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实业银行上海仙霞支行 上海 200336）

摘 要：博弈论作为当代经济理论中的一门重要学科，近年来已被广泛地应用在商业经营的决策中。银行业是一个时时、处处充满着博弈的行业，中国的银行业是一个垄断性很强，但又是产品同质化程度很高，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具有少数企业垄断的市场模式的特征，尤其需要引入博弈论的经营策略，笔者以博弈论的若干基本方法来分析银行业经营中的一些决策行为。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in modern economic theory, Game Theory is applied generally in commercial operation strategies. The Bank market in China is not only monopolized, but also competitively and has homogeneous products. Because of its monopolistic mode, the bank market should put Game Theory into its operating strateg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pplied some basic method of Game Theory to several actions in bank operation.

关键词：博弈论 金融衍生产品 帕累托最优均衡 逆向选择

自从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奖授予纳什、赛尔顿和海萨尼等三位博弈论专家，确立了博弈论在当代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十年来，博弈论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地应用在经济学和商业经营的决策中。

博弈就是对未来预期的结果，作出你现在的决策。博弈论的出发点在于，假设你的对手在研究你的策略并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行动的时候，你如何选择最有效的策略。银行业是一个时时、处处充满着博弈的行业，贷款业务——银行与借款人的博弈；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博弈；资金拆借——拆出方与拆入方的博弈；债券投资——投资者对利率的博弈；外汇交易——买卖双方对远期汇率的博弈；业务创新——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金融衍生产品更是建立在博弈论的基础上。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是一个垄断性很强，但又是产品同质化程度很高，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具有少数企业垄断的市场模式的特征，尤其需要引入博弈论的经营策略，笔者试就博弈论的若干基本方法来分析银行业经营中的一些决策行为。

1．金融衍生产品中的“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是经济活动中最常见的博弈类型，它是参与博弈的局中人之间的利益始终是对立的，一方的得益必定是另一方的损失，即博弈双方的得失之和为零。金融衍生产品中的外汇结构性存款、远期外汇交易等都属于零和博弈的类型，外汇结构性存款作为期权产品，博弈远期利率或远期汇率，银行作为期权的买入方，用支付期权费（利息）的方式来获得执行或不执行合约的选择权，以规避未来预期内因利率或汇率升高所产生的风险；客户作为期权的卖出方，通过期权费的收入，并在银行选择不执行合约的前提下，实现额外的收益；反之，当银行选择执行合约时，客户可能会产生利率或汇率上的损失，也就是存在着收益可能低于机会成本（存款利率）的风险。

远期外汇交易是买卖双方出于套期保值或投机牟利的目的，对远期汇率进行博弈。套期保值作为一种避险工具，进出口企业可以利用其锁定订单上的即期汇率与远期收付汇中的汇率风险，所以应该鼓励进出口企业为套期保值而进行此类博弈。远期外汇交易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牟取汇率差价，交易双方依据各自对远期汇率的判断进行博弈。主观上以投机牟利为目的的博弈，客观上却为外汇交易市场起到一种润滑剂作用，为外汇交易增添活力和提高效率。

在票据业务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博弈，某银行买入（贴现）一张商业汇票，贴现利率3.3%，期限6个月，面临三种选择：1. 本行的筹资成本为2%，作为票据资产持有至到期，其时货币市场上的拆借利率为2.4%；2. 票据市场上的转贴现利率为2.4%；以转贴现方式将票据售出；3. 再贴现利率为3.24%，向中央银行办理再贴现；第一种方案中利差收益为1.3%，第二种方案中利差收益为0.9%，第三种方案中利差收益为0.06%；第三种方案因无甚利差不予考虑，第一方案中的机会成本（拆借收益）虽与转贴现利率相同，但如预测未来六个月内中央银行将调控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上升，机会成本增大而呈现利差缩小甚至为负利差，面对市场利率预期上升趋势的博弈，第二种方案——以转贴现方式将票据售出，锁定利差收益显然是最优选择，反之则相反。

