借过来的。近于灾难性的误导，因为在物理学这术语是描述物体的动态，是事实，但经济学的均衡却是空中楼阁，是概念，真实世界不存在。经济理论中的曲线一般描述人的“意图”，不是事实，没有经济学者的想象这些曲线不会存在。今天流行的经济泡沫之说，是从“不稳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概念变化出来，无从观察，也非事实。不是说股市不会暴跌，但我们无从判断那是不稳定均衡引发出来的泡沫。物理学家牛顿曾经在有名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股市输身家。他说：“我可以算出宇宙物体的运行，但算不出人类发神经。”股市暴跌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经济学的均衡或不均衡是无从观察的。
科斯当年也意识到均衡与不均衡带来的谬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的途中，他向我提出经济学要取消“均衡”这个概念。我当时的回应，是这概念在经济学那么普及，取消不易，但我们可以另作阐释挽救。我说“均衡”可以阐释为有足够的局限界定因而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假说，而“不均衡” 是指局限界定不足，验证的假说推不出来。科斯当时对我这个“新”的“均衡”阐释很满意，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是说笑吧。无论我怎样修改，马氏的巨著是经济学二百年一见的贡献。
其实我的均衡观点不是那么新。早几年，写论文《佃农理论》时，每一步我尝试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发觉推不出验证假说一般是因为局限的指定不足，而凡是有了足够的局限指定，皆合乎经济学说的均衡。达到均衡的理论不一定可以验证，还需要的是验证的变量真有其物，但不均衡的理论一定是无从验证的。当时跟老师阿尔钦研讨了几次，他同意我的看法。
可以被验证的假说是指有机会被事实推翻。我们是求被事实推翻但希望不会被推翻。也是在写《佃农理论》时，我发觉马歇尔提出的佃农均衡可以验证，但他的曲线交叉图表是有着一个应该消散却没有消散的“租值”(见《佃农理论》四十三页)。这使我后来想到一个用途极为重要的观点：凡是有应该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逻辑上一定错。这种错误分析在经济学上屡见不鲜，我的发现一般化后成为一项“绝技”，可以很快地判断理论的经济内容：没有应该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对，但有则一定错。这方面，我再花几年时间的思考所获，是一九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巴泽尔把该文捧到天上去，可惜很不易读。

看不到则验不着。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中最大的一个麻烦，是“意图”之物看不到，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我们要怎样处理才能把抽象的均衡带到不抽象的验证呢？拙作《经济解释》有足够的示范吧。
可能是马歇尔惹来的祸。这位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提出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二线相交的剪刀均衡理论，可没有指出这二线的剪刀交叉只是竞争的后果，不是解释行为的理由。在《科学说需求》中我写道：
“百多年来，经济学者往往误解了物品市价的厘定。市价的厘定，绝对不是因为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应曲线相交。正相反，这市场二线相交，是因为数之不尽的需求者与供应者各自为战，那一大群自私自利的人，不约而同地争取自己的边际用值与市价相等，从而促成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应曲线相交之价。”
这是严重的指责了。想想吧：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皆意图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这二线相交的均衡点是空中楼阁，真实世界也不存在；价格有管制而出现的“剩余”或“短缺”更无稽，不仅观察不到，简直不知所谓。我在《科学说需求》中对“短缺”有如下的评述：
“价格被管制在市价之下，莫名其妙的『短缺』出现，不均衡，世界大乱矣！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对任何物品的竞争，必定要解决。说『不均衡』，是说没有解决的办法。『不均衡』的意思，是指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什么『压力』云云，不可以压出一些假说来……『短缺』是因为经济学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产生的。”
这就是麻烦：整个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相交的均衡分析，在真实世界可以观察到的只是价格及其变动，其他皆属子虚乌有。至于“量”，我们见到的只是产量及成交量，意图的需求量与供应量是经济学者的想象，不是实物。然而，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理论”来解释复杂无比的可以观察到的世事，成功的机会不可能只基于一些曲线的交叉。深入的曲线之内的阐释，概念的正确掌握，局限变化的慎重调查，等等，皆不可或缺。很不幸，宏观经济的分析一般漠视了这些应有的步骤，以曲线及方程式掩盖着我们看不到的局限变化与内容。

