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的文章只要看看结尾就知道价值几何了。不就是贴文章吗,有什么难,我也送楼主一篇。可惜的是,楼主这样的人在网上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已,对研究问题恐怕没有什么兴趣。
你为什么怀念基布兹
作者:《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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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3日,在加沙附近一个不再免费的基布兹大食堂,我们与基布兹成员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这个名为“yadmordechai”的基布兹,是以色列现存的268个基布兹之一。在这里,不仅食堂不再免费,水、电也早已开始收费,统一分配的住房也已经折价出售给个人,与印象中的基布兹大相径庭。
此前,基布兹,这种以色列的农庄组织,这少数中的少数,一直被我们当作人民公社之后最忠实的集体经济模式,描绘着一幅大同社会的美好图画。德国学者马丁也曾说,“基布兹是一场尚未经历过失败的实验”。但话音刚落,这以色列的“三大法宝”——基布兹、工会和国防军——之一,便风光不再。
在希伯来语中,基布兹(Kibbutz)意为“团体”、“集体定居点”。《犹太人百科全书》对此的解释是:“一个自愿组合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它对它的成员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负责。”在这里,人们免费享用完全相同的待遇,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因此,长期以来,基布兹一直是马列主义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
就在我们访以期间,国内一些关注三农问题的人士,还将基布兹视为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范本,大力推举。有人说,一些中国的明星村,比如南街村、华西村,“这种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模式,只有在外国找到它的影子”,这个所谓的“影子”,就是以色列的基布兹——在这里,人们“不必担心由于自己的盲目生产造成农产品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也不必忍受公司+农户和公司+基地下,资本对他们的雇佣与剥削”。
毫无疑问,基布兹本身,是一种受社会主义思潮而兴起的公有运动。于是,在一些中国学者那里,南街村、华西村与基布兹之间,划上了一条神奇的连线,用来作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反证,借此说明集体主义的村庄治理结构,远胜小农经济一筹。还有人建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改革,以及所有国有农场的改革,都应该学习以色列的基布兹,而不是搞什么“大农场套小农场”。更有人据此引申:当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不是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妖魔化了?
在这些人看来,基布兹是一种与中国的人民公社或前苏联的集体农庄类似的集体经济组织模式,它历百年而犹存,是不是说明了一点什么呢?
谁知,偶像再次遇到了黄昏。随着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这种被我们讴歌的集体经济组织,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长期拖欠着政府债务,相当一部分基布兹已资不抵债,有两家已经破产。现在,众多基布兹正在私有化,承认个人财产,出让土地,承包到户,甚至雇佣劳工。目前,268个基布兹中,有12万人口,只占以色列总人口的3%,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它只是被我们某些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更多地传诵着。
在以色列,谈到基布兹的衰落,有人归结为经营问题,也有人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说是“建设国家的激情已经被物质主义所代替”。其实,基布兹的变化,与以色列的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一脉相承,当以色列经济从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模式向大工业和出口商业转变,其集体主义必然被资本主义所替代。这是必然规律,与意识形态无关。
还有一点是必须澄清的。无论南街村还是华西村,无论是中国的人民公社还是前苏联的集体农庄,都与基布兹的治理结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物。当散落世界的犹太人集聚以色列,这种大公无私的组织结构,在恶劣的环境中体现了坚韧的生命力,但在其百年历史之中,国家的干预程度一直很低,国家没有采用行政力量来维持基布兹的秩序。在基布兹内部,一直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进出自由,其社会秩序,则依赖于法律调节、宗教基础与文化约束。
基布兹在历史上的成功,似乎可以说明:真正的集体主义,必须是以民主管理为灵魂的。
而中国的人民公社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是以国家全方位强力干预为基础,其管理者则是一级政府官员,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进社与退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自由迁徙的权利。我并不认为集体主义经济模式彻底过时,但是建立在行政强权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经济,其生命力究竟如何,历史早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到现在,即使完美如基布兹的集体主义经济制度,也已是高天滚滚寒流急,风雨飘摇之中,怎不令那些反对市场化改革并一直为基布兹高唱赞美诗的人士扼腕叹息。
有人不服气。南街村不是还在吗?华西村不是还在吗?刘庄不是还在吗?有人发表文章说,“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而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吗?
——先生们,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的集体经济发展,并不标志着集体化必然战胜私有化或“公社”必定战胜分田单干。这些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村庄,它们的经济成就不是依靠大学毛选、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而来的。它们的成功,说到底不过是“能人经济”那一套,这种高度集中到个人崇拜的权力结构,只是以集体主义的名义实行威权主义,如果没有外部市场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它们带来的恐怕不是集体财富的再分配,而是贫穷的平均再分配罢了。
我们必须想到,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诸如南街村、华西村、刘庄,一旦其头面人物退出乡村政治舞台,一旦外部市场发生剧烈变化,一旦丧失了雇佣外地廉价劳动力的条件,它们是否还能保持它的所有制优势?
任何局部性的经验都不能被神话并简单复制。那些以南街村、华西村为模板为中国三农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人,还是闭嘴吧。我还想告诉大家,基布兹在以色列属于上流社会,许多基布兹的生活水准甚至超过了大城市,但是,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基布兹——因为,他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因为他们要去追求更多的物质主义理想。这是他们的权利,为此,他们最终抛弃了基布兹。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探索一条中国农村的转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