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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绝对水平看，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水平，东部区域均处于全国领先位置。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看，最近二十年中西部的总量和人均水平的年均增幅均高于东部，追赶效应明显。

    按1953年不变价格计算，1953年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为202亿元，1978年上升为1113亿元，1992年提高到3074亿元，2003年是17213亿元，2012年达到76927亿元，是1953年的242倍，年均增长10.6%。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1953～2012年间总体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除1961～1964年间以及1968年以外）。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变动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受重大事件（自然灾害、国际经济危机、国内政府换届）等因素的影响很大。比如，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影响，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幅提高，实际同比增长23.14%，比1957年提高了13.33个百分点。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1961～1964年间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增幅均为负，其中1962年降幅最大（－5.64%）。为应对经济危机而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的1998年和2009年，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实际增幅均超过了20%（分别是21.42%和23.75%）。另外，受政府换届影响，2003年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实际增幅也超过了20%（20.38%）。
    第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的变动与融资模式变化密切相关。国际规律表明，随着一国发展阶段不断提升、金融市场逐渐完善，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将从财政投入、信贷支持转为证券融资。随着一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基础设施融资模式将从最初主要以财政投入为主，转向以银行信贷为主，最后才实现以证券融资为主的成熟模式。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时点恰好就是1998年和2003年。
    1998年以前，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完全依赖财政投入。1998年以后，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开始介入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将贷款直接投入地方融资平台，各地则以当地财政收入为担保。截至2011年年末，仅国家开发银行一家以融资平台为载体的城市建设贷款余额就达到10280亿元，占该行全部贷款余额的28%。银行信贷（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信贷）开始逐步取代财政投入，成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2003年，一项重大的土地制度安排（在经营性用地领域全面推行“招拍挂”制度）使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显性化上涨，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涨，当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快速上涨到5421.31亿元，同比增长124%。2011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为3.15万亿元，2003～2011年间的平均增幅是24.6%。
    尽管受宏观经济下行和土地市场不景气影响，2012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降至2.85万亿元，同比下降14%，但仍占地方财政收入（6.10万亿元）的46.7%。另外，地方政府除了把土地收入净收益用于城市建设外，还利用土地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截止到2012年年末，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9万公顷，抵押贷款5.95万亿元。从某种程度上讲，2003年“招拍挂”土地供给制度的实施，直接促成了围绕土地进行的一系列基础设施融资方式转变。
    在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基础上，进一步估算1993～2011年间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不含港澳台；由于重庆市直到1997年才正式从四川省分离出来成为直辖市，为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性，将重庆市数据归入到四川省进行统计）。另外，由于2012年不少省份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还没公布，在接下来的省级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中，只计算到2011年。将30个省市区分别归入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分别计算东中西部在1993～2011年间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变动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绝对水平看，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水平，东部区域均处于全国领先位置。从总量看，2011年东部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达到89456亿元，是西部地区存量的1.68倍。西部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2007年起开始超过中部地区，2011年是53121亿元。中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达到45374亿元，是西部地区存量的0.86倍。从人均水平看，2011年东中西部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分别为16134元、10454元和9637元，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均水平分别是西部地区的1.67倍和1.08倍。
    第二，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看，最近二十年中西部的总量和人均水平的年均增幅均高于东部，追赶效应明显。从总量增幅看，1993～2011年间，东中西部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2%、17.3%和19.6%。这使得东中西部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比例从1993年的2.82∶1.21∶1缩小至2011年的1.68∶0.85∶1。从人均水平增速看，1993～2011年间，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0%、20.4%和19.9%；东中西部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比例从1993年的2.13∶1.02∶1缩小至1.67∶1.08∶1。
    未来十年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预测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固定资本存量的比重，在未来十年的提升空间有限。