没有疑问，宏观分析的起点——意图储蓄曲线与意图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是从马歇尔的需求与供应曲线的剪刀交叉的均衡处理搬过来的。这不仅有着上文提到的马氏分析的不幸，更为头痛是我上期指出的：储蓄与投资，不管意图不意图，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看法不同。把储蓄与投资看作两回事是严重失误，无从挽救。
同样不幸是John Hicks与Alvin Hansen把这胡涂的分析基础带到近于名垂千古的IS-LM的均衡分析去。这分析一九六三年我考博士试时背得出来，今天内地的同学说他们还在背。自欺欺人怎可以欺那么久的？想来是因为Hicks与Hansen是大名家，穿起皇帝的新衣有其说服力。
IS是一条意图投资与意图储蓄永远相等的曲线，即是二者在利率变动时永远达到均衡。在该线上是无数的投资等于储蓄的交叉，内地称为产品市场均衡曲线。LM是一条货币的需求与供应永远均衡的曲线，利率变动该线上也是无数交叉。内地称为货币市场均衡曲线。IS与LM二线相交，来一个大交叉，称一般均衡 (这与Walras的一般均衡不同)。
因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IS曲线当然不能成立。LM呢？货币何物与币量应该怎样算到今天还争议不休，而我在《货币战略论》一书内指出的几种不同的货币制度，LM说的不知是哪一种。更为头痛是如果利率受到管制——今天某程度这管制近于无处无之——像马歇尔的曲线相交无从处理价格管制那样，IS- LM的交代也是空空如也。马歇尔的“不均衡”困境我在《价格管制理论》一文中解决了。那是教怎样选取需要补加的局限条件。这补加使不均衡变作均衡，足以推出验证假说，因而可救。然而，IS-LM的不均衡，逻辑上是不可能解决的。不均衡无从处理，均衡没有意思。是败局，无可救药！

经济学者就是喜欢以曲线交叉来解释世事。曲线画得出，方程式就写得出，可以巧妙，也可以美观。然而，解释世事需要的，是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含意，也即是说要推出有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这方面，宏观分析的“短缺”令人尴尬。从事宏观分析的众君子就是喜欢把一些在真实世界不存在的意图曲线移来移去，这里一个交叉那里一个交叉，务求移到跟可以观察到的几个变量——例如利率、通胀率、失业率、国际贸易差额、国民收入增长、财政数据、货币量等——大致吻合，就算是解释了。
是事后孔明的“砌”作吧。九十年代中期，一位我认识的名家到香港大学讲话。他用的是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又是真实世界无从观察之物)，解释当时美国的宏观经济。他把多条曲线移来移去，叉来叉去，提供的数据支持着他的结论。重点是基于美元在国际上强劲。他写文章时美元是强劲的，但到港大讲该文时美元转弱了三个月，不在他分析的数据的期间内。多加三个月他的整篇文章溃不成军！我指出，他无以为应。

杨小凯：后发劣势  

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
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
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
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
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
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
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
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ZF
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ZF反而会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
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ZF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

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
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
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
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
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
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现在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
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
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

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

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
公司开证卷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吃了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
'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
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

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
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
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
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我们中国现在在一些纲领性文件里面，老是强调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等。我想，在我们
这样一个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国度里面，要想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
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在讲跨越式发展，但实际上却往往是向后退的。有很
多人讲是不是在技术领域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牵连到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问
题。我觉得高科技产业也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制度基础问题。高科技发展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制度基
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一个分配制度，因而这就涉及一个信用基
础问题。自从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忽视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最基础的制度，就是高科技发展的文化氛围。我想，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都非常成功。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象硅谷
这样一种现象，是跟美国的文化氛围有关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在政治、言论及生活作风
各个方面都是非常自由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使得他们在科学技术的发明上敢于去
想象。而在一个政治上始终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生活方面要求循规蹈矩、新闻舆论又有那
么多限制的国家，其科技人员的创造性也必然大大收到限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
觉得在市场经济道路中间，与其讲“跨越式”发展、与其找捷径，不如老老实实的打好基
础。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模仿的问题。
     

有个企业理论，就是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是对企业家思想的定价。如果没有这个定价机制，
任何好的管理方式都不可能产生。所以在这一点上，又要有企业家精神，又没有私人剩余
权的有效保护，是不可能同时做到的。

就是技术模仿在短期内还是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的。当然这个成功是很危险的。
但是因为没有改革政治制度，所以就不公平，就造成了普通百姓不满，导致改革
失败。因此一个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哪怕方向是对的，也可能造成意外的倒退，
这种意外的倒退会使社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有时这种损失甚至是不可挽回的。这
都是历史的教训。　

从中国这两年的变化来看，我们现在的制度模仿也很热闹。但我们好象对制度里面的技术部分更为偏好，而对制度里面的基础的制度总想绕开或躲开。

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中所有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
如果缺乏这点认识，我们就看不到制度里的非理性主义。

在享受没有制度模仿就取得很大成果的时候，要警惕后面的危险。我希望这个警得到认真思考。
技术发展可以取得突破需要有一定的保证，就是说在技术发展的初期，模仿的效率可以比较高，
但越往后这一点越要打问号。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自由思想的阳光雨露浇灌出来的花朵。没有自由思想的阳光和雨露，
是不可能产生原创性、高质量的技术出来的。这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一个普遍适用
的结论。

经济问题说到底也不是经济学的问题了，它涉及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等方面。
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不发达，最根本的渊源就是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

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我们多年来一直存在制度创新
很薄弱，而技术创新比较快的情况。比如说直到现在，我们的治理结构、政企分开等都
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因此我们决不能用技术创新取代制度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6月5日教育部公布数据：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35年间，中国培养了7000万大学生。大学生毛入学率由3%提高到30%，增长了10倍。与和谐定律基本一致。而现在中共党员数为8300万，超过毕业大学生数1300万。

