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前的访谈录
资本主义从热那亚到荷兰，再到英国、美国的发展历程10-12：
问：在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中，对概念有着核心影响的是布罗代尔。在汲取其营养后，你对他还有重要的批评观点吗？
答：批评轻而易举。历代是有关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信息的巨大源泉，但他没有理论框架。或更准确地说，……他太喜欢搞折中，以至于他拥有无数的不完整理论，而这些理论相加却什么也不是。你不能简单依赖布罗代尔。在（11）研究他时，你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要从他那里汲取什么。我重点关注的是民族=国家体系的思想。当它在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时，是以城邦国家体系为先导的，而且人们必须到城邦国家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这是西方或欧洲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显著特点。然而，你对布罗代尔亦步亦趋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把你领向很多不同方向。例如，我必须汲取这些观点并将其同我从威廉•麦克尼尔的《权力角逐》中所学的综合起来。麦克尼尔还从不同的角度辩称，城邦体系在前，并为领土国家体系的奠定了基础。
问：另一个思想所提概念是，金融扩张宣告了特定霸权体系进入晚秋，并拉开了向新霸权转变的帷幕。你对此给予了更重要的深度理论分析，但这仍然来自布罗代尔。这将像是对《漫长的20世纪》的深刻参悟吗？
答：是的。其思想在于，某个特定时期的首要资本主义组织也将是金融扩张的领导者。通常当生产力的物质扩张达到极限时，就会出现金融扩张。这个过程的逻辑是，当竞争加剧时，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变得日益严重，因此积累者的流动性偏好凸显，这反过来又创造了金融扩张的供给条件。不过，布罗代尔又未论及这一点。下一个问题当然是金融扩张的需求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在这方面我依赖韦伯的观点，即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特征。我认为，这种竞争创造了金融扩张的需求条件。布罗代尔的“晚秋”观点至关重要。就像积累的领导过程的最后阶段一样，它从物质积累发展到金融积累，并且最终被另一个领导者所取代。但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认为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国家的晚秋也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马克思因此使我们能够对布罗代尔的思想进行补充，即晚秋成了其他地方的春天，进而带来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发展。
（12）问：《漫长的20世纪》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你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出现，并消除了国家间的混乱状态。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后面的霸权终结了此前的混乱时期，从而形成如期而至的现象，你认为这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答：问得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偶然性因素总是存在的。与此同时，这些转移之所以持续这么长时期并经历了骚乱和动荡时期，是因为这些代理人本身后来在兴起并组织体系时，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看一下的案例——美国，这一点也显而易见。时到19世纪末，美国已具备一些可能使其取代英国霸权领导地位的特征。但历经半个多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灾难性的大萧条后，美国实际上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起使其能够真正称霸的架构和思想。美国在19世纪作为潜在霸权国家的演变完全是偶然的吗？抑或还有其他原因呢？我不知道。毋庸置疑，地缘上偶然的一面是存在的：美国的立体构型不同于欧洲，从而这种构型使其可以创建一个在欧洲自身无法创建的国家，而欧洲除非在其东翼存在这种可能，但那里俄罗斯也在搞领土扩张。不过，系统性也是存在的：英国创建了国际信用体系，并且在发展到某个阶段后，它在某些方面对美国建国起到推动作用。
当然，如果没有美国，考虑到19世纪末特定的历史地缘架构，历史本来会截然不同。本来哪个国家会称霸呢？我们只能猜测。但美国是存在的，它很多方面都建立在荷兰和英国的传统之上。热那亚略有不同，我从未说过它曾经称霸，它更接近于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海外散居人群形成的那种跨国金融组织。……地缘非常重要。不过，即使有三个从空间上看大相径庭的霸权，每个霸权的组织特色却又都是仿（13）效前者。英国从荷兰、美国从英国都借鉴颇多，这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国家，表现出一种滚雪球效应。因此，偶然性确实存在，但系统性联系也是存在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21：
问：回到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你1972年的论文《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比较了1873-1896年的长期衰退和你所预测而后被证实的，于1973年开始的危机。你多次提及这个比较，在指出了它们之间相似性的同时，还指出了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异。但是你关于1929年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危机写得相对少一些。你认为大萧条仍然是不太相关吗？
答：不是不太相关。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当然，它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教育那些当权者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有一系列公认的或比较公认的措施来阻止这一类危机再次发生。即使现在，尽管人们将如今股市的崩溃与1930年的那次相比较，我认为——尽管我可能是错的——那些在拯救此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的货币机构和ZF将竭尽所能避免类似1930年那样的金融市场崩溃。政治上，他们无法承受崩溃的后果。因此他们将竭尽所能来渡过危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而他们所做的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要应对政治局势，他们是不允许政治局势过度恶化的。金融领域情况可能和1930年代相似，但是与1930年代一样，政治权威们不允许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相比以前，他们对此更加清醒。我不是说大萧条不那么的相关，但我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会重现。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30年代世界经济是高度分散的，这种分散可能是引起大萧条的原因之一，而现在的经济则更一体化。
问：在《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中你描绘了资本主义内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过度生产，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危机；另一方面是过低的生产率削减了需求的生产手段。你现在还同意这个广泛意义上的区别吗？如果同意，你认为我们面临潜在的、在过去30年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被扩张的个人债务以及金融化所掩盖的危机吗？
答：是的，我认为过去的30年间，危机的性质产生了变化。（21）直到1980年代的早期，危机是一个典型的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机构加剧的竞争和劳工较以往衰退中（包括19世纪后期和1930年代）更有能力维护权利所导致的。所以这是1970年代的情况。
而里根-撒切尔的货币主义反革命正是为了削弱这个力量，而工人阶级保护自己的能力，虽然不是唯一的目标，但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记得你曾引述一些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的话，说他们所做的是……
问：……是创造一个工业储备的军队，事实上……
答：……正是马克思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他们改变了危机的性质。在1980年代、1990年代和现在——在21世纪中，我们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具有所有典型特征的生产过剩危机。收入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倾向的团体和阶级所重新分配，因此收入不再回到形成有效需求过程的循环中，而是被转移到各种投机行为，并制造一些定期爆破的泡沫。所以，是的，危机已经从因加剧的资本竞争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所导致的有效需求的系统性短缺。

