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数年20％以上的研究生报名增长率，去年突然折了腰——全国考研报名人数增速首次减缓，同比增长仅0．5％。本报上周刊发的民调结果与此恰相印证，在读者中引发热议：读研不值了？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随之联合开展的一项跟进调查发现，53.6％的青年学子认为读研值不值的关键在于“跟了哪个导师”，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自己的努力”和“学校的名气”。

    “跟个好导师，读研就值得，跟个差老师，纯粹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倒贴。”一位网友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导师！导师！

    去年毕业的孙嘉拒绝了某生物学研究所的硕博连读保送名额。“老板”的行为让她害怕，在师兄师姐的描述中，“导师活像监工，甚至舍不得让你毕业”，“每年都有学生主动放弃博士学位走人”。

    选定心目中的导师后，孙嘉又毅然投入“猪狗不如的考研生活”。她对当初的选择不仅丝毫不后悔，甚至庆幸自己“没有跳入火坑”。在她眼里，导师之于研究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不仅决定未来几年在学校里的境况，更决定了终身的发展。

    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此外，“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

    “我每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得去给导师打工赚钱，干的活儿和操作工没啥区别。”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孙军（化名）郁闷地说，“导师每月给我150元，我还要交学费，这么大了，又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

    “你叫我怎么不去想着赚外快，哪有时间、精力学习？”孙军反问。

    “导师可能都不认识我”

    “我导师可能都不认识我。我们几个同门都是‘自学成才’。”一位选择博导作为导师的硕士生网友在调查中自嘲。

    博导资金足、课题多、地位高，是许多学生的首选，可是选了博导，你也不一定能见到他。“硕士几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孙军无奈地说。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博导分配手底下的副教授和博士做“小老师”的现象比较普遍。

    “忙（58.1％）”和“带学生太多（54.6％）”成为本次调查中青年学子们对导师最为失望的两点，之后才是“学术水平太低（51.1％）”。

    “我整个研究生期间只见过他三次”，北京某高校硕士毕业生李丽（化名）说，“其中有一次还是在全校新研究生大会上远远地望了他一眼”。

    李丽导师的能力毋庸置疑，博导、副校长，但是，“能力强自然有很多事情来找你”。进入研究生学习后，李丽才发现，并不是越有名气、社会地位越高的导师越好，“因为他太忙了，忙得不可开交，忙得压根儿没空管你”。导师自己也跟他们连连道歉，“对不起啊大家，我真的太忙了。”唯一一次聚餐导师吃了一半，接了个电话人就走了。

    “一个导师两年能请学生吃几次饭就算好导师了？”有网友发出这样的质疑。

    72.8％的人认为中国导师合格率偏低

    对于导师的评价，在本次调查中并不高，72.8％的人将国内导师的合格率选在了50％以下，甚至有28.0％的人认为以学术标准衡量，目前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导师“不足10％合格”。

    李丽将这种不合格归结为一种无奈，“板子不能打在某个人或者某一类人身上”。实际上，她的导师还是“做得很不错的”，“他也是做科研做到一定程度才能坐到那个位置”。

    “老师也没办法”，李丽对导师也很理解。“他也想做研究，但是全国各地开会，各种各样的琐事，根本摆脱不开。”

    赵莲觉得自己很幸运，她入学那一年，导师刚从国外回来，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每个月，所有学生都会和导师见一次面，安排好这个月的小研究方向，同时纠正上个月研究方向中的不足。相较于“研究所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导师都是很浮躁的，忙于赚钱，忙于应酬社会关系”，赵莲的导师让她学到了“最有价值的治学态度和思维方式”。

    下一步博士也会贬值？

    近日，中科院化学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鸿飞在其博客上撰文“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

    文章进一步指出，大家往往会高估国内学术界的能力和成就，因为大陆人才的总量实在太大，人们往往很容易看见冒尖的少数，而忽略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不过，也有人对王鸿飞的观点提出质疑。一位接受采访的博士认为，王鸿飞的个人观点缺乏数据支持。“至少在我们生物学领域，国内这两年的进步就特别大，我们正在赶上国际一流实验室的工作水平，尽管差距仍然很大。”同时，该博士认为舆论说的情况可能是研究生扩招之后，有些院校出现了博士粗制滥造的情况，但一些名校和研究所的水平绝对是突飞猛进的。