科教兴国任重而道远。

地方五年卖地超11万亿 做高成本规避上缴

2008~2012年五年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总收入超过11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净收益多少?
一位学者通过计算后得出，这五年扣除征地拆迁等成本后地方政府纯收益超过4.1万亿元。不过，这个数据尚未获得官方认可。
这一笔巨额的财富，其去向外界却难以知晓。今年两会财政部提交的“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有关地方土地出让支出的表述只有一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28046.04亿元，下降1.3%。
这或许不能满足外界的知情权，尤其是这些所出让的土地，性质上还是属于全民所有。专家呼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其收支账目应该公开。

占地方财政收入最高近四成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去年底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土地出让纯收益占出让收入还不到1/3，不到地方可用财力的一成。
但民间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北京(楼盘)工商大学贸易经济系副主任、中国市场学会流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徐振宇近日发布了一组数据，得出了2008~2012年五年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纯收入约4.1万亿元的结论。
此外，土地出让纯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除了2012年为9.49%外，其他年份都超过了两位数，最高的2010年超过了38%。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徐振宇表示，其数据来源于历年财政预算执行报告、国土资源部官方网站及《中国统计摘要(2012)》。
不过，上述几个来源并没有“土地出让纯收入”这个数据，他是根据相关计算得出的，即用土地出让总收入减去土地出让收入支出总数(记者注：这里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以及城市建设支出等)。
徐振宇提供的只是全国层面总数，具体到重点城市如京沪广深，鲜有此类数据公开。
本报记者统计了今年前5月北京经营性用地出让情况，在除去招标出让地块外(因招标地块不对外公布标底，无法计算溢价)，北京共出让50余宗地块，出让总金额约263亿元，这些地块的出让起始价总金额约170亿元，土地溢价约93亿元，占比约35%。
这个比例较低于外界的推断，一般认为，征地拆迁等成本约占土地出让收入的四成左右。
本报记者此前获得的某直辖市土地出让报告显示，2011年该市土地出让累计上缴财政专户1079亿元，扣除土地储备等成本后净收益621亿元。这意味着，该地区当年土地出让净收益率在60%以上。
徐振宇支持地方土地收益下降的观点。他认为随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实施，以及农村居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长，地方被迫提高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导致政府土地出让纯收入近年来迅速降低。
即便如此，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土地收储。在土地财政的运作模式下，通过土地出让直接赚钱是小，借此搭建投融资平台才是重点。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邹晓云认为，土地已成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手段，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抵押等环节，可以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哪怕这块土地出让不挣钱，政府也通过土地出让让企业和资本进入，进而带动区域发展。”
《2012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2%。
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杨遴杰也表示，分析地方土地财政不能仅从纯收益的角度看，地方通过国土部门收储大量土地，做大土地出让市场，可以借此做大城市投融资平台(可抵押的土地增多)，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此外，商业用地出让增多，房地产市场规模也会随之变大，附带而来的税收也会增加。

底价：政府卖地的底线

当前，一些城市土地出让的溢价看似不高，但其中却另有奥妙。政府在土地出让中设定的起始价等，一般会高于成本价，这个差价加上溢价部分，实际上政府获得的纯收益会更多。
目前，一宗经营性地块的出让过程会出现多个价格，包括评估价、底价、标底(起叫价、起始价)、竞买价(成交价)等。
政府在委托相关机构对地块进行价格评估时，一般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但基本上都应涵盖成本。在地价评估结束后，政府会根据土地估价结果、产业政策和土地市场情况等，综合确定出让底价。
如果在出让过程中，最终竞买价低于底价，则意味着该地块流标或者流拍，不能成交。
杨遴杰对记者表示，地方政府设定的出让底价一般会高于成本价，因为若将地块底价设定为等于成本价，一旦参与竞买企业购地欲望不积极，地块以底价成交，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毫无收益。不过底价具体高出成本价多少很难统计，相关部门会根据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形势，以及具体地块而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土部专家也对本报表示，一般地方政府设定的底价会比成本价高出25%左右，换言之，只要该地块能够最终出让，即便是以底价成交，也相当于会有超过25%的纯收益。
做高土地成本规避上缴
地方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多寡，除了会影响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能力，也会直接影响民生领域工作。
此前中央要求地方在土地出让纯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农业、水利、保障房等建设。这包括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等。
一旦地方土地出让纯收益降低，意味着地方可以减少用于上述项目的开支。而且，地方如通过某种“合规”方式来减少计提土地纯收益，中央其实很难查处。
通过操纵成本收益账目表，做高土地出让的成本来规避资金上缴的方式，就是一种“合规”方式。
杨遴杰对记者表示，不排除地方政府会做低土地出让的纯收益，因为前述四大支出项目要提成45%，这是很大的一块资金。地方为了多留，可能会将很多其他费用统计到成本中，比如对地块周边进行绿化，修建市政道路等。
他举例称，比如一条道路的修建原本应由财政出资，但土地部门可以将之放入土地出让的一级开发过程中，这就变成了成本。土地出让后看似纯收益降低，但实际上地方借此减少了财政支出，相当于增加了财力。并且，地方也可以据此减少对上述四大支出项目的提成。
徐振宇也认为，之所以土地出让纯收入会不断下降，也有地方政府为防止资金过多上缴给上级政府而有意识地“打埋伏”的考虑。

