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此文正式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27卷。经济史是用数字写就的历史。冷峻的数字常常令华丽的语言显得苍白。一个民族，勇于面对历史，才能真正勇敢地迎接未来。

  十八大后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对十四大以来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思考与总结
                  

                                   卢麒元

我国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缺少一部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史巨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评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自卑的心态之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特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诡异，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政治倾向，他们是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推手，他们竟然提供了中国3000年以来的GDP数据，我国经济学家们就是借助这些诡异的“历史数据”证明一些“历史性结论”。例如，“民国奇迹论”；例如，“崩溃边缘论”；例如，“黄金十年论”。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历史是连续统一的，参不透经济历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事实上，由于失去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国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面，过度纠结于术的层面。经济学忽略了对经济现实的严肃批判，政治家得以无所顾忌地推行政府机会主义，经济问题得以不断累积并深化，最终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的是，政治家们一旦斩断了经济学的春秋史笔，政府机会主义就可以肆意泛滥。由于政府机会主义肆意泛滥，结构性经济问题被长期掩盖，利益集团在金丝雀们美妙的赞歌声中，轻而易举地洗劫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
十八大，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机的犄角已经露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

一、让历史告诉未来。

十四大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我们先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二十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一个政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八”这样的经济目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二十年“保八”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无法理解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当中的奇迹与危机）。
二十年前的决定，肇因于一九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受风波的影响，中国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无法解决婴儿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意味着仍然会发生更严重的风波。执政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知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八”。
如何“保八”呢？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朱镕基先生。朱镕基先生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朱镕基先生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二，解决市场空间问题。朱镕基先生发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来实现，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朱镕基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朱镕基先生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入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由此，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十四大中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八”而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一九八九年之后得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然而，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发一利，必留一患。不错，朱镕基先生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是，朱镕基先生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朱镕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仅仅是考虑了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走入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革开放成果得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就无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经济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面。于是，原本是权宜之计的朱镕基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科学发展观），甚至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很可悲，原本一个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人为地拉入了另一个时间段，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甚至酝酿成为一场灾难。

十六大后的萧规曹随。

在十四大召开十年之后，朱镕基先生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他们太依恋朱镕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
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笔者手上缺乏精确数据，就有限的数据作判断，朱镕基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二零零二年。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朱镕基新政的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继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笑就是十年。
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我们是在筑城，而远非城市化！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土地出让金）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但仍然是土地兼并。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
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毋庸置疑，这也就给即将到来十八大埋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
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无论多么美丽的言辞，一旦碰到冰冷的数字，立刻会变得毫无颜色。
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而易见，十八大之后，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

二、我国经济问题概述。

一般而言，经济问题主要是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效率问题主要是分配问题。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首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利被大规模地向外进行了横向转移；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力和资本强行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行了纵向转移。分配结构的极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生产无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溢出，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

