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社会上流传一种论调，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思想僵化，反对改革。近年来，中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新老凯恩斯主义者和左翼经济学家等，都在重点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是被扣上“极左”、“走回头路”、“反对改革”的帽子，包括深受“三民主义”影响的朗咸平教授（本人已确认这一影响）也被强加这些政治帽子。其实，中央领导已经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批判新自由主义，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御其对我国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中央领导的这番话，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而自由市场本是又极易导致学术市场的“假冒伪劣理论商品”的泛滥，因而很容易出现一批被中外媒体吹捧成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等等。最近，西方媒体再次发挥“西强我弱”的攻势，又选择了“华尔街版的中国十大经济学家”，试图影响我国正在激烈进行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争论。值得欣慰的是，广大网民正在猛烈抨击某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这本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种正义行动。
可以列举许多事例证明：现在仍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不过，他们往往不是市场塑造的“媒体经济学家”或“著名经济学家”，而是学界认同的“杰出经济学家”。如刘国光、于祖尧、苏星、张薰华、吴宣恭、杨承训等。
例一：于祖尧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解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论突破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祖尧研究员提交《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是国内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的，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末，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原则的区别。……为了加快实现四个观代化，搞好经济改革，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经济研究资料》第50期(1979年3月28日，并编入会议文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可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现在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祖尧（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于市场”），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例二：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研究员是力主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他在1979年7月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取向问题的座谈会中明确提出，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仅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之一，东欧国家偏重分权、偏于分散的市场体制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模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模式之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选择模式时，“要解放思想，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决定我们的取舍……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可以采取的，没有什么政治帽子问题，只有适不适合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问题，也就是适不适合一国国情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实行分权管理体制的重要手段。随后，在与人合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从生产与需求脱节、计划价格脱离实际、供给制资金分配体制的缺陷、企业结构上自给自足倾向的原因等方面，翔实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必然性，并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和利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问题，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改革举措与政策建议。这一报告受到当时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ZF决策部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抉择，为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制度基础，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不同意见是激烈的，在80年代初期，刘国光教授因他在改革取向抉择关键时期的这一历史性贡献而受到高层批评，但他没有退却。
例三：苏星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1983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在《红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依然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利用它们的管理经验，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股份公司一类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按理应当更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可以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广泛组织公司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不存在私有制的限制。当然，社会主义的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公司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向资本主义的公司和托拉斯学习，主要是学习它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专业化和联合的经验，而不能照抄照搬。” 可见，查阅书面文献，现在坚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星（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苏股份”）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例四：张薰华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杰出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复旦大学经济系原系主任张薰华教授提出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从理论到实践阐述这一思路。论文载于《中国房地产》杂志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嘱再写一篇《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室《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印发）。文中一再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接着，《再论》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载于该室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这就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以上机理，土地国有化不仅排除了土地私有制，而且排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集体单位使用土地带来级差超额利润，也是社会转移来的价值，不是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同理，国有企业也不应无偿使用土地。无偿划拨土地实质上是将国有土地变为企业土地。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张薰华教授就此提出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ZF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
此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许涤新研究员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要重视环境和建构生态经济学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83年初，他就发表了相关论文。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践的创新中可以表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改革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 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相关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经济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正如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中、美、日、英、法、德、俄等15个国家的数十位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表的共识宣言所指出的三点：其一，“目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秩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再造已经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望在关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前途问题的讨论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其二，“新古典经济学往往无法提供科学的经济制度分析，相反，基于其各种荒谬观点，它为辩护和美化新自由主义而服务。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让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成为解决当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障碍。”其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分析当代世界经济问题，以及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基础。它为按照进步的方法解决当前经济的严重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在世界范围内最终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指明了方向，而这是人类充分实现其社会和经济发展潜力所必需的。我们决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宣言表达了各国真正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同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