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今年的“孙冶方经济学奖”

        第十五届孙冶方经济学奖结果出来了，共有两部著作、4篇论文获奖。获奖著作分别是侯云春、韩俊、蒋省三主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成果《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刘世锦等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获奖论文包括获奖论文分别是王国刚的《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宋铮等合写的“Growing Like China”（中文译名：《中国式增长》），楼继伟的《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许成钢的“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中文译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从获奖作品看，今年作品明显偏向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发展主线的西方经济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一作品入选。显然，对于广大经济学者来看，今年的作用公信力明显增强了。至少宋铮等合写的“Growing Like China”发表在国际顶级专业期刊中A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许成钢的“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JE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可以代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上的最好发表水平。其他作品，如刘世锦等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楼继伟的《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偏重政策研究，但公允的看，他们对政策和现实的把握的确比绝大部分高校学者的分析更加全面、深入和准确。
      从获奖作者工作单位来看，分别来自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侯云春、韩俊、蒋省三，刘世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国刚）、复旦大学（宋铮）、财政部（楼继伟）、香港大学（许成钢）。显然、来自政策性研究机构或行政部门的获奖者占据66.7%（4/6），内地高校16.7%（1/6）,香港高校16.7%（1/6）。如果考虑到宋铮的海归背景，并且据传言目前并非全职工作在复旦大学，那么可以说内地高校在今年的孙冶方奖中全面失守。仔细分析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对此现象不难理解。
      从评价方来看，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现象是：获奖者来自行政机构和准行政机构（政策性研究机构）的作者逐渐增多，来自高校的学者越来越在中国的学术贡献上或是经济改革中失去影响（从正面来理解，应该是如此）。如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贡献奖，获奖者马建堂、周叔莲、江小涓，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的理论贡献）。
     从高校方来看，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及沿海的一些高校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院既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优势（人力储备不足，研究积奠不足，国际接轨不够），有没有从事政策研究的便利。只能聚焦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娱自乐，从事所谓的区域研究，或所谓的区域政策研究，来生存和发展。再来看北京和上海及沿海的高校，从事政策研究与准行政机关或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相比没有比较优势，从事国际性的学术研究与美国高校或港台的大学相比受制于经济学发展阶段的约束，在方法上存在着差距。由此来看，孙冶方奖出现这种结局也算是次优了。至少激励了从事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所有学者。但遗憾的是，如果我是一名内陆或者是本土派的经济学研究者，如果孙冶方奖照此标准评奖，这一生得奖绝无可能，除非到大机关去、或者出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