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进行内地居民直接投资海外证券市场试点,首批开通港股直通车,由内地居民直接投资香港股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这一举措，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国家外汇储备大幅超常增长的忧虑，体现了政府对内地股市持续大幅上涨的担心。这一举措具有明显的“一石三鸟”作用：其一，港股直通车是继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大规模开放QDII之后在外汇投资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这一举措如能获得成功，将对缓解国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其二，A股与H股，在价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倒挂现象，国家外汇投资管理局向境内居民开放港股投资，其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就是意在抑制A股价格。在价值投资的理念下，投资资金“水往低处流”的同时就可以抑制同一公司在不同地域上市而形成的高股价市场。其三，中国股市的国际化进程是双向的，这一进程不仅要求向外国投资者开放A股市场，而且也要求向中国投资者开放海外市场。国家外汇管理局开放港股直通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股市国际化的内在要求。

应当指出，向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开放海外市场是个客观的和必然的过程，但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开放海外投资市场特别是港股直通车则显得过于仓促，其负面作用可能远大于正面影响。

首先，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香港股市一直处于持续上涨的过程中，其实际涨幅已经相当可观。1998年9月1日，恒生指数最低为6544点； 2001年9月21日，恒生指数为8894点；2004年5月17日，恒生指数为10918点；而到了2007年10月3日，恒生指数已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28871.04点。如果与这一轮股市的最低点6544点算起，那么香港恒生指数的实际涨幅已达340.12%，远远超过欧美股市在同一时期的实际涨幅。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港股直通车计划的8月20日，香港恒生指数最低为20901.64点，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恒生指数的最大涨幅已达 38.13%，这种状况与中国当年开放B股市场颇为相似，当港股直通车开行时，恒生指数很可能被拉到一个更高的点位，以便让内地投资者在高位接盘并掩护国际投资者出货。因此，港股直通车的出台时机与出台方式很可能被国际投资者利用并成为其“拉高搏傻”的重大契机。

其次，香港股市虽然与内地股市有一定的联动关系，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股市，其投资理念、投资方式与估价基准也都完全与国际股市挂钩并唯美国股市的马首是瞻。因此，衡量香港股市及其上市的股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不是与A股市场进行比较，而是与欧美股市进行比较。如果香港股市真的具有投资价值，那么唯利是图的国际投行就不可能把这一机会留给内地的投资者，更不要说内地的散户投资者了。香港股市没有涨跌停板制度，一个投资品种在一个交易日中涨跌80%甚至 100%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内地居民对香港股市还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就贸然开放港股直通车并且有投资上限的限制，对内地投资者来说可能是凶多吉少。在前一阶段的美国次级债危机中，香港股市是全世界股市中波幅最大的“重灾区”，其暴跌幅度远远高于国际股市的平均幅度。在这样一个风险与收益都成倍放大的市场上，要驾驭市场并获得先机实在并非易事。

第三，香港股市的主要投资者都是国际投行，这些国际投行都是驰骋世界的高手并且有着影响市场的独特方式，让中国内地的散户投资者去香港股市与这些金融大鳄较量，无异于与虎谋皮，最终很可能是中国股市开放B股时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结局。

第四，在A股与H股之间确实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价差，但这种价差自A股与H股上市时就已存在并且在大部分公司中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在A股市场的股权分置时期，这种价差大都表现为H股的价格高于A股价格；在股权分置得以解决并且在A股市场出现了空前的大牛市以后，这种价差又大都表现为A股价格高于H股价格。除非统一交易所的交易机制、交易规则与交易主体，否则就很难使这种价差趋于消失。“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一家公司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上市，其结果也一定如此。人为地企图改变这种差异，就必然是徒劳无功。

中国正在进入资本时代，资本时代的一个最主要诉求是股市决策机制的透明化与科学化，在事关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面前，股市决策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使得中国经济与中国股市的市场化进程遭遇不应有的人为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