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纳什：理想货币与渐近理想货币

我今天要讲的实际上是我在英格兰沃尔根学校讲过的，在美国的布朗大学也讲过，基本上是一致的内容。在2002 年，我还曾经做过一个讲座，也涉及到我现在所提到的一个项目，当然我在北京大学的合作当中，也提到过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份出版的材料，也是以理想货币为题的，这是在美国的南方经济学刊上，在2002年发表的。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就是我演讲的题目，我想先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这是第一页，这是主题目，被称 为货币的商品有久远的历史。

实际上被称为的货币的特殊商品有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我们不断被货币所控制，而且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货币，不愿意失去货币，在思考货币的时候会失去理性，货币会更加缺乏效率，所以有很多不同流派的观点，包括主流的凯恩斯主义观点， 被兜售给大家，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准的准则。他主要的论点就是少其为多，或者换句话说，劣质的货币比优质的货币好得多，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条劣币驱逐良币。而这可以与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观点有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

下面这个小题目从货币哲学的偏离，我必须要压缩我的发言，不会完全地讲述，我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介绍对货币的一些看法，显然货币不适于放在圣殿当中，而货币也有它适用的价值，所以这两者有一些相互对立的。下面一个话题，也是不得不 压缩的，另外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么短的时间讲出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想了解全部的内容，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看一看。你们只要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站，然后在个人搜寻的网页搜寻纳什就能找到我的网站，以及可以找到网页的连接，也是与数学系相连接，这也是我工作的部门，理想货币就是我所研究的领域 之一。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全部内容。

这个题目是福利经济学。在经济方面，到底我们能做些什么，货币是进行商品交换的一个中介，包括贸易政策，开支，一个国家的福利，包括世界的福利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出现高失业率，箫条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最佳的政策选择是什么， 在这里我想建议的是，参考下面几个做法和方法，当然他们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

下面一个题目就是货币效用和博弈论。这里提到的博弈论，货币和博弈论有着根本性的联系，大家想一想，作为博弈论各方很可能是有效用驱动才去行动的，也就是什么使它能够获益，比如可能是钱，或者说这种效用可以以货币来衡量。如果有两方 参与博弈，有可能是合作性博弈，或者是竞争性博弈，或者是包含了两方面。如果各方以货币来交易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来衡量他所面临的局面，比如每一方可以看看它的所得或所失，这就实现了效用的转移。如果货币实现的效用转移的话，就相当于你拿钱去买东西，如果你以货易货的方式，效率就会低很多。一个部落是以易 货的方式来维持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社会交易方式。而在更为复杂的交易形式当中，货币的引入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博弈可以分为两者，可转移为效用的博弈，和不可转移为效用的博弈。现在实行的是第一种形式的博弈，概括地说，如果第二种博弈如果转化为第一种博弈的形式，都是有利的，不论好人坏人。所以我们应该来推动这种效用的转移，比如说泰 国的货币或者是瑞士的货币来实现。如果我们的合同是一个较长的实现，那么这两种区别是可以必须明显地辨别出来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货币的币值的话，你就不愿意来放款。因为在放款的期间，你有可能不能保持这个币值。你可能希望有抵押，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存在。

我也听到蒙代尔教授介绍的拉丁美洲的情况，包括房地产的情况，尤其以美元标价的房地产情况。因为他们不大清楚未来币值怎么变化，所以他们认为地产的价格相对稳定一些。凯恩斯主义者，这是下一个题目。我觉得实际上，凯恩斯是多纬度的， 很多人只继承了他的一方面。他的思想是科学严谨的，可能我们现在听到在华盛顿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其他的地方的不大一致，在华盛顿可能他们涉及大美国的财政政策，包括联储的政策等等。所以我想定义一下凯恩斯主义，我们就把它定义为一个思想的流派，这是一个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英镑和美元贬值中兴起的流派， 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会支持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而这些部门会持续的来追求经济福利的目标, 不太注重货币的长期声誉和与之相伴的金融企业的信誉。实际上，凯恩斯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格言在长期我们都已经死了。