2．存款大战中的“常和博弈”

常和博弈也是经济活动中较常见的博弈类型，它是参与博弈的各方之间的利益始终为一个常数，一方的得益意味着它方的损失，也就是分蛋糕游戏。存款大战便是典型的常和博弈，我国银行业中竞争最激烈的莫过于对存款的竞争，这是因为，一则存款是商业银行贷款的来源，二则因存款的结构性利率（活期存款额的权重大于定期存款额的权重）低于中央银行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吸收存款上存中央银行可实现无风险收益，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各家商业银行不遗余力地展开了拉存款的恶性竞争，但根据货币银行学原理，不同银行之间的存款转移，即通过人民银行票据交换的途径所吸收的存款和柜面吸纳的现金，都是属于基础货币的范畴，而基础货币的数量对商业银行体系来说是个常量（因基础货币的发行量决定于中央银行），因竞争而形成基础货币在各家商业银行之间的划转，只能是一种常和博弈的结果，即此消彼长的状况，周而复始下去，必然趋向恶性竞争（高息揽存、费用补贴、寻租现象）。从提高社会效用来看，需要减弱此种博弈的效应，从中央银行来说，应当降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消除商业银行存款上存中央银行获取的无风险收益；从商业银行来说，不应当仅着眼于争抢蛋糕的份额，而应当建立做大蛋糕的筹资机制，即通过运用贷款、银行承兑、票据贴现、保理、债券结算代理、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通过派生存款来创造广义货币。

3．中间业务上的合作博弈

当博弈各方出于共同的目的，协调一致去寻找利润最大化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合作性均衡状态，形成卡特尔的垄断模式。在垄断性强而产品同质化程度又高的银行业经常会产生此类博弈。外汇宝是一项多家银行都有的中间业务，外汇储户可通过该项业务买卖外汇，获取汇率差价收益。这项业务是储户以银行为对手的博弈，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就必须及时在国际汇市上进行平盘，而平盘需要有一定的交易量，而吸引交易量就需要降低外汇买卖中的点差，于是在2002年初，各家银行之间展开了降点差的博弈以扩大交易量，最低时不足20BP，过低的点差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汇市面前凸现出了来不及平盘的风险，各家银行由此陷入了无奈的局面，对此，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出面进行协调，出于共同的利益，在2002年4月8日达成了外汇宝最低点差40BP底限的同业协议，形成了银行业的合作性博弈，使各家银行规避了风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卡特尔的模式具有垄断性，是非理性的，在西方国家已被列入禁止之列，所以，我们的商业银行应该尽快具有自己的产品定价能力，根据各自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定产品价格底限，这才是理性的博弈。

类似的博弈也曾发生在POS机的收费上，在POS机的收费上存在着发卡行、银联、收单行及商户四个局中人，原先的做法是各家发卡行直接在商户处设置POS机，只受理本行卡，受商户摆放POS机的限制，各家发卡行不顾成本，以竞相降低POS机刷卡费率来进行设置POS机的博弈，其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大商户得到了免费大餐。在中国银联组建后，发卡行与收单行分离，收单行的POS机借助银联的清算平台可以受理所有的银行卡，今年3月1日起并执行调低后的发卡行和银联的刷卡费率，统一了所有发卡行的利益。但在新规定施行以来，深圳和上海相继发生了商户罢刷银行卡的风波，上海的各家发卡银行摒弃了非理性的竞争，站在合作博弈的立场上，维护了各家发卡行的利益，使上海银行卡市场重归平静；而深圳的罢卡之争，据报载[1]，将由商家与各发卡银行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并根据不同的刷卡量和发卡量，决定不同银行的刷卡费率，显然，在这场非合作博弈的结局中，大商家掌握了主动权，小银行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

4．跨行存款中的“智猪博弈”

