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层买断”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一个红头文件，就能使上千万的国企转瞬变为原企业领导者的私人资本。公变私的过程如此简单，不能不令人咋舌。也难怪并不时髦的“管理层买断”如此盛行。 去年以来，在企业改革领域，有一个新名词特别时髦：“管理层买断”！据圈内某些人士说，现在谈企业改革，如果不知道“管理层买断”，那就什么也不要谈，因为你已经很外行！还有人说，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去给企业做“管理层买断”方案了，只有二流与三流的经济学家还在忙着上媒体、写随笔。不久前在武汉开会，更有一位深谙企业运作的人士说，现在国企老板碰面，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的企业有没有‘管理层买断’啊？” 其实，从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做法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过程看，“管理层买断”并不是一个时髦的东西。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其产权经历了从私人大股东资本向社会或公众资本过渡的过程。也就是说，“管理层买断”在私人大股东式资本主义时代较多被使用，而在今天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很少被使用，而由“职工买断”某些亏损企业反而比“管理层买断”更流行。同时，即使是现代主流企业理论也认为，“在企业的经营结果不足以支付企业契约约定的固定收益的状态下，获取固定收益的契约权利人，比如获得工资收入的职工，就会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但尽管如此，我并不反对“管理层买断”。只是觉得当下中国国企改革中“管理层买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首先是黑箱操作。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是我们大家的，老百姓是国有企业的真正股东，国家或政府仅仅是老百姓的代理人。因此，遵从一般的企业制度，企业涉及到产权重大变更应该让其股东知道。但现在的“管理层买断”过程几乎都是在一种老百姓包括企业职工在内都不知情的状态下进行并完成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者左大培曾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学家想从国有企业那里得到关于“管理层买断”过程的较详细资料，并保证资料不用于公开，研究的目的也不影响决策层，但却无一例外地被企业或地方政府“婉拒”，更不用说普通百姓能成为知情者了。人们常看到的最后结果是，地方政府一个红头文件，一个资产千万以上的国企就变成企业原来的几位领导私人的了。 公变成私的过程如此之简单，不能不令老百姓咋舌。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私有化过程，连俄罗斯的“表面公正”都没有做到。尽管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事后不公正，并由此导致诸多问题，并最终引来普京时代对私有化过程中寡头与权贵资本的清算，但事前至少做到了“起点公正”：国有资产不是被简单地划拨到了私人的名下，而是首先由老百姓进行了均分，等于承认了国有资产人人都有份。而在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一个红头文件，就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划到了某些私人的名下，而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老百姓却没有丝毫所得。所以，这一过程连基本的公正也保证不了。 其次是违规操作。从理论上讲，很多国有企业领导层应该是没有实力能够买断价值数千万元以上的资产的，但最后却大多买得起，秘密在哪里？在研究国外案例的基础之上，可能性有两个： 第一种可能性，也是最惯常使用的手法，是企业领导用本企业的资产去买断本企业。当然操作过程必须绝对“高”。我曾提供过一个虽未算“管理层买断”，但过程却绝对与当下中国某些“管理层买断”过程绝对相似的“空手套白狼”的案例。这里再拿出来供读者“分享” 美国有名的富翁罗杰斯与洛克菲勒当年实际上是两个穷光蛋，但他们也与今天许多中国人一样扮阔绰，混迹于上流社会寻找发财机会。在一次社交场合，罗杰斯和洛克菲勒听说，安纳科达铜矿公司的老板准备把企业出售。这真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能够买下一家铜矿，那自然就可以发财了。但问题是两人都没有一分钱。于是他们设计了一套过程：首先，罗杰斯与洛克菲勒付给马库斯·戴利一张3900万美元的支票，用以购买安纳科达公司的财产。由于这笔支票实际上因为没有一分钱而无法兑现，为防止露馅，两人提出，支票必须先存入花旗银行，并且在所规定的期间不得动用。接着，在铜矿尚未接手、但得到了铜矿几乎所有的资产明细账之后，两人就以安纳科达铜矿作为注册资金，宣布成立了一个叫做联合铜业公司的名义上的企业，以他们自己的亲属（职员）作为挂名经理，并立即赊账印制总额达7500万美元的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股票印制好后却不能立即发行，因为铜矿并未真正接手，而要等到戴利真正取到支票上的钱时才能接手。于是，罗杰斯和洛克菲勒又以联合铜业公司作抵押，向花旗银行借入 3900万美元，打在支票上，于是马库斯·戴利得到了 3900万美元的真正有效的支票。其后，因为安纳科达铜矿已经到手了，于是，罗杰斯与洛克菲勒将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出售，获得了7500万美元。最后，用这笔收入，罗杰斯与洛克菲勒不仅将花旗银行的借款还清，还将余下的3600万美元作为自己的利润收入私囊，同时还白白得到了一家企业。正是借助这笔买卖，两人迅速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并成了美国经济史上有名的真正大富豪。他们两人实际上是以安纳科达铜矿的资产买下了该铜矿。 第二种可能性，实现低成本或无成本购买。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曾说过：“天底下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只有不合理的定价。”并主张对亏损国企产权实行“一元钱卖断”或“零成本卖断”。他们常常举出的例子是原东德一家大型造船企业以象征性一个马克的价出格出售。由这些理论与例子的启发，在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为鼓励“管理层买断”，也象征性地出价将账面亏损的企业实质性送给企业的原管理层。孰料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了一种负面激励：一些企业的管理层为了能够低成本或无成本得到自己的企业，用了种种伎俩。首先是明明可以经营好的企业，不好好经营，造成企业亏损，然后向地方政府进行要挟：“赶快进行‘管理层买断’改革吧，不然企业将死得很快。”地方政府害怕背上更重的包袱，不得不以低价或零价格将企业送给管理层；其次是作假账。明明经营状况良好，但造成账面上亏损十分严重甚至资不抵债的假象，使管理层可以低成本或无成本买断产权；最后还有一招，企业管理层与政府某些或某位官员一起，上下其手，合谋以产权改革的名义，将好好一个国企白送给其管理层，然后合伙分赃。 在中国，“管理层买断”还可能造成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成本太高。经常的情况是，企业被管理层买断后，就开始大量裁员，即使某些地方政府在与管理层签订的协议中要求必须安排原有职工，但一旦企业产权真正变成了几个人的私产后，政府实际上再也管不了企业。最不坏的结果也是企业借机大幅压低职工工资以降低成本，这样职工的权益仍得不到任何保障。自由作家老田告诉我说，武汉某家制造企业被“管理层买断”后，企业员工被裁减了四分之三，在岗企业员工工资下降一半。其结果必然是，企业的利润高了，老板腰包鼓了；职工被害苦了，政府包袱没有轻反而更重了。当然不排除操纵这一过程的某些官员个人与原来的管理层（现在的私企老板）一起发财了。 为了防止“管理层买断”过程中上述问题发生，我们必须设计出一些更合理的替代性做法。首先，应该更多地采取对亏损企业产权的公开拍卖形式，以取代黑箱操作与违规操作。其次，在产权公开拍卖过程中，禁止亏损企业原管理层参与竞拍。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管理层买断”形成负面激励，另一方面也符合建立企业家市场、强迫某些经常搞垮国有企业的企业管理层退出企业家市场的习惯作法。最后是优先鼓励企业职工联合买断亏损企业。无论从理论上和从一些企业的实践看，“职工买断”与“管理层买断”相比，都能更好地保护原来企业的存量资产，更好地保护占企业大多数的职工利益，也能更大的降低企业的转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