近代一些我们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个小题目是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我想在这里有很多批评意见，因为很多的科研工作，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之后所做的研究，也是集中关注于宏观经济，所有这些努力，都是起源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流派的。 更在数学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从过去的古典数学理论当中找出一些经典的理论，然后在它的基础上予以发展。比如有一些公里是建立在其他公理基础之上，之后我们又有一些公理和定理。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学派就有点像缺乏公理的推导。

实际上，在科学史上，尤其在19世纪以前，数学家那个时候并不太关注公理和推断，所以我想在宏观经济方面，我们可以把经济学做的一些研究比作是缺乏公里的一些研究，有点像几何。也就是说，有一些圆并没有确定他的圆心和半径就画出来 了。在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国家经过了逐步的通货膨胀之后，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中央的当局他们也需要在长期来保持货币稳定的价值，在香港他们就在这么做。至少他们是控制住了对美国通货膨胀率给香港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的倾向，他们非常愿意看到通货紧缩，因为价格可能会下降，而持续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看到一些国家采取的一些货币的政策。回首过去，从18世纪到19世纪，到20世纪，英格 兰银行实际上也在采取一种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中央银行到底应该怎么做，我想他们的公理并不是无误的。而凯恩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风行以后，对这方面就非常淡漠了。

对我而言，好像凯恩斯主义更多是治疗性的理论，当然我们很难对这种治疗性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我们还可以问一下，如果持续地使用这种治疗性手段的话，长期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我想再一次提出理想货币的概念，这也是我在每篇论文当中 首先提出的。金和银在过去是作为交换的基本的货币，这也是一种交易的基本的标准，它提供了一种稳定性。尽管这两种贵金属都并不是在价值上而言保持稳定的。而现在如果你还可以选择以黄金来交易的话，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货币的价值和其他的一些货物或者是宝石等等，他们的价值也是相互关联的。他 们本身也是有天然的价值的，而且这个价值有可能被扭曲。

我的建议就是要使用一种指数，把更多商品和产业的价格指数化，这就包括银、黄金、铜、镍、铀等等，不仅涉及到工业金属，还包括能源等等，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指数，只是一个概念，也就是工业价格消费指数。那么货币的基本的价值 可以以此为基础，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为这个指数做定义，这有点像金本位或银本位这些标准。但是它又不会存在使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价值的扭曲。

更近一段时间，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也就是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实际上首先来看一看所谓的目标，这个概念好像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实际上在承认，无论他们怎么谈，他们工作当中碰到的困难，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他们尽管 说自己工作困难重重，但是最后认为货币的供应是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断把这个工作作为一种艺术，而实实在在进行的一项工作。

如果他们不断印钱的话，货币的价值会走低。通货膨胀政策的流行，实际是始自新西兰，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些国家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新西兰更多是一个受凯恩斯思维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如果有很多的国家都使用通货膨胀目标的 政策，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只是在理论上在探讨这个问题，在俄罗斯好像没有公开的表明他的是赞扬这个政策的。实际上，有关这方面有时候也受到一些立法的影响，因为有些立法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要保持货币的币值，而这些有关的当局却并没有这样做，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更多是把黄金和美元联系在一起，而美国的私 人不能够买黄金，不能够用黄金来赌博，或者用黄金对美元的币值进行投机。

最终而言都会看到，这方面的一些变动，如果绝大部分货币都使用通货膨胀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这些货币，比如说一些债权可以和一些商业的金融公司相比较，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些平级的公司。这种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每个国家的 通货膨胀率，当然可以通过衡量它的生活成本来衡量它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时候生活成本的尝试并不一定代表通货膨胀。有的时候生活成本会逐渐的上升，但是这可能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因为人们不再需要那么辛苦的劳动。

罗伯特•巴洛：偶发危机的世界里的资产价格

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是2002年，从那以后已经到中国第四次了。所以基本上是不到一年就会来一次中国。我并没有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这个奖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神圣的仪式，让我想到在我8岁的时候，在纽约的卡内基大厅看到一家钢琴，当时在钢琴旁边的就是我，我母亲还有一个考官，在那次的钢琴考试当中我做的不大好，我希望在这次论坛中我表现的更好一些。