上海八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了方便本行客户存款，在今年6月开通了“柜面通”跨行存款业务，使持卡人可以在该八家银行的约200家营业网点就近存款，大大方便了客户。对这项实行网点资源共享，可提高加盟银行集约化经营程度的业务合作，四家国有控股银行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却置身度外，这些银行每家的储蓄网点少则几十家，多则数百家，显然，考虑的是自己加盟后，贡献的网点资源将大大超过该八家银行中的任何一家，被其他银行占了更多的便宜。对此，我们不妨引入“智猪博弈”的原理，“智猪博弈”也是合作博弈中的一个经典范例，大猪与小猪喂养在同一个猪圈中，饲料要靠踩杠杆才能流出。踩杠杆需要耗费2份饲料的热量，大小猪都不踩的话，它们虽然不耗费热量但吃不到任何东西。踩一次杠杆能流出10 份饲料，如果小猪踩杠杆，等它跑到食物槽跟前时，将发现不劳而获的大猪已经吃了9份饲料，小猪只能吃到1份饲料；而若大猪踩杠杆后再跑到食物槽跟前时，它将发现自己只能分享到6份饲料，其余4份已被等候在那儿的小猪享用完了；倘若他们共同踩杠杆再一起跑向食物槽，则大猪能争得7份饲料而小猪只能争得3份饲料。显然，大家都去踩杠杆，各消耗2份，大猪实得5份饲料，小猪实得1份饲料；大猪去踩杠杆，消耗2份，大猪实得4份饲料，小猪实得4份饲料；小猪去踩杠杆，消耗2份，大猪实得9份饲料，小猪只得-1份饲料；对小猪来说，它的优势策略是等在食槽边，坐享其成，大猪倘若不踩，大家都将饿肚子，如果大猪去踩杠杆，虽然让小猪占到了便宜，但至少自己还能尝到6份，比起踩杠杆所消耗的2份饲料的热量，毕竟还有所得。这就是“两个智猪”博弈的有效结局。

借鉴“智猪博弈”的决策论，处于“大猪”角色的银行可以看到，一则自己的加入，在给其他银行的客户提供很大便利的同时也给本行的客户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二则，“大猪”“小猪”的角色也是相对的，试想所有银行都加入，并把其他银行作为一个局中人——“大猪”来看待的话，你不就具有“小猪”优势，分享“大猪”提供的便利了吗？显然，在这项业务合作中，所有银行的加入是最优策略，不同银行所获得的差异仅体现在边际效用的大小而已。

在十多年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博弈，当年为了向银行卡储户提供取款服务，各家发卡银行在ATM取款机的设置上都会面临下列选择：（1）本行投资ATM机，并向其他银行提供收费服务；（2）本行不投资ATM机，享用其他银行的ATM机，并向其支付费用。面对价值达10万美元/台的进口ATM机，各家银行都会感到是一项不菲的投资，收取的费用也根本抵扣不了折旧，谁都明白，投资ATM机在当时是一项赔本的买卖，第二方案将是最优选择。但若各家银行都不设置，银行卡就发不出去，就不利于储蓄存款的吸收，在这场“智猪博弈”中，股份制银行最优的选择就是等待，最终国有银行只能担当起“大猪”的角色——投资昂贵的ATM机，并向他行提供收费服务。因为国有银行很清楚，倘若他们也不设置，对储户的影响面显然会大于股份制银行，即边际损失要甚于股份制银行。

5．信用卡积分游戏与“路径依赖”