政府应公布土地支出账本

2006年，国务院就要求将土地出让收支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简单言之，国土部门收钱，然后交给财政部门将之纳入地方国库，并设立专账(即登记簿)，专门核算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情况。
但这个账本并未真正对外公开，在土地出让领域腐败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外界对于土地收入的收支公开呼声日渐高涨。
在财政部公布的全年财政收支预算中，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政府性基金的一部分，会公布其收支的总体数据，但并没有如公共财政支出等账本一样，详细公布其支出流向。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财政室主任杨志勇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国有土地出让收支账目应该公开，这部分钱是政府性基金预算，仅仅看数字是看不明白的，“目前预算报告里关于土地出让收入的数字其实什么都没说清。”
“从技术上来看没困难，既然能算出支出的数字，如何支出肯定也有账目，就是怎么公开的问题，而这往往又牵扯到保密制度或是数字敏感的问题。”杨志勇说。
2008年，某直辖市曾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大公开透明力度，土地出让金等各界普遍关注的公共性资金必须公开。至今，仍未见到更进一步的举措出台。

民营企业的艰难税负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认为，对于民营企业税远大于利，这有点儿不正常。
近期，海外再次密集地出现看空中国经济的观点。最新的相关文章，来自《每日电讯报》的《中国本世纪根本不可能赶上美国》。这和前段时间OECD、《经济学家》杂志热棒中国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依据是：其一，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再指靠人口红利，这意味着传统增长潜力的枯竭；其二，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再依靠ZF主导的信贷与投资的驱动。
结合2013年以来经济数据不如人意的表现，我们实在要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有所准备。

税负太高

然而，在宏观经济下滑的同时，企业的负担并未减轻反而加重。日前刚刚收官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12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与上年相比是零增长，而当期实际缴税比上年增加17%，缴税额比净利润还多14%，部分上市公司的税收支出竟然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公司的净利润。
对此，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是企业税负太高，如此下去恐会拖累中国经济复苏；二是很多企业“税远大于利”，有点儿不正常。
应该说，上述判断大体上成立。据财政部公布数据，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比2011年增长11.2%，税收收入增幅再次远超GDP增幅。这一税负比例高不高？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统计口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水平的差异，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一直比较大。但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我国宏观税负肯定不会偏低。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也能验证上述现象的存在。按照收入法核算国民收入时，统计上通常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大部门：ZF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ZF部门对应的分配收入被称为“生产税净额”，也就是企业缴纳的税额减去企业从ZF获得的生产补贴后的差额，也就是ZF在国民收益中的净分成。2011年，该值占GDP的比重为15.6%，而同期欧元区国家的这一比例约为11%，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更是在10%以下。由此可见，我们的“奶牛”被挤榨得最厉害。

税远大于利

“税大于利”除警示宏观税负上升过快外，其折射的以下两个问题更值得深思。
第一，我国税收收入来源严重不合理。税收来源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初步统计，我国直接税比例大致占1/3，间接税比例占2/3。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大部分以直接税为主，比例一般都超过60%，美国更是高达80%左右。不是说直接税比例越高越好，但间接税比例过高会带来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会造成税负不公。间接税，不管你有没有利润，以及利润有多少，一律采取“雁过拔毛”的方式，只要有营业流水就先征一道税。最后年底一核算，企业利润很少或干脆亏损，但所需缴纳的税额却不少，“税远大于利”的问题就这样出现了。二是会造成收入越低的人群或者盈利能力越差的企业感受到的税负痛苦越大。
第二，如居民收入差距一样，中国企业的贫富差距也太大，民营企业不少陷于“贫困”。2012年最挣钱的十大上市公司均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的国企。以大盘股为主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约2%的同比增长，而中小企业板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了约9%，创业板公司下降了约8%。这表明，民企这头奶牛被挤榨得最厉害，创新型企业也陷于困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依靠垄断性国企吗？经济资源大量集中于金融、房地产等技术性不高的行业，中国的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又能在哪里呢？
面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下民营企业的艰难时世，ZF税收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是不是当有所作为呢？

收入分配改革进展缓慢 亟待多领域突破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将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离任前要解决好的困难的事情之一。在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翻番”目标的背景下，收入分配的完善将起到助力作用，同时这也关乎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
随着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到位，如何最大化获取改革红利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的主题。在此基础上，将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如何切好这块“蛋糕”考验着各方智慧。收入分配作为各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亟待取得实质性突破。

