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F管制、收入差距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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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0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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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ZF管制、收入差距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H2>
<DIV> 杨天宇 　　ZF管制与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利益冲突加剧的关系 　　我国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的加剧是不是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从直觉上来说很可能是这样，但这仍然需要实证数据的支持。我国社会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是各阶层利益冲突加剧的重要原因，见表1。 <IMG src="http://cn.qikan.com/qkimages/xhwz/xhwz200616/xhwz20061619-1-l.jpg" border=0>　　 　　从表1可以看出，在城市居民的7个阶层中，认为各种利益冲突已经相当严重的是处于“最底层”、“底层”和处于“最高层”、“高层”的居民，而位于中层的居民选择“有严重冲突”的比例普遍较低。这说明，当前社会高层和低层的人员相互间已经明显感到某种敌意的存在。而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提高，则根据基尼系数的定义，必将引起两种后果，一是高层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二是自我认同为社会低层的人数增加，即形成所谓“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显然，根据表1，这两种后果只能导致有更多的人感到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严重冲突，换句话说，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因此而加剧。 　　如果说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各阶层利益冲突加剧的重要原因，那么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无疑将缓解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这也是西方国家在类似情况下的常规政策选择，但我国的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我们注意到，我国ZF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支出一直在不断提高。奇怪的是，我国收入再分配力度虽一再加大，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却连减缓的迹象都没有，这与西方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有可能还存在某些收入再分配政策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认为，这个深层次原因很可能是各种形式的ZF管制。所谓ZF管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ZF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或监督行为。在产业经济学中，ZF管制一般特指管制机构对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管制和进入管制行为。我们则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ZF管制，即把ZF资源配置职能中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都视为ZF管制。 　　ZF管制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可以从经典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按照该理论，地区、部门之间的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由于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如果地区、部门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限制，则劳动力将从资本稀缺、收入低的地区、部门迁居至资本密集的地区、部门，而资本密集地区（部门）的资本将转移至资本稀缺的地区（部门）。市场机制促使这两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将使地区（部门）间的资本—劳动比率趋同，因此地区或部门间的人均收入也会趋同，这就是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但这个效应的发挥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如ZF既不能阻止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代替市场机制在地区（部门）间配置资源。如果ZF管制违反了上述前提条件，那么显然会阻碍人均收入的趋同；不仅如此，如果生产要素因ZF管制而不能自由流动，则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各地区（部门）的初始资本数量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从而促使资本—劳动比率的差距扩大，人均收入差距将因此而扩大；而假如ZF在利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时人为地向资本密集的地区（部门）倾斜，则人均收入差距会因此加速扩大。可见，ZF管制的失当确实有可能扩大收入差距，而这种收入差距并不是市场机制失灵产生的结果，它是收入再分配政策难以解决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一机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以上论证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ZF管制和市场机制都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再分配作为一种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只能解决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而对于ZF管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则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第二，ZF管制和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目前各阶层利益冲突加剧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追根溯源的话，则缓解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不能只看收入差距这个中介环节，而要从市场机制、ZF管制这两个源头入手进行政策设计。这就意味着，适度的收入再分配、不过分干预市场机制的ZF管制，都是缓解目前各阶层利益冲突的重要政策手段。ZF管制、市场机制、收入差距、各阶层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可由图1来表示： <IMG src="http://cn.qikan.com/qkimages/xhwz/xhwz200616/xhwz20061619-2-l.jpg" border=0> 　　根据图1，ZF管制、市场机制都是造成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加剧的深层次原因。但市场机制按要素分配的作用已经被我们所熟知，国际上对于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和方法也有了丰富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本文将主要论证图1中带有中国特色的部分，即ZF管制是如何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间接加剧了阶层利益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DIV></H2>
<H2>ZF管制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ZF管制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同样可以由上述索洛—斯旺模型来解释。从现实情况看，ZF管制不但在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两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而且更重要的是，ZF在行使资源配置职能时偏向人均收入高的城市部门。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这首先表现为ZF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偏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向重工业倾斜，财富向城市集中，对农村抽取过多补给过少。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偏好并没有改变。 　　ZF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城市偏向，制造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而这没有在再分配中加以矫正，相反，二次分配中的城市偏向还在加剧。这首先表现为税负上的不公平。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计算，农民的税费负担高得惊人，如果把农民缴纳的“费”看做个人所得税，则获得城乡居民总收入33%的农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将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60%。再以全国社会保障支出来看，我们在前面提到，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数量和占GDP比重一直在增长，但该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却是高度不平均的。有学者估计，城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差距已经达到30倍之多。