当今国外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已成为个人金融中盈利性最好的产品，所以国内各家中外资银行陆续推出了具有各项优惠、多项功能的信用卡产品，银行需要拥有稳定的客户，客户又不断受到其他银行新发卡的诱惑，处于一种多方博弈的状态中。一些银行借助于博弈论中的“路径依赖”，设计了信用卡积分游戏。“路径依赖”是指在博弈的过程中，因选择不同的路径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结果，也即迷宫效应，“一旦你在一个特定城市找到一份工作，那么换一个地方重新安置下来的代价就会变得很高；一旦你买了一台电脑，习惯了使用其中的操作系统，那么改用另一个操作系统，改写你的全部程序，其代价就会变得很高；一旦你参加了一家航空公司的里程积分计划的旅行者若想搭乘另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你将会增加支出；同样，你一旦确定了婚姻关系，从婚姻围城中逃脱出来的代价也很高；[2]”这就是结果依赖于路径的现象。加入了信用卡积分游戏的客户，无形中已步入了发卡银行为你设定的“钱”途，一旦当你想选择其他银行的新卡时，将会不愿舍弃日积月累已形成的积分，从而保持对原有信用卡的忠诚度。

6． 辛迪加银团贷款中的“帕累托最优均衡状态”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的金融市场上，当商业银行面临一笔数亿元的融资项目需求时，受监管约束和从控制风险出发，都会采取银团贷款的形式来参与，但在具体的形式上，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往往会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合作形式——辛迪加银团贷款（Syndicated Loan）与俱乐部银团贷款(Clud Deal)，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2年上海赛科石化公司项目贷款[3]，该项目分别需要18亿美元贷款和十多亿元的人民币贷款。美元贷款由国内外十家银行联手，由汇丰银行担任牵头行，采用辛迪加银团贷款模式，该种贷款模式的特点是由牵头行代表所有的贷款参加行与借款人谈判贷款合同条款，每期贷款的提款额、还款额及收益、风险等权利义务均与参加行所承诺的贷款额度相对应，由于参加行的统一性，均衡了各方利益，可使贷款方取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和风险规避，使之在这场博弈中再做任何一种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参加行的收益增加或风险减小而不使其他参加行的收益减小或风险增加，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均衡状态。正是合作博弈的共赢结局，使辛迪加银团贷款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项目融资的主导模式。

7． 俱乐部银团贷款中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纳什博弈论中非合作性均衡的经典范例，讲的是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进行隔离审讯。如果他们都承认犯罪，每人将入狱三年；如果他们都保持沉默，由于证据不充分，两人将无罪释放；如果一个抗拒而另一个坦白，那么抗拒者将入狱五年，坦白者只须判刑一年。这样两个囚徒都面临如何选择的问题，从逻辑上看，他们最优的结局是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就能恢复自由。但甲犯意识到，如果自己保持沉默而对方不合作，自己将会受到重罚而对方只须入狱一年；如果自己选择坦白，则无论对方作如何选择，自己最多入狱一～三年，在无法知道对方将采取什么样选择的情况下，显然选择坦白将是次优的结局。同样乙犯也会有如此的想法，结果是两个囚犯都被判刑三年，站在囚犯的角度，这虽然是均衡的结局，但却不是最有效的结局。

当处于竞争中的局中人产生非合作性的博弈时就会出现这种结局，在前例同一个融资项目的人民币贷款中，贷款行全部为中资银行，几家大银行出于共同的利益，初始也打算采用辛迪加银团贷款，并确定了牵头行和贷款利率底线，但在同盟内的银行对存款留存上的意见不一致和同盟外银行在利率上大打价格战的面前，最终演变为俱乐部银团贷款的方式，由各家银行直接与借款人谈判，这样参加的银行多了，面对差强人意的贷款份额和信息上的不对称，银行谈判代表随时守候在电话机旁打听其他银行的动态，碰头会上大家信誓旦旦，绝对不能打价格战，但仅仅过了一天，就听说有银行已经“背叛”，猜疑和恐慌充满了整个“俱乐部”，各家银行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博弈，为了争取自家的贷款份额，最终参加行不得不将贷款利率下浮到10%的底限，放松了担保条件，放宽了还款要求，降低了中间业务收费，使借款人在“纳什均衡”的结局中成为最大的赢家。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的商业银行、银行同业公会和监管部门可以从中领悟到，在大型项目贷款融资中，必须按照国际惯例，采用辛迪加银团贷款模式，尤其是在贷款利率尚未形成市场化的机制下更需要有适当的行政干预，这样才能使所有贷款参与行摆脱“囚徒困境”，实现贷款的最大收益和最小的风险，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状态。