年内能否突破存疑

近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但也是最难推进和深化的改革领域之一。历经8年“难产”，国务院于今年2月批转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三部委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但这份意见却并没得到普遍肯定。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艰难出台后，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再次对收入分配提出了明晰的要求。根据5月下旬出台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高层对改革方案的部署主要包括要落实深化此项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尽管如此，各界对这一部署仍表示不满，认为提法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克服平均主义”被认为是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历程至少经历了17次重大事件。自2002年开始，收入分配几乎每年都被重要会议或文件提及，但推动却一直缓慢。
“中央虽然将制定相关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作为今年需要完成的任务，但(收入分配)改革年内能否取得真正实质性的进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名接近政府的经济学家近日对本报表示，在细则出台前，其可操作性和效果都无法评估，因此改革进度有待观望。

改革需要多领域推动

上述经济学家称，改革之所以难以推动，主要是牵涉面太广，内在逻辑复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近日出版了一本书《渐行渐远的红利》，在书中，彭文生提出人口结构的变动和相关体制、政策扭曲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两大关键驱动力量。
他认为，过去十多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形成挤压，同时居民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日益不平衡，造成平均储蓄率上升，带来高投资和出口，进而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制造业，与消费紧密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落后，偏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对资源的需求相对较高，对环境压力大。
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多方面改革已经成为普遍共识。
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多管齐下才能起到调节作用。
贾康称，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作为的空间主要是培育和健全市场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与环境，合理调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和适当引导企业资方与劳方在工薪分配上的集体谈判等。在此基础上，政府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作为空间，是再分配领域，加强和优化再分配调节应作为重点任务纳入新一届政府的通盘工作部署和改革总体配套方案的设计。
而在再分配方面，主要是在税收方面抓紧落实，在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方面要作出相应改革。此外，还应该探索官员财产报告与公示制度试点;消除部分行业的过度垄断因素，提升相关收入分配制度规则的透明度;加强对非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引导和管理等。
目前，不少专家和地方将提高最低工资及税费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但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却表示，相比普遍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更为重要。
白重恩介绍说，目前社会保障使员工的负担和企业的负担非常重，五险一金加起来是工资水平的40%左右。如果这一块可以降低，将减轻企业的负担，居民工资收入会增加更快。他称，降低社保缴费，让个人账户的回报率更高是有效调节收入的方法。
与学界意见相同，官方各部门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在进行积极的协调和部署。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此前在一公开论坛上表示，下一步财政制度与政策创新会有七个方面的考量，包括支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财政部将通过补贴政策的实施，通过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他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一个表象，老百姓有意见可能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世界上很多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收入差距就比较大，但是都没有形成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亟待路线图和时间表

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收入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改革显然是不可缺位的一环。根据目前数据测算，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面对这一情况，单纯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适度控制通货膨胀并且实行强有力的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倍增的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
对此，各界多次呼吁出台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着眼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收入分配改革要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倒逼改革往前推进，以打破改革停滞的状态。
他认为，初步设想改革应该分四步走。第一步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目前方案已经如期出台，但在具体细节上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第二应该是在2015年以前初步建立起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基础制度;以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趋势得到控制并争取有所扭转;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得到控制;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初步建立。
第三步是争取在2018年实现政府财政预决算全面公开透明，包括“三公”支出在内的行政成本明显下降，财政支出结构有明显调整;收入分配基础制度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最后一步就是到2020年，收入分配关系应该得到基本理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左右;黑色和灰色收入得到制度性控制;公共财政基本建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
“应该说时间越来越紧迫了，我们是该有力度地出手了。”匡贤明称，从目前情况看，未来一两年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无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会有相关政策陆续出台。

6月5日教育部公布数据：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35年间，中国培养了7000万大学生。大学生毛入学率由3%提高到30%，增长了10倍。与和谐定律基本一致。而现在中共党员数为8300万，超过毕业大学生数1300万。

科教兴国任重而道远。

党员兴国也许比科教兴国更重要。

楼主很专业。

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在哪里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此，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刚刚公布的上个月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可能还会从第一季度的7.7%进一步回落，这不仅表现为投资与出口增长全面放缓，而且表现为严重产能过剩而导致工业企业生产去库存乏力，表现为调整严重扭曲的“房地产化”经济阻力重重，表现为居民消费力越来越弱。

按照往常的惯性思维，有不少市场人士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出台激励经济增长的政策，但是中央新一届政府接任三个月来向各方发出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当下不仅要忍受经济增速下行，而且也不急于出手刺激经济增长。以往那种通过货币数量扩张来保经济增长的思路正在逐渐改变，要求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货币政策在数量上调控更倾向从中性向常态回归。同时，重新定位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提高质量与增高效益来看GDP增长。李总理最近就一再提出，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去激发市场和经济内生动力。

这也就是说，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最高决策层正设法使经济增速底线全面下移至7%，以倒逼企业及地方真正下苦功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同时尽力减少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以期真正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所以，当前政府以静观其变的方式在观察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政策来应对这种变化。