    但在孙军眼里，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是“批量生产”，导师开学第一次见面就和学生说怎么写论文，“很多研究生上学就是为了写篇论文，拿张证书”。

    孙军认为身边许多人的研究目的不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文凭，毕业生学历高但是学术水平未必高，“如果导师也有类似目的，那就更没什么学术可言”。

    态度！态度！

    中央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方平认为，肯定是一代学者比一代更有能力。导师的水平能力都是达到一定要求的，问题在于在现有的评价管理体制下，一些人没有尽力，有的人带的学生太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也认为他所在的学科近几年和国际接轨，进步很大。关键是现在社会发展，分工愈加细化，以过去社会对学者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要求，现在学者肯定都不合格，同时他指出按照国外的标准评价中国学者并不合适，国外标准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问题。

    “关键在于导师的质量如何评价”，程方平指出，把这其中的逻辑顺序理顺是解决问题的切口。民调显示青年学子对于导师的评价，学术能力是一个方向，对待学术和学生的态度是更重要的一个方向，而这种态度就和整个环境、体制、风气息息相关。

　　“读研值不值，关键在导师。”这只是学生一方的看法。如果在导师中进行同样的调查，那么结论可能与此很不相同。

　　如果说读研是为了做学问和研究，那么读研是否值得，确实关键在导师。别说读研，就是读小学一年级，老师也是极其重要的。老师不合格，肯定使学生学不到什么知识，而且误人子弟。

　　然而，现在所谓的读研不值与做学问和研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妨看看上周报道中给出的一组调查数据：48.9％的人读研是为了“拿个文凭，提升身份”，45.2％的人“为了找个好工作”，明确表示是为了“做学问和研究”的仅占25.0％。但是由于研究生快速扩招，研究生找工作的优势似乎正在减小。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现在读研究生基本上幷非为了做学问和研究，而是为了好找饭碗、找个好饭碗；二是现在研究生好找饭碗尤其是找个好饭碗的优势正在逐步减小。

　　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导师是无法帮助解决地。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导师份内的事。导师只是教人以知识和做学问、研究的能力，而不是为了帮助学生找个好工作。然而，现在问题是找工作、找个好工作成了学生到高等学府的终极目的，就业率成了考核大学的根本指标。这都是违背高等教育目的的。如果将此作为读研值不值的根本标准，那么像陈寅恪、陈景润诸位先生也是不合格的导师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读研值不值，关键在导师”。这观点也是对的。对在哪里呢？对在实在上。尽管都是导师，但是导师是有别的。“别”在哪里？别在与学术和研究没有多大关系的身份上，比如官员、某个行当的所谓权威、知名公众人物等。如果选定的导师是大学里的校长，政府里的官员，知名的学术明星，那么读研肯定值。为什么？因为可以给读研者带来许多的实惠——至少找工作容易，而且能找到好工作。现在为什么考研时那些官员身份的导师、某个行当权威的导师，有那么多学生报考呢？我敢说，那些说读研究生不值的学生，如果做市长、部长、校长等人的研究生，那还能说读研不值吗？被保送也不去吗？然而，这样的“关键”与导师的学问、导师传授知识和做学问、研究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与传授给学生多少知识、多大的学问和做研究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关系。

　　当读研演变成找工作和找好工作的“敲门砖”时，当做学问和研究不再成为研究生主流时，把读研不值的原因归结于导师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有害于我们研究生事业的发展。

　　当然，现在的导师也有不合格的。但是现在读研不值的根本原因不在导师不合格这个问题上。何况导师不合格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合格的导师毕竟不是大多数。凡事都要讲个实事求是。