8．征信系统中的“搭便车”现象

“搭便车”也是纳什博弈论中非合作性均衡的一种现象。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中，一些局中人往往会产生“搭便车”的想法，多享受些权利，少尽些义务，自以为得了便宜，但最终也会陷入“囚徒困境”的结局。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是上海市征信机构为商业银行提供借款人个人信用报告的服务平台，属于公共资源的范畴，各家银行的权利是借助这个平台获取借款申请人在他行的借款信用状况，义务则是提供本行借款人的信用信息，但是我们看到，一些银行为防风险很注重从该系统中获取信息，但却不重视向该系统提供或更新本行借款人的信用信息，显然，这就是公共资源利用中的“搭便车”行为，长此以往，当其他银行也都采取这种决策，即出现“纳什均衡”时，就会形成“囚徒困境”的结局，大家都获取不到最全面、最新的借款人信息，都将面临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说明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的，所以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上，必要的政府干预和协调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在征信系统的运用和维护上，也需要由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出面进行一些协调，在各家银行的权利义务上形成制约机制，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合作博弈。

9．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市场[4]的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是指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主体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形成市场不灵的状况。为了保持我国今年经济的平稳增长，央行今年制定了M2和M1分别控制在17%左右，人民币新增贷款控制在2.6万亿元，预计CPI上涨3%左右的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为了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央行继去年9月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之后，今年4月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但企业和地方政府受投资热的惯性，对资金的需求一时减不下来，商业银行也保持了贷款较高的增长速度，使今年1～5月份的M1、M2和贷款的增长速度都在高位上徘徊（表一），

表一

注：M1M2数据摘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贷款增速摘自《上海金融报》2004年8月26日

出现了货币市场的逆向选择，对此，央行吴晓灵副行长在今年4月下旬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上指出，“不要和央行博弈，大家要同舟共济。”央行并运用窗口指导的方式向商业银行传递货币政策的调控意图，至6月底止，M1和M2的增长速度降低至16.2%，人民币新增贷款为1.43万亿元，CPI的涨幅为5%，基本达到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在这场央行与企业、地方政府的博弈中，面对央行收缩基础货币的调控措施，货币市场出现的逆向选择的状况是由其内在因素所导致的，其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一项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它能够减弱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但各个经济实体从其自身的局部利益考虑，增加投资是有收益的，所以并不能减少经济社会对货币的内在需求；其二，商业银行作为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利润主要来自于存贷款的利差收益，要完成经营目标，只有通过信用的扩张来实现。当商业银行感到中央银行的调控措施与自身利益相悖时，就会采取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提高货币乘数

的方式来进行信用扩张（表二），抵消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而产生的收缩作用，而把央行

表二

注：数据摘自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时期的《货币政策报告》

控制货币增长的要求寄希望予其他银行的贷款压缩上，其实质也是一种“囚徒博弈”；其三，中央银行能够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却无法掌控货币乘数，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若当两者扩大背离趋势时，反而会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减弱而形成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态势。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中央银行要逐步运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使经济社会因资金价格上升而产生内在的对货币需求的减少，形成内生性的约束机制；也使商业银行感到随着资金价格的上升，收贷风险的预期增加而自觉地收缩信用，与中央银行同舟共济。

10．外资金融机构在QFII与NDF市场上的套利博弈

今年下半年以来，外资金融机构竞相申请QFII的投资资格，并将资金投入到中资金融机构并不看好的国债或债券基金、可转换债券中。在明知存在着人民币升息的预期时，为什么会采取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外资金融机构利用境内外两个相互隔绝的货币市场，采用掉期交易，在国内市场上即期做多人民币，在境外市场上远期做空人民币，以此进行人民币与美元的套利博弈。