我想介绍一下现在我所研究的课题，因为我对这个题目感到很激动，尽管就它的应用而言，可能不会是很迅速的政策方面的运用，我想在论坛晚些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谈一谈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尤其是涉及中国的问题，包括汇率的问题，我当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我 用我的母语——瑞典语准备的一篇文章，我想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内容，还是用英语做这篇演讲。我想谈的看法是与资产有关的，这是我最近开始研究的课题。我想讨论的基本问题，包括它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1988年一篇论文，我想这篇论文被忽视了，当时李资教授提出了一些看法，他的一些基本的想法就是，基本上 在任何时候总是有一种潜力，当然可能概率并不大，总是有这样一种爆发灾难或者灾害的可能性，被爆发这种灾难的可能性总是对资产的定向有很大的影响，包括股票、债券等等。你们想想，其他一些形式的资产，包括房地产等等。

首先，我想就20世纪举几个例子，谈谈我脑子里想到的低概率的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这些危机也使我们观察到各国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尤其是在一两年的时间，其中有些事件是影响到全球的事件，有些则是导致了 经济的萧条和危机。我想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尤其从美国人的视角来说，以及欧洲人的视角来说，可能是上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我们看看，20多个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西欧、日本，在30年代早期大萧条的时候，他们的人群GDP下降了25％，而且是在两年内。而在美国下降的幅度在1929— 1933年达到了31％。如果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总是把战争时期，尤其是20世纪的战争时期，和经济的繁荣会加以比较。比如说在一战和二战，对美国而言都是如此。当我们想到 战时的情况，我们可能想到国内资产受到破坏，而这种情况只是在美国内战，就是19世纪60年代才发生，当然这对其他的国家则是不同的，比如说西欧、日本，情况和美国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一战的时候，1914－1918年之间，20个OECD国家当中有8个国家真实的GDP下降了20％－30％，而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二战对很多国家而言，带来了更深重的影响，包括他们的产出也受到了影响，所以20个 OECD国家当中，有9个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

在一些案例当中，一些国家的人均GDP下降了50％－60％，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他们的产出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东亚，朝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可能也包括了中国，但是在二战时期，中国的统计数据是非常不完整的，中国的产出也应该急剧的收缩。

我想在中国，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符合这种低概率事件的概念的，也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真实的GDP也出现了真实的下滑，差不多下滑了20％。另外与中国临近的地区，就是亚洲金融危机，这是在1997—1998年发生 的，在很短的时间里很多的国家的GDP出现了急剧的下滑，印度尼西亚、泰国显然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当然，如果我们把之前的案例相比来看，这种下滑是更严重的。在战后世界各地还出现了一些萧条，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国家，差不多有一半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战后的经历，比如说伊拉克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就是在1991年结束战争的伊朗以 及巴勒斯坦西岸地带，他们在的GDP的下滑都反映了这个例子，还有阿根廷、智利、秘鲁等等，他们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出现了GDP下滑25％左右的现象。

我们看到他们的增长率出现了下滑，尽管个人GDP没有出现下滑，尤其是在二战以后的这段时间，尤其像瑞士等，他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比战后初期的增长率要下降了很多，所以我现在研究的经济模型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像这样一些偶发的事 件，他们的潜在影响可能会对资产的定价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最早提到股票的难题，最近我也了解到另外一位作者提到的在1979年写了文章，曾经在出版之前有四份杂志都拒绝要这篇论文，而且大家知道的一些著名的经济杂志如果拒绝文章的发表，他的作者会感到非常的不安。

那么股票低下的难题是“米拉克”共同阐述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难题呢？就是说你持有的股票所获得的收入，和持有一些债券之间获得的收益存在的差距，这不仅仅在美国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在别的国家包括日本、西欧国家也是如此。每年这个差 距差不多是7％，为什么是一个难题呢？正如“米拉克”所提到的，因为根据一个标准的经济模型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情况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如此，他们需要了解股票价格还有债券的收益在70年代都是如此，包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难题，甚至比在美国看到的差距更大。

对中国而言，可能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检验股票的模型。显然股票的模型和其他的经济体模型是不同的。还有一个相关的难题，也是涉及股票的模型和基础，就是这种所谓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很低，也就是0—2％。而低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 常低，还有难题就是如果我们看看股票收益率的话，每年的情况变动很大，股票的收益波动性很强，在东亚的经济体当中这种波动性更强，比美国和欧洲都要强。

