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明朝的财政制度已经破产。中国是一个大陆季风性国家，受天气影响巨大。明朝末年的时候，陕西等地连年大旱，但是上交利税是不能少的。要不然怎么维持整个明朝政府的运转？如果没有当时没有竞争者，明朝还能维持。可是当时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清朝。所以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崇祯杀不杀袁崇焕都是一样的结果。清朝的灭亡是因为他也遇到一个竞争者，那就是西方国家。民主政府的运行成本比清朝低多了。所以清朝的衰落是必然的。

    楼上的观点有失偏颇吧。财政制度破产是直接原因还是真正原因呢？任何一个朝代末年，似乎都是天灾人祸不断，这必然加剧当时的社会矛盾，此为内忧，而外敌乘虚而入，必然加速它的灭亡。把朝代的消亡归为竞争者的存在，是一种生态演进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却难以说明深层次问题。

1.读了楼上几位的大论，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方家。

2.先不说明朝的底子，清朝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用费正清在剑桥史的说法就是，中华帝国用那么少的官僚这么有效的统治那么辽阔的帝国。但清朝的衰落源于制度变迁成本太高，改革阻力太大。中国没有内生出近代的生产关系这不能怪老祖宗，但在西力东渐后洋务运动不成功就是清朝自身的问题。日本改革的成功与中国的改革失败形成鲜明对比，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伊藤博文和我国的严几道（复）同为亚洲留学生，其政治才能不相上下，一个成为日本首相，一个成为学问家，中国制度设计使得新东西移植难度极大升高，最终造成甲午惨败，而后濒于亡国。

3.我是清史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们专业看历史兴衰问题很少借用经济学的视角，但我觉得制度经济学很能解释一些问题，希望向大家学习：）

和制度成本关系不大吧

   2600年前，雅典实行的是贵族专政，既得利益阶级残酷压榨人民的血汗，法律上写着，懒惰者处以死刑，犯有过失者处以死刑。
索伦改革了这一切，让平民与贵族在政治权利上实现平等，允许人民自己依靠智慧与劳动去发展经济。改革使得雅典迅速崛起。
索伦与所有真正为理想而奋斗的智者一样，担任一届职务后就离开雅典过着远游与隐居地生活。结果很快，雅典
进入无政府状态，除了混乱，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够左右雅典。结果，雅典人民做出了选择：欢迎皮西特拉图实施独裁专政统治，
很快一切有了秩序，和平来了，经济发展也来了。但是皮西特拉图死后的接班人立即就将这种独裁的权利发挥到了极致，当然
结果立刻就是民不聊生，而以前专政的贵族阶级依靠一直持续实施贵族专政的领袖斯巴达城邦推翻独裁。掌握权力的贵族做出的新的
选择却是比索轮改革还要彻底的民主制度，比如其中有一个叫做陶片放逐法，只要随便从地上捡一片陶片，写上任何人的名字，
就可以要求放逐他，有6000人同意就实行，不少对雅典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或者将要为雅典的崛起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成为阴谋
，私利，群体非理性的牺牲者。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是否只要打着民主口号，其运行成本就一定比专制政府低？包括现在一些实行民主
制度但是腐败透顶，经济落后的国家？
   
   再看一个故事，希腊分裂为两个部分，民主的雅典梯罗同盟，贵族的斯巴达波罗奔尼撒联盟，两个联盟曾为了抵抗波斯而
携手浴血奋战，而成功后立即转向对抗，斯巴达取得了波斯的海军技术与装备，消灭了雅典所有的军事力量，最终雅典
投降了斯巴达。当然，本来就毫无节制的斯巴达在取得了统治权后，欲望极度膨胀，结果波罗奔尼撒首先解体,斯巴达失去
统治基础,结果是希腊内部各个实体连年战争,被外敌马其顿消灭.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是否只要打着民主口号，就一定可以灭亡专制政府？而灭亡专制政府是否一定是最佳选择？
   
   写到这里我首先要申明一下，我不是要为专制张目，我只是认为国家的灭亡不会仅仅是一二个要素导致，也不会仅仅
   依靠克隆一个制度就可以改变一切，简单的寻找万能药恐怕是没有的。但是一个制度至少需要一个对自己的运行进行检验
   与纠偏的机制,对制度赋予的权力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否则制度中的漏洞会迅速的被“聪明人”利用，并迅速放大，
   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局。
   
   在唐太宗集团卓越的才能和阳光般的威信普照下，唐朝制度的漏洞被隐藏了，结果一个四海臣服，有望将东方文化传播到全世界的
   大帝国由于军阀割据，宦官乱政而内战200年，生灵涂炭，以至于亡，皇帝从富有四海到号令只行于京城，到被宦官挟制
   而成为最没有权利的废人。宋朝吸取教训，抑武修文，并牢牢的控制兵权，结果是个外族的混混就可以攻城略地，泱泱
   大国要年年纳币称臣。明太祖出于社会底层，受尽贪官的剥削，对于贪官要扒皮，但是对于自己却不想受到任何监督，所有权力
   收归于自己，结果晚明贪腐遍地，无可挽回。三十万满族骑兵可以征服整个中国，为了维持统治而采取文字狱，限制思想，
   而许多满族骑兵的后代很快就由于奢华生活成为拉不动弓上不了马的纨绔子弟，一万近代军事科技武装起来的西方士兵可以横行中国.
   