外资金融机构在获得QFII准入后，以8：26元/美元汇率购入人民币后投资国债或债券基金、可转换债券，同时在香港、新加坡等境外汇市上卖出相等数额人民币兑美元的无本金交割的远期外汇期货合约（NDF）或期权合约（NDFO），由于美元贬值，国际汇市上认为与美元相挂钩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普遍看好人民币升值的前景，目前的NDF美元兑人民币的贴水在4700点左右，也就是市场预期一年后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在７.８左右，人民币约有6%的升幅。

在未来的一年内人民币可能发生的几种预期：

（1）当人民币发生升值时，作为通货的代表物——国债将会因通货的坚挺而受到追捧，市场价格上扬，作为国债持券人将能从中获利；虽然此时NDF美元兑人民币的贴水也会有所降低，但因外资金融机构已充分运用了掉期交易的对冲机制，也就不存在持有人民币的敞口风险，哪怕届时人民币汇率升至7.8以上，也丝毫不影响获得这4700点的贴水收益；

（2）当人民币发生升息时，国债的市场价格将会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下跌，价格的下跌反映了对利率的贴水；如果是在两个具有流动性的有效市场上，根据利率平价原理，利率提高的幅度等于远期汇率贬值的幅度，美元兑人民币远期贴水理应会下降，但是，在这分割的市场上NDF反映的是人民币的内在价值，即购买力价值，因此当人民币升息时，意味着人民币的购买力有所增强，美元兑人民币的贴水反而会增加；由于人民币即使升息，幅度也不会很大，所以外资金融机构仍可在NDF人民币的做空交易中获利；

（3）当人民币既未发生升值，也未发生升息时，外资金融机构在将人民币与美元平仓后，能够获得国债的市场收益和NDF交易的4700点汇差收益，若按国债收益2%，NDF收益6%计算，显然可有8%的收益，扣除美元3%的资金成本后，可实现5%的净收益；

（4）在未来的一年中，若发生人民币降息，外资金融机构将能从国债价格的上扬中获利，但是，降息会降低人民币的内在价值而抵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NDF美元兑人民币的贴水行情也会有所降低，但对外资金融机构已锁定的4700点贴水收益将不受影响；

（5）当人民币未发生升值，但美元对欧元、日元贬值时，意味着人民币的购买力被进一步低估，此时NDF美元兑人民币的贴水行情也将会增加，但对外资金融机构来说，只是仍限于这4700点的贴水收益。

纵观上述博弈的预期结果，不难看出，外资金融机构在人民币与美元的套利博弈中，无论人民币的升息、升值、甚至降息，都具有很大的获利概率。这种优势的取得，并不在于外资金融机构对博弈策略运用的如何，而在于外资金融机构凭借其QFII独特的身份，在两个相互分割的，非有效市场的格局中进行多空套利交易。对中资金融机构来说，虽持有人民币，却无法买入NDF进行掉期；对国外对冲基金来说，虽可以买入NDF，却苦于无法获得人民币，如通过外债方式进入，则缺乏及时平仓的避险环境。

在我国对资本项下外汇实行严格管理的现状下，外资金融机构利用“超国民待遇”优势进行的套利活动只能是顺势而为，并不能形成主动狙击，所以也不会影响人民币的汇率，但当其进行国债集中平仓时，或许会给国债市场利率带来些波动，对此，国家外管局已在着手与证监会研究对QFII投资国债与股票将分别设定比率。

参考文献：

[1] 施锡铨 《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年2月第一版

[2] 谢识予 《经济博弈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二版

[3] 王则柯 《新编博弈论平话》 中信出版社 2003年11月第一版

[4] [美]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十六版

[5]《中国金融家》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