    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国际经验为预测未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空间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基础设施投资量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国际间比较，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价格水平的统一处理是两个基本前提。KLEMS数据库提供了1970～2007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欧洲经济体）分行业的投资和资本存量数据，根据数据库的行业分类标准，KLEMS数据库中属于“基础设施行业”的有：“电力、气和水的供应业”（Electrlctty，Gas and Water Supply）、“交通和仓储业”（Transport and Storage）和“邮政和通讯业”（Postand Telecommuntcations）。第一类可称为“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后两类分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中国上述三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历年《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都可以找到。这就使基础设施投资量和资本存量的国际间比较有了一致口径。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占比的国际比较
    1970～2007年间，各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固定资本存量的比重基本趋于稳定，主要集中在10%～20%的区间。2007年13个经济体的平均比重是14.18%，比重最低的国家是德国（8.87%），最高的是捷克（23.74%）。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情况分别是，美国（10.83%）、日本（16.47%）和英国（11.64%）。
    我们只选择了1970～2007年间都有完整数据的9个国家，但从结果看，有6个国家的该比重峰值在起始年份（1970年）、两个国家在结束年份（2007年），只有一个国家的峰值在时间段里（2004年）。这说明，如果数据的获取年份能够延长，各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演变情况就能得到更完整的展现。
    1970～2007年间，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动程度要大于资本存量占比。2007年，13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平均值是14.61%。其中，比重最低的国家是挪威（9.55%），最高的是捷克（21.60%）。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情况分别是，美国（12.50%）、日本（11.51%）和英国（16.03%）。
    1970～2007年间，各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的峰值对应年份及相应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各国峰值的平均值是19.63%，人均GDP水平的均值是16093国际元。按照到达峰值点的时间顺序，依次是美国（15.49%，1970年）、芬兰（23.68%，1976年）和日本（21.32%，1978年）等。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占比情况
    为便于国际比较，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选取“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作为基础设施行业，这一统计口径与KLEMS数据库的口径完全一致。1981～2012年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分别是25.64%（1998年）和21.84%（1999年）。2000年以后，两大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换言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占比峰值在十多年前就已达到，目前正在逐步下降。
    与前述介绍的14个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占比属于中等水平。2007年中国两个指标值分别是17.20%和16.58%，均高于2007年14个主要经济体的均值（14.61%和14.18%）。但如果按照中国2012年的指标值（12.84%和12.38%）进行对比，就会低于2007年14个主要经济体的均值。原因在于2007～2012年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占比总体处在持续下降阶段。
    进一步将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占比的峰值状态与各经济体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个现象：
    第一，中国上述两个占比的峰值水平都很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是1999年，对应的比重是21.84%，仅低于澳大利亚的27.17%和芬兰的22.81%。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的峰值是1998年，对应比重是25.64%，是所有经济体中最高的。
    第二，中国峰值点对应的人均GDP水平都不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占比达到峰值，所对应的年份及人均GDP水平分别是1999年（3162国际元）和1998年（2993国际元），远远低于各国达到峰值的人均GDP水平。这说明，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占比是在较低发展阶段相继达到峰值的。
    之所以出现上述两个现象，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各国数据时段还不够长。发达国家这两个指标的峰值可能在更早时间出现，特别是大部分国家可能在二战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就出现过峰值，但受数据限制，只能显示1970～2007年间的峰值水平。第二，基础设施具有技术相对成熟、需求空间相对明确、投资风险相对较小、社会效益相对较大的特征。越是后发国家基础设施的起步水平就越高，基础设施也容易成为驱动挤压式增长的主要投资领域。第三，中国特殊的体制。特别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支配能力，驱动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在更短的时间内释放。
    ——未来十年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占比提升空间有限
    按照中国未来人均GDP水平的预测结果，2022年中国人均GDP预计将达到16420国际元，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人均GDP处于相近水平的年份分别是1973年、1991年、1989年和1987年。有关发达国家在相当于中国2022年的发展阶段上，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资本存量占比的均值分别为14.91%和11.59%。
    中国2012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资本存量占比分别为12.83%和12.38%。从国际经验来推断，中国未来十年要达到上述6个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还可以提高2.0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则反而要下降0.7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年均增幅只有0.208个百分点，资本存量占固定资本存量的比重年均降幅是0.079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