   言犹未尽而时日不多,壮志几许而浮生几何,但是我最后不得不提一下唐太宗,在历史光环的后面,他杀弟而夺其美妻,屡次在朝堂上用过度
   的刑法杀人以显示自己的威权.垂暮之年玩弄十六岁的功臣之女,以至于让其迷惑子孙,废唐建周,最终将自己的子孙屠杀殆尽.
   魏征死后,个人没有节制的奢华与欲望的后面,导致的是帝国与个人理想的空虚与没落.
   最后一个问题，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否是对于制度本身的漏洞加以监督与改革?
   本人非经济学者，也非历史学者，作为一个爱好者，为诸位经济学人的讨论添加点小小的色彩,欢迎砖头.
  

想法很独特，但我认为如果可以从中国的地理环境为出发，分析中国人传统的心理构成，在进一不分析制度的形成会更有说服力，具体内容请参看小弟在本论坛发表的小文章《大国发展的龟板效应——以中国为例》，当然小弟也是初学，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前辈指正。

这个帖子是去年发的，但我的这个观点是越来越坚定，随着我阅读相关文献的增多，我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而且是有相当数量的。

在此，我想再补充一点论据，既然我是从制度成本的角度出发考虑的，所以对该论据的分析依旧是制度的视角。

我的这个论据是显而易见的：清朝统治者要求所有汉人都要剃头。

所谓剃头，绝非现在港台电视剧那样敷衍了事，据有关学者考察，最初的剃头标准是：只留后脑勺上铜钱稍大些的头发，其余头发统统剃光。

姑且不谈当时，即便在当今的中国，如果政府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中国公民都要进行这样的剃头，我想各位读者想必绝对不是愤怒那么简单。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在明朝，知识分子阶层对头发的重视要远超过今天你我对头发的重视。

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是要保住性命的，所以只能留头不留发。然后我可以得出相当可靠的结论，在清朝统治的前期，知识分子很难将精力专注于学术问题，而他们的明朝前辈是绝对没有这种顾虑的。

有人会反驳，虽然前期的确如此，但知识分子毕竟还是逐渐习惯了拖着辫子思考学术问题。那么我要反问一句，他们真的是习惯了吗？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要想维持一个光头，最少要两星期剃一次头，若要达到那种发亮的程度，则需一星期剃一次头。那么，我又可以进行推理，当时的知识分子剃头的间隔时间是7-15天。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要做一个比较，牛顿是17世纪的人物，我们也假定17世纪的中国也有一个天才，喜欢在石榴树下思考学术问题。那么，当牛顿在苹果树下披着满头金发天天思考哲学问题时，我们的中国天才拖着辫子在石榴树下思考。但请注意，这位中国天才必须留意自己的头发，而且每隔若干天要找剃头匠在自己的脑门上刮上一刮。我可以有把握地肯定：牛顿的学术成就绝对要超过我们这位中国天才，因为他没有那种外界强加的、频繁的、制度性的干扰。

这就是我要说明的问题，由于不合理的制度，导致知识分子阶层的精力浪费，从而客观上降低了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而且从宏观上讲，对整个社会来讲，这种浪费是惊人的。

我原本还想谈谈清朝的文字狱以及禁止民间结社，但我想它们的影响是与剃头类似的，所以完全可以加以类推，不必要重复说明了。

好贴，谢谢2# 聂辉华

好的制度只能内生

中国帝国制度的两个难解问题：
1）内阁管理和监督成本：朱元璋撤了丞相之职实行帝王专权后，必然面临高昂的管理和监督成本，在皇帝-丞相的二元架构中，丞相作为责任内阁的首脑，帝王可通过设立监察机构监督内阁。撤了丞相，帝王既是**首脑又是司法首脑，监督成本增加，这也导致明朝特务机构势力逐步膨胀。虽有勤勉的帝王，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事。
2）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化：明朝经济的空前发展必然导致豪强兼并，土地逐渐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造成社会分化。而朝廷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我看现在的制度成本也挺高！

很好很有启发意义   顶一下哈

关于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戒心，我深信不疑。晚清的最高统治者对于签订对外国的不平等条约时曾有一句反映其心态的话：“宁可与外人，不可与家奴”。

归根到底都是经济问题，

又一个分析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帖子

深得教诲。

学习了，好东西啊

和制度成本关系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