首先，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
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种大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大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
第二，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目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二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们分析国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三个太高了：
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如果，按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料。中国按照三色财政的逻辑（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计算，政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GDP的50％了，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指实际而非名义税赋）水平的上限了。中国政府的隐性负债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GDP的100％，中国实际财政状况并不比希腊乐观。宏观地看，近二十年来，社会分配不断在向权力转移。制度成本极大的压缩了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造成经济结构极度扭曲。事实上，中国的生产效率，被高企的制度成本打残了。
第二，金融成本太高了。中国金融特权在2008年后极度膨胀，民企融资成本直线攀升，已经形成了举世震惊的超高融资成本。金融特权者，依靠金融特权牟取暴利（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国企的收入来源都极度依赖变相放贷的收益（可以查阅他们的年报）。金融特权极度膨胀，挤压了民企的利润空间（融资成本普遍翻两番到三番），民企的微薄利润被金融暴利蚕食殆尽。民企老板们别无选择，首先压缩科研，然后压缩规模，尽量挂靠国企，最后送给外资。笔者的一个民企朋友，数次在电话中哽咽，他们即将完成产业链整合和产品的升级了，然而在最近的两三年里，十余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中国正在重演拉丁美洲半个世纪前的悲惨故事！
第三，生产要素成本太高了。中国主要的生产要素全部被大型国企垄断，中国缺乏反垄断的制度安排，要素价格成为国企向民企牟利的利刃。近十年来，中国生产要素的通货膨胀要比寻常人理解的严重得多，普通民企根本无法应付连番上涨的生产要素价格。几乎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在反复上涨，而民企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往往严重后置，为了维持生产，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只能接受金融特权者的残酷压榨，直到榨尽最后一滴血。国企的生产要素价格垄断，本可通过《反垄断法》进行制度性的约束。但是，利益集团无意于制度建设，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将国企卖掉。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由行政垄断向资本垄断的过渡。当然，国企现象并不孤立和偶然，中国也正在经历政治权力向资本权力转换的历史过程。所谓的“顶层设计”，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目的无非就是“两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全体国民正在为一些人的无知和无耻付出历史性的代价！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和国内分配出现严重扭曲呢？或者，我们必须找到造成双重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使用广义税赋的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一般而言，政府的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征税权。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政府和国民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直接增税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这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增收税赋一向极为敏感。所以，政府机会主义者就选择了让度征税权的卑劣技巧。简单地说，政府将征税权转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商品定价权。
请注意笔者的阐释。如果，依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中广义税赋理论的逻辑，前文所述的各种类型的分配扭曲，大体可以理解为不同主体（利益集团）对中国国民的非法课税行为。此文，无法完整地展开广义财政理论以及广义税赋理论的讨论，笔者只能简单介绍这两个理论的实际运用，笔者想通过香港案例做简单说明。
我们以香港为例。香港素来被誉为低税赋地区，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打开港人家庭的支出项目表，将税赋和类税支出项目汇总，你会惊讶的发现，港人的实际税赋水平高居世界各类型国家和地区的最前列。依照笔者的广义税赋理论计算，港人高昂的住房支出中，超越国际平均水平的部分，可以视同为类税支出，这部分支出在香港竟然占据了香港家庭支出的30％～50％。很遗憾，这部分类税支出，并没有全部被政府征收，而是被政府让度给了银行和地产商。所以，你就能理解了，香港弹丸之地，竟然出产那么多的世界级富豪，而且毫无例外是清一色的地产商。你也终于可以理解了，香港不存在产业升级的可能了，“税务局”当然没有兴趣搞创业和创新，“税务局”变着法子去搞“税赋”增收。在弹丸之地的香港，存在着三个“税务局”，除了政府的税务局，还有“金融税务局”，还有“地产税务局”。后两个“税务局”绝无社会责任，且基本不受政府和民众的约束，可以利用合法的商业手段剥夺普通民众的福利。十五年来，香港普通居民在如此恶劣的制度环境下，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抚摸香港的经济脉络，你应该可以参透大陆的经济发展思路了。
笔者暂时不能分析大陆分配扭曲的深层次原因。细心的读者可以通过模拟得出自己的结论。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让度征税权比直接让度财富可怕得多。笔者申明，让度征税权，包含了让度双重主权。第一重主权，是国家主权；第二重主权，是人民主权。当然，让度的内容是同质的，那就是国民福利。笔者提请大家关注，几乎所有的分配扭曲问题均源于非法让度征税权。同时，也提请大家注意，让度主权也可以用非常民主的方式进行（例如香港），因而往往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总之，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残破和扭曲。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笔者必须指出，那些跳出分配问题，片面强调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掩盖问题、模糊焦点、拖延时间，我们无法等到利益集团胜利大逃亡之后再开启变革（太晚了）。
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永远无法脱离政治。事实上，正是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侵蚀，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双重主权是被谁侵蚀的？当然是被国际金融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侵蚀的！单纯的市场化改革能恢复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市场化下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允许国民强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完全是痴人说梦！由此，底层国民可以认清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终极目的了，他们在构建中国金融殖民地的理论体系。国家主权丢了，人民主权丢了，还用奢谈什么民主？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