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育定位政治化

大学的本质是培养健康、遵纪守法、奋发图强、自食其力的公民，在我国，却把它定义为培养XX主义的接班人，将高等教育纳入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这在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定位过高、理论与现实反差过大，形成了大学生的两重人格。目前国内日益恶化的诚信危机，不能不说是这种奇怪定位有关。

2、课程设置无用化

    在中国大学，毛邓三等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课占有极大的比重，在历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中，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连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教研组也一路升级到正处级的思政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大学英语课程学时最多、重要性最强，也是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大怪事。

3、学校干部任命化

   中国高校所有校长、副校长，都遵循党管干部的原则，按照行政隶属的关系，由上级任命。而学院、处室、学科，则是由学校领导、学院领导层层任命。作为主人公的广大员工，在选举这些决定学校、学院、学科发展前途的重大人事决策面前，却没有丝毫的发言权。这在西方现代大学制度面前，简直是不可思议。

4、学生学习动机异化

大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毕业时两手空空；硕士研究生对做学问不敢兴趣，大部分是来混文凭的；博士生越读越窄，到头来只能将公务员作为首选岗位，造成高等教育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怪现象。

5、教师价值取向行政化

    无论是江河湖海学者还是高薪引进的海龟精英，不将主要精力致力于教学、科研，却挤扁头皮去某个一官半职，哪怕是毫无实权的工会主席、图书馆馆长。大学教授，主要精力不在教学，而在忙于拉项目、搞公关。作为青椒的讲师，重心不在授课，而在兼职、创收、讨生活。这种全民的不务正业，直接导致了高等教学质量的严重下滑，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成为奇葩一朵。

6、学校衙门化

  “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虽然夸张，但也足见官之多。许多高校教学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比例越来越不像样，大有势均力敌的架势。 这种人员结构的失调，反映教师地位的低下、行政权力的扩张。人浮于事的后果，就是行政程序的越发繁琐、办事效率的日益低下。

7、学科帮派化

    双肩挑领导是学科带头人，弟子是系主任，徒孙担当实验室管理员，哥们亲戚是骨干力量，小帮派把持了学科建设经费、博硕士考试命题、课程安排、进人推荐等所有权利。武大郎开店，高者莫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将公权私有化、借着冠冕堂皇的理由中饱私囊的事情，在西方国家高校中恐怕并不多见。

8、教师考核简单绩效化

21世纪科技革命的新时代，作为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国高校，却采用了100多年前泰勒制的原始管理模式。上课时数、发表论文影响因子、获奖等级、到位经费数量，甚至批改作业的次数，都实现了精准量化，并与教师工资紧密挂钩。在这种绩效管理模式指挥棒下，什么传道、授业、解惑，统统让位于指标定额的完成这压倒一切的首要工作，并直接导致了剽窃、抄袭高校丑闻的不断发生。

9、学生管理方式幼稚园化

  也许是与独生子女的幼稚化趋势相匹配，中国高校团委、学生会、学生工作处等专兼职管理部门，对已经迈入了成年人行列的大学生，采取大包大揽的保姆式管教方式，早操检查、晚自习点名、宿舍卫生检查、实习前动员、班主任辅导。这种温室花朵般的管理模式，很难培养出一代担当重任、勇于负责的合格公民，导致许多大学生步入社会后，很难适应激烈的竞争。

10、运作过程模糊化

     与行政化、赢家通吃相对应，在职称评审、教师评优、人才选拔、限项项目预审、实验办公资源分配等诸多与教师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过程，许多高校，特别是管理混乱、不入流的高校，则充满了模糊控制、黑箱操作的嫌疑。有输入、有输出，看不见过程、没有反馈、有冤无处诉，是这些评审过程的通病。这些模糊化的决策运作，像一贴贴功力强大的腐蚀剂，导致了高校人心的日益涣散化。

    如果上述10大怪现象发生在个别学校身上，还有情可原。如果带有普遍现象，并且像瘟疫一样流行，就说明体制、机制发生了问题。在体制、机制等基础框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之前，奢谈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大幅度提升，无疑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