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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0
“原生”政治形态:“华西现象”的最大谜团
[ 作者:朱卫华 转贴自:人民网 点击数:136 文章录入:okxwh
“原生”政治形态:“华西现象”的最大谜团
[ 原创 ] [06-1-27 | 朱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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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村“典型”了二十多年,但现在才读出一点味儿来。多少年来,媒体那些漂浮在经验层面的政治图解,几乎把华西村塑成了一只政治花瓶,而习惯性地漠视了它刻写在中国“三农”发展深层地带的理论宝藏。其实,华西村就是一部关于中国“三农”发展且具有普世价值的穷人经济学。如果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少去舍近求远地炒西洋经济理论的剩饭,而屈尊以华西村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文化形态等“华西现象”为切入点扎下去,说不定会搞出一种“共同富裕”的大学问。本文拟先就其“政治形态”一题抛出一砖,以期引玉。

  华西村的政治形态是其发展奇迹中最大的谜团。沿逆时针方向看华西村,或许才能看出点名堂。上点年纪的人走进华西村,常常会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一种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那里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遗风”甚盛,其组织形态及其运作机制从根本上端详,还是“文革”前那段时间的品貌——典型的社会主义农村,对了,现在应该在“农村”前加个“新”字。

  现在的华西村,不说其党务体制的活色生香,不说其政务体制的按部就班,连华西村的老当家吴仁宝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的作风、习惯、操守和觉悟,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体制中生长着的沉淀。甚至连他走街串户谈心的方式、简朴廉洁律己的本色,都深深地打下了那个令人怀念的时代的烙印。华西村村民也是言必称“党”,言必称“人民”,言必称“社会主义”。且慢用脸谱去对号,他们分明都在一种范式中——那种不曾被异化的政治范式。

  当然,免不了遭到质疑:念这种政治经也能发财?也能搞出现代化?但华西村正是在这种政治范式的浸润中,率先进入了中国“三农”最高级形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华西村的政治形态决不是一种僵化的原生态,而正好相反,它表现了一种神奇的活力。这种活力,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东西支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延续的。

  不信吗?即使粗略地扫描一下也能发现,在华西村的政治形态中,承载着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承载着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承载着“三个代表”中的“最广大人民群利益”,承载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这种系统的理论承载绝非偶然。尽管吴仁宝被公认为是“农民思想家”和“农民经济学家”,但他还不是政治形态这一谜团的最后谜底,他可能只是我们打开一座理论宝库的钥匙。

  我非常欣赏近来舆论评价华西村的一个短语:红旗不倒。什么“红旗”?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不倒”容易,扛着它前行就难,把它插上一个时代的峰巅就难上加难了。然而华西村做到了。按照本人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总觉得华西村的“旗手”早晚会“出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早上醒来,看到媒体在醒目位置报道的一条消息就是,吴仁宝被怎么怎么样了。现在看来,我和许多人的这种可怜的思维惯性被华西村颠覆了,当然,这是一种罕有的却美丽的颠覆!华西村这面不倒的红旗和那位不倒翁“旗手”,不仅引领着中国农村红色旗帜的方向,也引领着中国农村走向市场经济的潮流。华西村的发展不是吴仁宝一个人的“能人经济”,准确地说,它是吴仁宝用半个世纪的信念所经营的一种惊世骇俗的体制模式——当今“主流”们拼命想舍弃的那种东西。

  我说这些,无意再在无数已经无以复加的溢美之词上再添些废话,而是想跟理论家特别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探讨一下,在这个“不倒”的实践中,所有的村民不仅没有成为改革开放的牺牲品,而且建成了共享成果的天堂。请问,其中有没有值得你们升华到理论层面,然后再反过来指导中国“三农”事业的穷人经济学的奠基性命题?且莫急着为自己那无耻的“牺牲论”等歪理脸红,拿出你们的良知和勇气,给中国“三农”一个圆满的理论交代吧。

  近年来,几乎所有媒体在报道华西村时,似乎都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它的“政治”影像,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时髦心态,才让华西村这部可能具有惊世价值的穷人经济学,至今还搁置在感性主义的浅滩上。虽然目前我还不敢断定这种形态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种产生了巨大效应的华西村“政治形态”及其他形态,一定具有重大的经济学理论价值。

