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1940年生于昆明。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长期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诠释中国文化、反思现代精神、倡导文明对话，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近日，收录了杜维明早年间精彩随笔的《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问世，本报在北大杜维明的住所与这位学者进行对话。对“新儒家”这个头衔，他直言“值得质疑”，“我不是一个职业性的哲学家”。
　　自我定义
　　“新儒家”这个定位是值得质疑的
　　华商报：你出生在大陆，早年亲炙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教诲，后来游学美国。几十年间，积极回应着理论和现实中一些最前沿问题，并不懈地促成中西方文化间的对话、融通。作为新儒家的领袖人物，您认为自己是儒学的继承者、批判者、研究者还是推广者？
　　杜维明：“新儒家”这个观点本身是值得质疑的，“新”这个时间的观念引发了很多不健康的回应。你讲你是新儒家，有人是后新儒家（如林安梧），有人是新新儒家（如成中英），当代的儒学还有生命力，一直在发展，我们是在当代儒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儒学进行理解。这样的工作不是宣传的工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弘扬，而是通过你对儒家的理解来和其他人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儒家不是一种信仰，而是追求真理和真善美，比如对环保课题、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国的现况，我们都很关切，你要做出一些回应。这就要求你不能闭门造车，要掌握一些资源，这些资源就来自比较深厚的儒家传统，而儒家传统虽然是来自文化中国的一部分，但很多地方它又超越了文化中国，因为它也包括日本、韩国、越南这样大的文化圈。所以说如果要自我定义的话，我希望我做的是一个思想家的工作，或者哲学家。但“家”是一个职业性的观念，对我没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不认为我是职业性的哲学家，那是教哲学的，或者研究哲学的，哲学的从业人员。我希望扎根在儒家传统，对人类现在碰到的重大问题，做出一些创建性的回应，在思想界做出一些贡献，这是我的自我定义。
　　华商报：那是指用儒家的理念对社会现实做出一些指导？
　　杜维明：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述。“用”的观念感觉还是把儒学当成一种工具，我不这样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或者对宗教文化有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对现在碰到的问题可以做出一些回应，这回应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知性的，要做出回应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你的知识有各种不同的来源，我的来源就扎根在儒家传统，广义的儒家传统，不只是中国，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儒家传统。当然我不是在利用这些资源对改革开放进行探讨，在回应的过程中，我不认为这些儒学传统死了，它是活的，会有新的发展。这就涉及到儒学第三期的发展。第一期是从地方文化变成中原文化的主流，第二期因为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成为东亚文化的体现，第三期就是从东亚文明进入世界。
　　华商报：为什么排斥把儒学当成“工具”？
　　杜维明：我举一个例子，新加坡一般用的语言是英语，但很多新加坡人的英语并不很好，他就是把英语当成一个工具。如果你要对英语有一些理解，你要把它当成一种文学，让你自身的品位有所提高，比如读莎士比亚的著作，比如读英文诗，你把所有的东西包括研究对象都当成工具，你永远进不去，你不会有受用感。你把语言当成工具都不行，因为语言是表达你最内在感情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工具。你把儒学当成一种工具来看待，它是起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作用的。
　　华商报：听起来感觉你更像一个公知。杜维明：“公知”在中国变成一个贬义词了，我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头衔。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有一批能够发言、有影响、有责任感的人，但现在的公知，普遍意义上是指知名度很大，各种问题都要发言，有些是没有经过反思的不负责任的言论的人，他们利用媒体宣泄情绪或借哗众取宠而牟利。我所认同的公知，第一是公共性，它的领域是很广的，不只是发展策略，贫富不均、环保等问题，要对这些做出一些负责任的回应。
　　回归母国
　　回来的意愿是创造大陆儒学教育的条件
　　华商报：你研究的是儒学，为什么却选择去美国深造？
　　杜维明：我在大学毕业前，得到一个去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何乐而不为呢？不是我选择，是这个机会选择了我。但我到哈佛，发现了很多关于现代化、人类文明的理论，和我十几岁开始学的儒家理论都有很大的距离，甚至背道而驰，我以开放的、多元的心态接受了新的东西，和那里很多新的思潮、理论进行辩论消化，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跟他们交流，我发现我所学的还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不是死的。这种“对话”的结果是我想要的。
　　华商报：退休之后，你到北大担任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你是带着怎样的理想回到大陆的？