另外，还有一种难题，我要解决这个难题也很困难，在很多年前我有一本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看看美国战时的真实利率，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真实利率，你可以看到真实利率很低，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多的微观经济模型预测，当政府 在购买大量的货物和服务，这也是一个难题。我现在想到这两者实际上是有着相关性，对美国而言，的确真实利率是很低的，不仅是在内战时期，而且在一战、二战、韩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但是越南战争不是如此，这是惟一的特例，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式。也许以后会得到更好的结论。

另外，我们关注了一些数据，就是股价。美国的股市我们可以追溯到1871年的数据，我们看看它的市盈率，也就是股票市价和盈利的比例，市盈率在战争时期都是偏低的，市盈率低就是和盈利相比股票价格下降了，在二战早期、韩战的早期等 等，稍后这些价格又开始反弹，市盈率又开始上升。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市盈率是很高的，并不低，当然在萧条时期股价和盈利都下降了，但是价格下降的更多，所以市盈率当时还是比较高的，像这样的模式还是比较多。这些数据都显示了这一点。

就我所做的研究工作而言，可以解释一下这些模式，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难题都有关系。我想最基本的一点看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对标准的模型做出一些修订。有些事件的概率可能很低，比如每年1％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发生，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 大的。比如说像一战造成的影响，它对很多的国家都造成了影响，所以每年只有1％的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样一种概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无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常的低，因为大家并不太愿意来持有这种低风险资产，因为大家预测可能会有不测事件的发生，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股价为什么如此的动荡，我们也可以解释美国尤其是在战时为什么真实利率会走低。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的阐述，我们可以看一些核心的数据，尤其是战时的股价的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第二类事件，比如核战争爆发的，所有的文明都被消灭了等等。这就好像产权的丧失，这在战后更多的好像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我们把这样的 一些事件也包含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研究当中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分析战时的经济现象，当然，这只是我进来开始的研究，我也会进一步的做出努力，做一些实证的研究，我也想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使我的理论运用到其中去。

实际上，八月份我还会到中国来，届时我会有更多的内容向大家报告，我也希望很快的和大家见面。谢谢。

詹姆斯•莫里斯:如何在一个发展的经济体中征税

下午好。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我主要是讲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征税。

在低收入国家我们会发现征税比较困难，因为公共支出需要税收，但是很难收税。我们在经济学 中叫做非正规部门的一个部门，他们主要是通过现金交易，没有银行账户，所以很显然，在这些非正规部门里的交易，很难被当局所监控。他们可以成为税基，但是和这些通过正规银行账户进行的交易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主要是以现金的形式进行的。所有的税都是以交易为基础的，比如说有人头税，还有财产税，比如说土地 税等等，

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于当局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对有些家庭的征收是比较困难 的事情。对于收税规则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对于交易进行监管和控制是没有成本的，也就是说对这方面享有着完全信息，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来说，往往这种假设条件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在印度或中国。所以对于这个最优征税理论当中的某些条款来说，如果它们是适用的话，只有一小部 分是适用于这些国家经济体中的某个部门。这个理论当中主要的规定就是效率定律。

总体上来说，生产能力应该是有效的，听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是它的 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它要求所有的生产者对于同等质量的商品或者是劳务，面对同样的价格，而且对于销售者之间的交易不应该征税，而且对于最后在计算价格下降对于一个公司和盈利税的计算方面，也应该记入这方面的影响。而且它也意味着对于对外贸易不应该有收税的现象，当然有一个例外，就是一个国家对于某种出口 货物有垄断权的话，这是例外的。所有的条款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对于相对来说高收入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也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在英国，在二战的时候需要极大的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我们当时就引入了一个叫做购买税的税种，它主要是对于大的公司所出售的各种产品进行征税，而且 也包括像其他生产者的交易进行征税。当时是故意出台的一项措施，使行政成本能够得到缩减。而且最后证明，这个政策还是比较有效的，这些大的公司也不容易逃税，行政收税的成本也比较低。