从大方向上看，通过倒逼企业及地方来推动整个经济转型，以此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这条路是走对了。问题是地方政府对GDP增长崇拜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只是当前地方政府现在学得更聪明了，只做不说。笔者近几个月到过许多省份，从所观察到的情况看，不少中西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并没有因为地方政府换届而有所改变。市场上所流传的地方政府四十万亿投资规划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而从中长期来看，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弱化地方政府对GDP的崇拜及市场之干预，还难以解决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要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发展目标，尚需找出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矛盾的根源。

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逐渐走低之势，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随之越来越低，从1995年的52.16%降至2007年39.7%；绝大多数居民财产性收入越来越少。比如，近几年来不仅股市持续在低位徘徊，而且严重的负利率使得居民收入严重缩水。有人测算过，在2004年到2011年的96个月内，有52个月是负利率，平均真实利率为-0.3%。仅2011年，居民储蓄存款收入因此就缩水1.5万亿元以上。加上高房价导致居民消费严重萎缩，更使得社会经济不平等在近10年中日趋恶化，居民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中产阶层难以成长壮大、相对贫困化还在增加。而这种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源所在。

多数居民消费力不足，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在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事权大量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制度安排成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及信息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让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或影响土地、金融、能源等各种经济资源分配与经济事权，更让地方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及干预者，也让地方政府成为市场制度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及仲裁者。两种角色混淆在一起，地方政府不仅可参与市场和经营市场直接谋利，也可不断地把其既得利益甚至于非法利益制度化，这就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为谋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无论是当前的地方土地财政还是高房价，都是只有少数人获利而绝大多数人利益受损。当前社会中的不少利益冲突及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公正性程度低。因“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贫二代”而形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社会发展机会的不公正不公平有关。假如不能真正消除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不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无从谈起。

回首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通常，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为，只有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全面提升，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分享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之成果，才能真正调动全体人民劳动与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激发出全体人民努力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潜能，由此促进整个社会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近十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一个怪圈，在中央政府的持续的严厉宏观调控下，房价反而越走越高，房地产的泡沫反而越滚越大，绝大多数民众对房地产市场感觉越来越无奈、越来越失望，这固然有太多内外的现实原因，而最根本的还在于现有的经济体制下，房地产市场已扣上了一个死结，不从土地、户口、财政等制度改革上下手，各种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和抵制，足以让出台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或变调或扭曲或失效。

概而言之，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川大学者提出广义哥德巴赫猜想  挑战全球数学家

2013年5月，张益唐在哈佛大学作报告率先证明“弱孪生素数猜想”的同时，法国高等
师范学校教授Harald Helfgott在网上间接证明了弱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7的奇
数都能被表示成三个奇素数之和，从而彻底解决了三素数定理。 2013年，是世界数学
界的素数年。

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4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

川大一学者在10多年前就提出了广义哥德巴赫猜想：素数对称性定理。

定理如下：
在首项与公差q互素的等差级数中，对于该级数中的任一项N/2，N/2 >φ(q)*q^2，φ(q)
为q的欧拉函数，至少有一对素数关于N/2对称。即：N可表示为该级数的2个素数之和。
G（N,q）表示对称素数个数，G（N,q）≥1/φ(q)*1.32*N/(ln N)^2 + O（√N/ln√N)。
当 q=2，即哥德巴赫猜想。
当 N=2^m, G（N,q) =1/φ(q)*1.32*N/(ln N)^2 + O（√N/ln√N)。
当 q=2, 且N=2^m, 哥德巴赫猜想表达式G(N) =1.32*N/(ln N)^2 + O（√N/ln√N)。
即孪生素数猜想表达式。

Hardy曾说过：“如果哥德巴赫猜想有一天被证明，其方法应该类似于我和Littlewood
的方法”，不是圆法无力，而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不够。我们不是在原则上没有成功，而
是在细节上没有成功。”

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最有效的两种方法圆法和筛法，现在只能逼近，无法成功。是方法的
局限还是细节的疏忽？令人深思。

哥德巴赫猜想与孪生素数猜想同源。

孪生素数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7000万到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邻，却永
远无法走到一起。哥德巴赫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
对，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广义哥德巴赫猜想所提出的素数对称性定理，揭开了素数的对称性分布之谜。无序中的
有序，有序中的无序。素数的对称性，才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本质。问题的提出，也许比
解决问题本身更有价值。

素数对称性定理的发现，犹如打开了素数分布的黑洞，过去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所有证明
，包括最好的证明（1+2），有可能变成废纸一张。也许这就是素数对称性定理不为人
知的原因。

一数学教授曾经对此定理作过预测：除非外国数学家首先提出，否则国内无人接受。


张益唐破译的弱孪生素数猜想，其实是广义孪生素数猜想中当q＜3500万，2q＜7000万
的弱形式。q=1,即孪生素数猜想。对于数学家来说，7000万与7000并无质的差别。如同
宇宙演化的历史，时间静止一般，一万年与一亿年也无质的差别。