　　杜维明：去年我已是本命年，72岁。我到了美国就在想，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什么样？如果我对儒学的母国中国大陆一窍不通，如果我不回来看看，那我从事儒学研究都是边缘的，这是我一直以来强烈的意愿。另外，在海外研究儒家当然有意义，但如果大陆儒学不发展，不仅是文化中国和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悲剧，也是人类文化的遗憾。当然，回来，我的意愿是希望能创造大陆儒学教育的条件，我曾经很乐观，认为用十年时间，北大一定能成为儒学研究的重镇，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因为大环境太差。首先我们对整个人文学根本没有了解，北大文史哲学科全部的投入不到光华经济管理学院1/4。另外，自愿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很少，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愿望是做一个公务员，这个我完全不可想象。
　　华商报：但理想还是要继续。
　　杜维明：大陆情况不改变，海外儒学发展得再好都没有意义。上世纪80年代我就问两个问题：一是，健康的儒学在中国到底能不能发展？二是，中国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我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后来的发展验证了我的观点。这30年儒学在大陆的发展非常健康。另外，大陆当然有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80年代，我就很清楚，大陆能发展健康的儒学，它就会有长期的、深厚的影响，不会很肤浅。
　　文化传承
　　儒学热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华商报：当今社会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其实很不够。
　　杜维明：不是不够，在很多地方是根本没有。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之间是断的，相比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里西化的因素特别多，而改革的传统里斗争的、革命精神的传统，受屈辱、救亡图存的理念，对我们现今文化的传统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传统文化和如何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是我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我们对传统的异化感很强，原因是什么呢？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切断了，患了严重的遗忘症，要么主动忘却，要么外来的力量，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扭曲了我们的记忆，这也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事儒家哲学研究的人，要想继承传统，困难度是很大的。
　　华商报：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杜维明：你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工具”这一个思路、心态，想问题的办法本身是我们所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要有所认识，有所体知。现在的大学生对《大学》、《中庸》至少能当成一个讨论的课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文化精华的东西有一个受用感，我们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华商报：几年来，全球各地涌现私塾或者让儿童读经的运动，你怎么看？杜维明：1985年我第一次在北大上儒学的课，那时的心态，这种文化是封建的遗毒，没有值得遗憾或者回顾的，还有观点认为，儿童读了四书五经，就没了创造性。而现在绝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是不够的，大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健康多了，这就是进步。当然，这些书院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甚至是日韩的书院都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还是开始建设的过程，不一定很到位，也不排除有人搞儒学培训是为了赚钱，但跟以前比，儒学的社会基础深厚多了。现在的儒学热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龙鹰之旅》本书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这是杜维明五十多年学术生涯的第一部作品，并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大陆出版，读者可以了解杜维明先生在学术起点对于中国文脉未来走向的思考。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
《现龙在田》记录了已界不惑之年的作者在生命旅途经历巨大转变的关头时的所思所想。书中所收都是1983-1985年杜维明从伯克利回到哈佛任教期间吐露的心声，所关怀的范围变成广义上的“文化中国”而不是地理、族群或政治定义下的狭义中国，所了解的儒家也是包括了东亚各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
　　　　记者手记
　　『儒』字融入了他的血液
　　新书出版，杜维明很忙，却并未流露出在时间驱赶下的急躁。记者走进他位于北大校园内的住所，他刚结束一家媒体的采访，聚光灯还未撤去。杜维明的助理说：“你可能只有半小时的时间了，后面杜先生还得赶去参加一个饭局。”
　　杜老师笑呵呵地起身，与记者握手，谦和平和，儒家学者。他说：“不要管她（指助理），我们尽管聊。”他坐在椅子上，把舒适的沙发椅让给方便敲字的记者。他的语速快却平缓，一个问题能用很长时间耐心回答，给你足够的观点。
　　时间到了，他还是耐不住助理的催促。突然他提议：“你跟我一起去赴约吧，车上、饭局上都能继续聊。”而助理则以“可能记者后面还有安排”挡住他的要求。他无奈，遗憾。谁料第二天早上八点，他竟亲自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下午有时间可以再聊聊，此时，他的语速不再飞快，他甚至耐心地告诉记者具体采访地点怎么走。
　　这是一位儒家学者。他排斥将儒学当成工具。在个人修养上，“儒”字却融入了他的血液。
　　林树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