看看

绪论
（2）东亚的复兴也表明，亚当•斯密（3）关于在西方征服者和非西方被征服者之间的力量将逐步拉平的预测有可能最终成真。与后来的卡尔•马克思一样，斯密认为，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经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通路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转折点。不过，在这些事件对人类最终有什么好处的问题上，他远不如马克思乐观。
它们的后果已经很明显了，但这些发现之后只不过经历了两三个世纪，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要看到它们的全部后果是不可能的。人的智慧还不能预见这些事件带给人类怎样的利益或怎样的不幸。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把世界相距最远的部分联结起来，他们能够缓解彼此的匮乏，增加彼此的愉悦，激励彼此的产业，其总体趋势似乎是有益的。但是，对于东印度和西印度的原住民来说，这些事件有可能产生的全部商业利益完全让它们带来的灾难抵消了……这些发现出现的时候，力量优势刚好如此明显地位于欧洲人一边，以致他们能在这些偏远的国家不受惩罚地胡作非为。从此以后，也许这些国家的原住民有可能变强，或者欧洲人有可能变弱，世界所有不同角落的居民有可能最终拥有同等的勇气和力量，从而激发出相互畏惧，以至于足以震慑独立国家的非正义行为，使各国都能尊重彼此的权利。

（8）本书提出的总论题是，“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失败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如果结合起来看，已经使斯密的预见比《国富论》出版两个半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即在世界各种文明更平等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市场社会。本书分为四篇，其中一篇着重进行理论探讨，其他三篇主要为经验研究。
第一篇各章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从考察亚当•斯密经济发（9）展理论最新发现的意义开始，理解彭慕兰的“大分流”。随后我要重新构建斯密的理论，把它与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进行比较。我在第一篇中的主要论点是：第一，斯密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鼓吹者，也不是其理论家；第二，他关于作为规则工具的市场理论对理解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有用，例如以从属地位被纳入全球化欧洲国家体系之前的中国，以及它在21世纪完全不同的国内和世界历史条件下很可能再次形成的那种市场经济。
第二篇各章运用第一篇中探讨延伸的斯密观点追踪全球动荡的轨迹，它发生在美国信奉“美国新世纪计划”和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并为之创造了条件。我把动荡的起源追踪到资本的过度积累，其全球环境是由20世纪上半叶针对西方的反叛和其他革命性剧变形成的。结果是，美国霸权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发生了第一次深刻危机，我把它叫做美国霸权的“信号危机”。美国在1980年代对这场危机所做的反应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加紧资本竞争，并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进行了重大升级。尽管这种反应使美国政治经济命运的复兴超过了其推动者最美好的预期，但它也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即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动荡，并使美国的国民财富和力量越来越依赖于外国投资者和ZF的储蓄、资本和信用。
第三篇分析布什ZF利用“美国新世纪计划”来回应美国早先政策所带来的这些始料未及的后果。在分析这个计划的彻底破产之后，我用第一篇中发展起来并在第二篇详细阐述和延伸的斯密观点重新审视该计划的实施和失败。我要指出，伊拉克冒险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早期对越南战争的判断，即西方的军事优势已经达到了极限，表现出即将破裂的强烈倾向。并且，对越南和伊拉克的判断似乎能相互补充。越南战败促使美国把中国拉回到世界政治中以便遏制军事失败带来的政治损害，而伊拉克战争彻底失败的后果很可能让中国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
第四篇专门讨论中国崛起的动力。美国试图把中国经济扩张的魔鬼重新放回到美国支配的瓶子中，但它这样做面临很多困难，在（10）指出这一点之后，我想强调，试图根据欧洲国家体系以往的经验预知中国相对于美国、其邻国以及整个世界将如何行动为什么是根本错误的。首先，西方体系的全球扩张已经改变了它的运转方式，使它以往的大部分经验不再有助于理解当前的转化。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国家体系这一历史遗产的相关性降低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早期体系的相关性则提高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新亚洲时代——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将是这两种遗产相互交融的载体。
结论部分总结为什么美国企图阻挡南方国家获权的结果适得其反的原因。它们加速了我称之为美国霸权的“垂死危机”，并且为建立斯密预见的那种文明共同体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出现远不是确定无疑的。西方的支配地位也许还能以比以往更精巧的方式再生，并且，最重要的是，长期的暴力升级和无休止的世界性混乱仍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或失序最终将变成现实，主要有赖于人口稠密的南方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能不能为自己和世界开辟出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即它比导致西方致富的那条道路在社会上更公正，在环境上更可持续。

我估计，这个帖子不会有多少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