可见，无论在初次分配中，还是在二次分配中，ZF都有很强的城市偏好，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其次，ZF管制还表现为ZF对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现行的户籍制度虽已不能禁止农民进城打工，但各级ZF仍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农民迁入城市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另一方面ZF明确规定诸多岗位不允许雇佣外地劳动力；或以“再就业工程”名义，通过奖罚手段诱导企业用本地失业工人替代农民工。ZF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还是出于城市偏好，即为了防止农民与城市就业者争岗位。这种做法严重地扭曲了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不仅如此，城市偏好还间接地阻碍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与城市资本的结合。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城市里的工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旺盛，为人均收入的趋同提供了基础。我国目前也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但是由于上述ZF的城市偏好政策，造成了农村的贫困落后，大大缩减了农民的购买力，使农村市场狭小、农民的劳动力素质下降。结果一方面造成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城市工业的增长速度和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工难以符合城市工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难以发挥，人均收入趋同也失去了必要条件。这就是说，ZF管制所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效果，不仅直接阻碍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而且间接阻碍了城市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抑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ZF管制与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城市内部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有城市户籍的各阶层收入差距，二是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与无城市户籍的进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这两个方面，ZF经济职能的“越位”都有一定的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种作用产生的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类似，也是通过资源配置不平衡、阻碍要素自由流动来实现的。 <a href="http://www.qikan.com.cnfmp9mki9ym8gmvxa/" target="_blank" >www.qikan.com.cnfmp9mKi9yM8gMVxa</A> 　　首先来看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工之间的差距。这可能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看发展经济学的说法，美国学者托达罗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内部存在两部门现象，一是城市中的现代部门（或正规部门），二是城市中的传统部门（或非正规部门）。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受到工会力量或ZF政策影响，因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同时，正规部门的工人还享有ZF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以及劳动安全保障、社会保险等。而非正规部门的从业者没有上述待遇，其就业身份、地位只是临时性的。当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流入城市时，如果不能在正规部门中找到工作，就很可能先在非正规部门打零工，以便等待以后找机会乎进入正规部门工作。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我国进城农民工大部分都就业于非正规部门。对于城市正规部门来说，由于对从业者技术、学历、户籍、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较高要求，大多数农民是很难进入的。因此，我国城市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二元的劳动力市场，进城农民工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这样，我国的城市化就主要体现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城市化进程不仅表现为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且表现为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中的14.6%，约3146万人没有“农转非”；而到2003年，没有“农转非”的城市人口已达14699万，占当年城市人口的28%。这说明，那些没有“农转非”的进城农民对我国城市化贡献巨大。这个特点将对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笔者曾利用1978年~2003年的数据，对我国城市化与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做过一项计量研究，得出的计量方程结果说明，城市化虽然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它同时正在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将问题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既有农民工劳动力素质低的原因，也有ZF管制部门偏向城市正规部门的原因。而这两个原因都体现了ZF在资源配置对有户籍城市居民的倾斜政策，道理很简单，目前教育经费和社会保障的享受者主要是有户籍的城市居民，农民工所在的城市非正规部门是难以享受这些待遇的。这种资源配置上的倾向性将会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同时，农民工由于制度性因素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因此劳动力要素实际上又无法自由流动，这就在体制上排除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流动而缩小的可能性。 　　其次来看有城市户籍的各阶层收入差距。按照托达罗的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他们都应该属于城市正规部门，都享有ZF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政策优惠。但即使是有户籍的城市居民，其享有的优惠待遇也是不平等的。城市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总是与学历、单位等因素挂钩，教育程度高者、工作在国有企业或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者可以享受较好的社会保障；而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等，享受的社会保障数量少、享受的概率低；个体工商户作为一个自我雇佣的阶层，很多也无法纳入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即越是待遇好、工作稳定的单位职工，越能享受到社会保障；越是待遇差、失业风险大的单位职工，越没有机会享受社会保障，这就形成了社会保障的“逆向调节”。由于缺乏分阶层的社会保障数据，目前还无法对城市社会保障与城市内部正规部门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类似英美那样的计算，但社会学家的一项成果已经足以证明“逆向调节”的存在。赵卫华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1年在深圳的问卷调查数据，用回归分析检验了社会保障与居民耐用品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不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干部、企业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5个脑力劳动阶层与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这三个体力劳动阶层在耐用品消费上存在明显的差距，但是当控制了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差别之后，各脑力劳动阶层和体力劳动阶层之间的耐用品消费差距大幅度缩小了。这说明，社会保障在城市正规部门内部各阶层间的分布差距，确实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个结论还可以从居民主观感受的数据中得到证实。 　　结语 　　从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加剧的重要原因。但是，收入差距本身仅仅是解释各阶层利益冲突的“中介环节”，并不是最终原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从两个根源上去寻找，一是市场机制按生产要素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二是ZF管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显然，这种由ZF管制失灵造成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是难以通过常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来解决的。收入再分配可能只会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而要彻底地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对现行ZF资源配置职能进行改革，以消除ZF管制失灵，从而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各阶层利益冲突的目的。在任何国家，ZF管制和ZF经济职能都是必要的，但它不能是过分的，否则就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并导致一系列其他问题。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很简单：第一，消除ZF在行使资源配置职能时的城市偏好，实现资源配置上的平等化；第二，改革现行有关制度，允许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H2>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30 22:30:4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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