  然而,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像对“华西现象”置若罔闻一样,也往往对“政治经济学”不屑一顾。且不说该门学科并非“政治”与“经济”的简单相加,仅是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现象这一特质来看,它就不可能跟“政治”完全割裂开来,这一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尤其重要。“多数人牺牲、少数人享乐”的“主流经济学”谬论,恐怕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走火入魔了。

  华西村证明了一个中国式的重要法则,搞市场经济不是离政治越远就会离经济越近,不是离共产党越远就会离市场化越近,不是离共产党“穷人经济学”理论越远就会离现代经济理论越近。反观比华西村成名略早些时日的天津大邱庄,禹作敏的迅速崩溃和大邱庄的昙花一现同样证明,偏离了共同富裕的政治轨道,毒化了以人为本的政治形态,就无法建立起属于中国穷人的经济学理论。

  如今年轻一点的人大都读不懂“红旗”的历史意涵,那的确是一个一言难尽的特色政治符号,但华西村却如此浓墨重彩地把它绘制在市场经济时代的田野上。我坚信,在这片土地的深处,定然藏有穷人经济学的富矿。当吴仁宝在向全国农民阐释着“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经典政治“口号”时,我们的“主流经济学”们难道没有兴趣去华西村就地取材,从中提炼出一些具有穷人经济学基础理论价值的课题?如华西村“人民幸福”的实践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穷人经济学的关系、华西村政治形态对中国“三农”发展的意义等等,或者对华西村的“人民幸福”来自社会主义的真实性进行一番论证也未尝不可。总之,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建议中央政策研究办公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智囊们,把“华西现象”当作一门符合中国国情的实用经济学去关注和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推而广之。建议中央旗帜鲜明地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国误民的肤浅学术碎片从推行层面上封杀。穷人经济学在中国首先就是一部“三农”经济学,做成这门学问已是刻不容缓,华西村的“共同富裕”其实就是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义语,“华西现象”不能再陶醉在井蛙们的政治图解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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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10 19:53:00
我没有去过华西村,但我去过南街村,那的情况与作者的描述大体相似。老三篇、个人崇拜、傻子精神等,与当今世界普世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本文的作者其实很肤浅,并没有看到其中的真实的东西,也没有看到面临的深层次的矛盾。如果那样的典型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我们上世纪60年代岂不就实现现代化了,何必还要今天搞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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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14 14:16:00

楼主的文章只要看看结尾就知道价值几何了。不就是贴文章吗,有什么难,我也送楼主一篇。可惜的是,楼主这样的人在网上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已,对研究问题恐怕没有什么兴趣。

你为什么怀念基布兹

作者:《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邮箱:
zhongweizhi@vip.sohu.net