　　人们认为读研究生不值是一个价值判断，其含义是研究生教育不能满足他们的现实需要，不能让他们的期望得到满足。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其观点是开放的，如果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有所差异，价值判断就会出现偏差，甚至是大相径庭的情况。因此，对于个体来说，虽然数据显示有52.9%人认为读研究生不值，也未必意味着研究生学习就真的已经失去魅力。只要个人认为研究生学习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研究生学习就是值得的。它不会因为别人认为不值就不值。

　　但是，价值判断的依据是事实的判断。既然有那么高的比例认为读研究生不值，那么研究生教育本身也一定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也正是这些问题让人们觉得研究生在贬值，读研究生不值。比如，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张，研究生培养的力量日渐势弱，从最初一个导师带一个、几个学生，到一个导师带十几个、几十个学生，研究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本科的教学，其“煮饺子”式的大课堂、与“放养”式的自我发展，根本无助于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

　　而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研究生就业竞争的加剧，再加上研究生的培养出现问题，研究生的能力也呈现出下滑的态势。所以，社会对研究生看法和使用也开始趋于务实。其直接反映就是，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中独领风骚的局面已经不再：在广东省2007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小鲁的话掷地有声：截至2006年12月10日，全省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为94.37%，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97.25%，专科毕业生就业率为95.57%。在研究生失去就业力的现实面前，研究生的高贵自然不再。

　　之所以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视角，看研究生贬值的问题，是想表达：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教育确实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人们对研究生学习的评价，这些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的改善。另一方面，虽然研究生的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生的学习就真的如同鸡肋。如果一个人认为研究生的学习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那么他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读研是值得，他们没有必要因为整体的情形而放弃了个体的努力。对于个体来说，个人的努力不可缺少。

　　对于个人来说，读研究生不值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个人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对于研究生学习的最终认识。但是，研究生贬值又确实个人选择必须考虑的现实，因为这些问题可能影响到个人对研究生学习的认识。所以，对于选择的个体而言，忽视了事实判断，将使个人的选择充满风险，忽视了价值判断，则将使个人的选择流于从众的茫然。而对于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而言，虽然人们的价值判断可能存在偏颇，但是造成如此意见的问题却是需要认真解决的。

　　为啥要进行这个调查？《通知》说：“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博士质量已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但是，对我国博士教育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前的博士培养质量，实际上远不只是一个“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更主要更迫切的还是一个在数量泛滥背景下，如何尽快遏制其“迅速下降”的问题。

　　著名学者丁东此前尖锐指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８０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而在去年，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也认为：“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导师水平不够，这很麻烦”，“有些导师没有科研项目，没有项目怎么带博士生，这不是瞎带吗？”

　　而与这种质量相对应的博士数量状况却蔚为壮观：目前全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超过１３万，跃居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和德国。预计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将授予５万人博士学位，博士生培养规模居世界第一！（据人民网消息）

　　那么，我国博士生质量为何不高呢？原因有很多。大规模扩招带来的教育资源的紧张——在师资无法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博士点急剧膨胀。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每个博导平均要带５．７７名博士生，远远高于美国每名导师２至３个学生的比例。

　　学制过于短促——现行博士生学制一般只有三年，长的也不过四五年，而在美国，一个博士生从入学到获得学位，少则六七年，多则十年甚至更长。

　　博士培养评价机制不符合教育规律，如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强制发表论文制度——除学位论文外，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论文。此外，还有诸如导师遴选制度的不合理——非学术出身、无学术建树的人纷纷被选任博导，博士招生制度的僵化浅陋——如英语等公共课程在招生过程中被赋予一票否决的地位，导师缺乏应有的招生自主权，等等。

　　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作为教育的博士培养，有意无意中被人为地权力化了，导致教育和学术自主权孱弱——如事关基本教育自主权的博士招生制度、培养制度，事关学术自治、避免“学术行政化”和“行政学术化”的导师遴选制度，作为博士培养机构的高校，往往都没有什么决定权，而必须仰仗外在的行政权力或权力化的内部管理机制。

　　如此一来，学绩政绩化、教育功利化，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重观赏轻实际，重数量轻质量的官场弊病，自然也很难在教育领域幸免。所以，要问“提高博士质量的对策”是什么，在我看来，只能是，为博士教育“去权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