还有一个很漫长的传统，就是对于这些交易的产品进行收税。大家也知道，在比利 时有很多非常辉煌壮丽的大厅，史料显示，这些大厅利用经过比利时境内的货品交易征收的税而修建的，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城市就必须交税。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口方面，很多国家都是对此收税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有非常高的关税。在世贸组织条款之下，这种关税正在逐渐消减，但是我们也可以对于进口物品征税。进口 物品征税，可以和国内物品征税相联系。但是对于国内的生产者是否为他们自己的交易付税，这一点没有像监管进口产品这样容易了。出口税也是可以选择的，而且世贸组织条款对于出口税方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而且他们也是允许征收出口税的，虽然总体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是反对征收出口税的。但是由于监管出口非常容 易，所以大家也认为进行出口税的征收也是一件可取的事情。大家也可以认为可以对出口商品进行征税，而且出口税是由外国人支付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在向外国人征税和本国市民征税之间选择了向外国人征税。但是在出口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无代表征税，在这方面很难说出口税是由谁来支付的。我们可以 说是由外国人来支付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真正支付出口税的人民其实是位于本国出口行业的生产者和财产的所有者。所以从总体上来说这也是有效的，虽然是间接的向本国人民征税的方式，也就是征收出口税。这样一种专门化的征税，很显然是有劣势的，就意味着人们对于非正规部门的商品有更多的购买欲，因为可以逃 税。

另外一个问题，就像累计所得税方面的累计局面并没有很容易的被获取，可能一些 收入更高的人，他们买的东西更多，而他们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正规的行业里所生产的，这一部分可以很容易的征税，但是这一点也并不是确定不变的事实。有一个可以加强累进的因素，就是对于不同质量的产品进行不同的税率，比如说对于汽车和旅馆进行累进制的收税方式。我的观点就是对于那些更为富有的国家，这个问 题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他们的税收体制来说，并不希望达到大幅度的累进现象，因为他们有个人的补贴，但是在社会福利和补贴不是那么好的国家来说，这一点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

对于那些只能略微的进行监控的产品而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在很多情 况下，这个主要指的劳动所得。在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所得税的收入一般来说比立法上规定的所得税税率得出来的收入是要低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看在他们的国民收入体制当中，有关的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工资和薪水以及自己雇佣自己所得的收入，只是国民收入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简单的数学模型，来看看国家当局对于税收来说还是有足够大的错误的存在。

有趣的问题之一，对于这样的所得税的不确定性是怎样影响编辑所得税率的。这个 问题的答案是比较模糊的。存在的收税方面的错误，可以成为我们提高税率的一个原因。这可能和有些人的预测是相反的，有人可能认为这些错误会有一个低的税率，因为如果对于税收的激励机制是很重要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期待一个高的税率。另外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可以设想一下，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的收 入会受到监管，而有些人没有受到监管，就是说有些人可以逃避这个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成为科税的前提，有一部分人在这个群体当中被忽略了。只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税收收入是负责的，所以对于可控税的每一个人面临着税收监管方面错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税率肯定更高。

很多人也会想到在这方面会存在一些监管的遗漏，也会存在偷税和腐败的现象，这 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腐败和偷税现象，必须建立起完整的审计体系，就会有很多政府官员在这方面工作，而且他们会开一些罚单。由于行政的成本比较高，但是由于加强了对税收的监管，所以整体的税率降低，而税收的收入会增加。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他是不是应该让国民收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一大 部分来自税收。从广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香港在这方面可能是例外，我个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因为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很多事情要做，卫生、教育、安全、公共服务、交通以及对穷人的补贴，都需要国家进行开支。如果提高税收收入的比较福利成本和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一样的话，对于他们的国民收入当中的税收部分 的比例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已经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些观点，我认为税收扭曲的因素，对于私人企业还是有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税收方面的扭曲也被那些非正规部门，也就是不需要付税部门的不扭曲进行了一个平衡，达到了整个经济状况的非扭曲现象。

所以我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并没有必要使税收比发达国家少的太 多。虽然存在税收扭曲的因素，但是还是有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不付费，前者的扭曲和后者的不扭曲，可以使整个经济达到平衡。当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税收收入如此困难，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中国有其它的原因，并不像上述所有原因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