2005年6月23日,在加沙附近一个不再免费的基布兹大食堂,我们与基布兹成员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这个名为“yadmordechai”的基布兹,是以色列现存的268个基布兹之一。在这里,不仅食堂不再免费,水、电也早已开始收费,统一分配的住房也已经折价出售给个人,与印象中的基布兹大相径庭。
此前,基布兹,这种以色列的农庄组织,这少数中的少数,一直被我们当作人民公社之后最忠实的集体经济模式,描绘着一幅大同社会的美好图画。德国学者马丁也曾说,“基布兹是一场尚未经历过失败的实验”。但话音刚落,这以色列的“三大法宝”——基布兹、工会和国防军——之一,便风光不再。
在希伯来语中,基布兹(Kibbutz)意为“团体”、“集体定居点”。《犹太人百科全书》对此的解释是:“一个自愿组合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它对它的成员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负责。”在这里,人们免费享用完全相同的待遇,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因此,长期以来,基布兹一直是马列主义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
就在我们访以期间,国内一些关注三农问题的人士,还将基布兹视为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范本,大力推举。有人说,一些中国的明星村,比如南街村、华西村,“这种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模式,只有在外国找到它的影子”,这个所谓的“影子”,就是以色列的基布兹——在这里,人们“不必担心由于自己的盲目生产造成农产品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也不必忍受公司+农户和公司+基地下,资本对他们的雇佣与剥削”。
毫无疑问,基布兹本身,是一种受社会主义思潮而兴起的公有运动。于是,在一些中国学者那里,南街村、华西村与基布兹之间,划上了一条神奇的连线,用来作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反证,借此说明集体主义的村庄治理结构,远胜小农经济一筹。还有人建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改革,以及所有国有农场的改革,都应该学习以色列的基布兹,而不是搞什么“大农场套小农场”。更有人据此引申:当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不是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妖魔化了?
在这些人看来,基布兹是一种与中国的人民公社或前苏联的集体农庄类似的集体经济组织模式,它历百年而犹存,是不是说明了一点什么呢?
谁知,偶像再次遇到了黄昏。随着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这种被我们讴歌的集体经济组织,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长期拖欠着政府债务,相当一部分基布兹已资不抵债,有两家已经破产。现在,众多基布兹正在私有化,承认个人财产,出让土地,承包到户,甚至雇佣劳工。目前,268个基布兹中,有12万人口,只占以色列总人口的3%,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它只是被我们某些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更多地传诵着。
在以色列,谈到基布兹的衰落,有人归结为经营问题,也有人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说是“建设国家的激情已经被物质主义所代替”。其实,基布兹的变化,与以色列的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一脉相承,当以色列经济从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模式向大工业和出口商业转变,其集体主义必然被资本主义所替代。这是必然规律,与意识形态无关。
还有一点是必须澄清的。无论南街村还是华西村,无论是中国的人民公社还是前苏联的集体农庄,都与基布兹的治理结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物。当散落世界的犹太人集聚以色列,这种大公无私的组织结构,在恶劣的环境中体现了坚韧的生命力,但在其百年历史之中,国家的干预程度一直很低,国家没有采用行政力量来维持基布兹的秩序。在基布兹内部,一直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进出自由,其社会秩序,则依赖于法律调节、宗教基础与文化约束。
基布兹在历史上的成功,似乎可以说明:真正的集体主义,必须是以民主管理为灵魂的。
而中国的人民公社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是以国家全方位强力干预为基础,其管理者则是一级政府官员,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进社与退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自由迁徙的权利。我并不认为集体主义经济模式彻底过时,但是建立在行政强权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经济,其生命力究竟如何,历史早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到现在,即使完美如基布兹的集体主义经济制度,也已是高天滚滚寒流急,风雨飘摇之中,怎不令那些反对市场化改革并一直为基布兹高唱赞美诗的人士扼腕叹息。
有人不服气。南街村不是还在吗?华西村不是还在吗?刘庄不是还在吗?有人发表文章说,“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而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吗?
——先生们,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的集体经济发展,并不标志着集体化必然战胜私有化或“公社”必定战胜分田单干。这些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村庄,它们的经济成就不是依靠大学毛选、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而来的。它们的成功,说到底不过是“能人经济”那一套,这种高度集中到个人崇拜的权力结构,只是以集体主义的名义实行威权主义,如果没有外部市场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它们带来的恐怕不是集体财富的再分配,而是贫穷的平均再分配罢了。
我们必须想到,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诸如南街村、华西村、刘庄,一旦其头面人物退出乡村政治舞台,一旦外部市场发生剧烈变化,一旦丧失了雇佣外地廉价劳动力的条件,它们是否还能保持它的所有制优势?
任何局部性的经验都不能被神话并简单复制。那些以南街村、华西村为模板为中国三农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人,还是闭嘴吧。我还想告诉大家,基布兹在以色列属于上流社会,许多基布兹的生活水准甚至超过了大城市,但是,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基布兹——因为,他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因为他们要去追求更多的物质主义理想。这是他们的权利,为此,他们最终抛弃了基布兹。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探索一条中国农村的转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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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14 14:22:00

哈哈,一个笑话,一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社会只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发展,才能有持久的动力

只有人民有了法制观念,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也能落实

能人政治永远只是昙花一现。一个国家可以靠一个人带动而振兴,但一个国家不可能靠一个人振兴。更何况要持久发展只有靠人民自身发展

美国比中国好这么多

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原因,而是人家发展了这么多年了,而且人家允许人的发展

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度,所以资本主义公民精明着呢。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明白人必须靠自己。而不像我们一样指望什么社会主义,指望党,指望那些无法指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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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14 16:05:00
所有吹捧南街华西的人,都得先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总是罔顾这些地方雇佣外来劳动人员并以此(根据真正的而不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剥削这些外来人员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致富这一事实,而恬不知耻地宣称这些村子搞的是所谓"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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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16 12:52:00

“华西”与“南街”,其实正如楼上所说的,是“通过剥削这些外来人员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致富这一事实”。我并不相信那种意识“生态环境”会产生奇迹。“南街”的外圆内方,外圆是实,内方是一种真实的“做秀”,源源不断的人去观摩,本身是“南街”产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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