孪生素数猜想首先从广义孪生素数猜想取得突破，出乎数论学家的意料。哥德巴赫猜想
能否另辟蹊径，从广义哥德巴赫猜想取得重大进展，也未可知。

素数对称性定理的发现，将引发数论界的一场论战！

讨论问题要专注一点

贾康：博弈中走向理性之路

说到改革，个人感觉在当下社会氛围里面，这样一个主题词往往谈论起来是带有沉重感的。我试着提炼这么几个短语或者表述，谈一下我的感受。

第一句话，我们现在处于黄金发展和矛盾凸现伴随这样一种状态。黄金发展期非常明显，在决策层表述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前几天我随着一个调查组在福建调查小城镇的发展，其实从比较大规模的城市到小城镇，所到之处看到的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面既有住宅区，也有规模宏伟的厂房，在发展过程中间越来越注意生态环境，注意宜居，提出了“慢生活”等等这些过去认为超前的里面，他们融入到这个发展中间。

同时在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继续有希望保持势头的情况下，仍然被人们所肯定的同时，我们受到环境制约，这个矛盾的凸现非常明显。2012连续三个区域性的群体性事件就出现在化工项目，这种项目在八年、十年以前，如果启动的时候是当地政府和民众一起敲锣打鼓，但现在隆重举行开工典礼的时候，民众完全不接受，最后不得不以特殊手段平息事态。当然最后的结果都是类似的，宣布这个项目在本地永远不上马。而实际上我观察呢，这里面没有什么人真正实现了他们的利益的诉求，实际上是当地政府和民众双输的局面。

在这样的矛盾后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民众对环境资源方面的考量，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前所未有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公共权利体系能不能适应这个要求，你的税收收入和其他很多事情不能按原来的套路往前推。还有受到人际关系制约凸现，比如财产配置，政府政权机构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场合可以观察到火药味很足。这种人际关系的矛盾，在背景上就是属于中等收入来临以后，任何经济体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两大角度矛盾的凸现是交织在一起的，更深刻的是生产关系层面的。

第二句话，我们在运行态势上是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的对冲。我们的下行因素越来越明显，一般学术界认为我们潜在增长要下台阶了。前面三十多年两位数的增长，现在不能再指望了，我们主动把年度增长目标下降到7.5%。潜在增长下台阶，同时注意到劳动成本明显上升，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五年相比差不多翻了一番。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学者画出曲线2015年人口红利迅速归零，另外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有的学者认为，它远比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政府负债压力大的多。几十年内，基本养老和其他养老，以及老年人医疗服务巨大缺口，中国社会怎么填补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在较高的基数之上，现在投资报酬递减也是可以观察到的特征。诸如此类，这些下行因素必然会形成新阶段新挑战。另外我们要看到可以指望的上行因素，比如说城镇化，按照其他发达经济体走过的道路，这个还是能够指望的，一年上升1个点也还能发展二十多年。

城镇化的红利和城镇化发展伴随其他要素的活跃所带来的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升级等等，我们有信心去争取的潜力释放。这里面的科技创新也是国家战略，我们在中长期发展规划当中是非常明确的。

在创新释放潜力旁边，还有一个社会管理红利可以挖掘。中国政府至少有一批人意识到，很多事情的管理不要政府冲到第一线，能不能调动社会的力量，现在社区里面在探索多样化的管理形式。社会管理的红利显然非常值得挖掘，政府在这方面如果定好的定位，正好把我们原来所忽视的领域，它里面所产生的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发挥出来。所有这些红利合在一起，这几个红利更好的挖掘是决定着我们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之后，所剩的净值是多大？

这个潜力怎么如愿的释放出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又在“改革”主题词上面。怎么样让政府错装的这只手拆下来交给市场是要动真格的。怎么样通过价税财联动改革，把财务杠杆基本的制度安排建设到位，把经济杠杆的作用发挥出来，显然要推进制度改革。在这之后争取最大的红利，就一定落在怎么样能够把改革实质性的往前推进。

第三句话，改革的努力和利益阻碍的博弈。在十八大召开之后我们看到非常清晰的信号。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科学发展强调至今，同时伴随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很多改革事项严重滞后，这里面大家都说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碍。

这些既得利益在共和概念之下，首先让它有一个正常表达的途径和机制，任何的利益集团都可以表达它的诉求，然后我们要寻求的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

比如税收市场，现代社会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决断。比如说我们讨论和民众相关的税收，如果我们做一个公决很简单，这个税收最好把它废了大家就高兴了，但形成现代国家必须建立现代税制，这个过程中间理性程度提高，必须在博弈里面走向一个理性之路。但是理性表现出来更难的，首先是政府怎么约束自己。李克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到“壮士断腕的决心”。在这之后也有学者对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的怀疑，真正在自己身上动刀谈何容易，这个背后改革阻力和利益阻碍，这是中国社会现实中处处发生的问题。

如果处理的大致能够过得去，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前面周教授所说到的，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改革和越来越年轻主体期望值赛跑，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会不会出现改革落后的局面呢？这种不确定性，至少从居安思危的角度不能够否定。

那么在后来一些场合我听到，一些企业家更愿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矛盾不加以化解，矛盾积累到某一个偶然事件，造成矛盾暴力冲突表现形式的时候，那么社会代价是极大的。

第四句话，十八大之后，我们所处在2013年，挑战机遇并存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接受历史考验，确实存在一个新起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怎么做顶层规划的文件，这个顶层规划怎么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的创新过程互动，这种互动怎么样落实到真正要缓解中国环境制约，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怎么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来使渐进改革一些基本目标伴随新型农业化、新型城镇化能够让它走出来。比如财税方面、营改增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共识，但其他的文件现在只说是研究。

这和上面所得的既得利益在一起，我认为比较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改革事项，大家都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压力来了以后，已经实行三十多年计划生育里面的改革应该做调整。这几千个人不会带来婴儿潮，也不会冲击国策框架。它产生的正面效益是不可忽视的，他会使我们社会大众感觉到在可做的事情上面，还会对冲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客观上还会减少中国社会上大家议论越来越多失独压力。他还会改进一下人口的结构，诸如此类这么多的正面效益为什么就铁嘴钢牙死咬着不放。

我们寄希望于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十八大之后的三中全会上，能够看到在这方面有力的推动。

第五句话，中国是不是也有必要借鉴所谓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这个路径依赖过程中间，我们设想一下三中全会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很多学者讨论的，五位一体讨论的，正面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里面我个人观察不确定性是明显的，假设三中全会后仍然不能提出正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那我们可做什么事情？多少年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美国人在1880那个时点上跟中国当下高度近似。

科技杂志满天飞，灾难性的事故层出不穷，等等这些事情综合在一起，美国人怎么走出混沌状态呢？美国人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涉及正面体制改革的，而是抓住建立现代意义的税收制度，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公众意愿表达机制，更多和政府互动的机制，通过这些就把美国混沌状况调整为能够接受的状态。

美国发生一场大火，烧死一百多位女工，振动全美，振动全美之后，通过了一个最严格的法律，这个法律从那个时候一直严格执行到现在。我在二十多年前到美国的时候，我所租的窗户外面就是一个金属疏散机。

如果通过面对刺激，能够把法律做到位，那我们一步一步把税收、把预算，把公共意愿怎么表达。美国人在1913年形成了个人所得税到现在一直执行。在1920年形成了纽约地方预算，以后迅速复制到美国其他地方。无非这样一个过程，支撑着它走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中国在这方面当然不能简单套用美国的经验，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说找到在改革深水区，我们的潜力空间要打开，越来越带有难度，这个话题越来越沉重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努力让以后发展过程当中代价低一点。

从大家都可以发出声音的，怎么样建立现代税制，现代透明的公共预算开始，把实质性改革往前推，这些办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地方财政收入吃紧 房产税或成地方税重要来源

经济下行，地方财政收入吃紧，如何保证后土地经济时代地方财力的稳定，或成为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目前，多个官方机构正在进行论证，重要课题就是地方ZF的稳定财源。

昨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证实，目前一直在讨论地方财源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到构建地方税体系，地方财源的方向会有变化。”

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ZF已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社科院法学研究员刘海波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表示，中西部县城不适合这样的土地财政模式，三、四线城市做土地财政比较难，因为增值的收益有限，同时也无法引入全国的资本进行购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地产在增值，远乡地产在相对贬值；沿海工业化地区土地在增值，中部土地在相对贬值，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目前，土地财政是地方ZF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土地财政模式进入低潮，不同地区地方ZF出现了不同程度地方债的问题，尤其是在新一轮地方ZF主导的投资下，地方债不断升高，地方债危机爆发风险日益加剧。

国家审计署在6月10日公布的《36个地方ZF本级ZF性债务审计结果》中谈到土地财政时言简意赅，但与2010年审计署对全国地方债的全面审计对比，最新数据表明了几个现实：2010年底，ZF性债务大约有40%要靠土地收益来偿还，而现在部分地区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地方ZF债务偿还高度依赖于土地收益。
进入后土地经济时代，地方财源从何而来？目前，多个官方机构正在进行调研论证，重要课题就是地方ZF的稳定财源。

“十八大”报告提到，“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

我国现行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框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随后税制调整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也对应着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利益关系。

财政部财科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透露，稳定地方财源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的一个改革方向，“稳定地方财源正在考虑的思路是适度下放财权给地方，建立完善的房产税、消费税体系，为地方ZF培育财源。”他表示，未来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一个重点是资源税，既可以与价格机制改革相配套，又有助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地区构建稳定的支柱财源；另一个支柱是房产税。

贾康也表示房产税有利于稳定地方财源，“房产税本身就是柔性切入，是为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具有打造地方税体系，并对收入分配中再分配环节进行税收调节的宏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