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乱思良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周亚夫的确是良将。周亚夫在平乱时候，将梁王置于死地，让其吸引和抵抗吴楚联军之主力，这在军事战略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上却失分不少，因为梁王为景帝的亲兄弟，而且窦太后溺爱少子，因此得罪了梁王，就为日后政治上发展留下隐患。周亚夫平叛有功，上马杀贼可以，但是下马参与到治国就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功臣容易骄傲，因为有大恩于朝廷，但是，功臣又容易受到同僚的嫉妒，特别是后进者要夺得功臣之权位，所以新老之间必然有大利益斗争。

在战争年代，只要能打胜仗就是硬道理，将在外军令可以有所不受，因此在长征时期，有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出台，但是彭敢于违抗圣命，屡立战功，也容易遭到主席嫉妒。因为，现代社会主席、总理都是能者居之，不是靠封建血统来继承权力，因此彭大将军等如有能力亦可以取代主席。彭敢于违抗圣命，亦有脑后有反骨之嫌疑，中国自古都是有用自己人的传统，忠字为首，而不仅仅是唯贤唯德之人。

二、维护中央的权威

西汉高祖皇帝时，十诸侯就反；景帝初年，吴楚亦造反，此就是地方诸侯王尾大不掉的结果。地方ZF一旦拥有较大财权、人事权、军事权的时，就有可能对中央ZF造成威胁。高祖皇帝希望非刘姓不封王，但是，却没想到刘姓王却屡屡造反。汉高祖和明太祖对于藩王的态度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子孙能长享荣华，拱卫京师，最终事与愿违。49建国前后，我国短时期内有五大区分管制度，五大区一把手拥有管理军政、民政、财政等权力。五大区制度设立，是扩充地方ZF权力的需要，因为那时候，要依靠五大区调动本地区一切力量来进行战争。但是，建国后不久，中央ZF于是就撤掉五大区制度，将五大区领导人调离至中央ZF，给予较高政治待遇，但是却消减其权力影响。其实，这也是一种撤藩。现在我国的制度，维护中央的权力在人事上主要是通过中央有任命地方副部级以上干部的权力，是由上级来“选举”或任命下级进行权力分配；在经济上，中央通过控制绝大部分税收，充实财权，让各省市县各部门必须通过跑“部”前进获得中央转移分配的方式对中央ZF形成依赖。因此，财权被中央ZF分割较多情况下，地方ZF欲弥补自身建设资金的不足，就有通过买土地，买国有资产筹措发展所必需的部分资金的动力。

此外、近年来上海、北京、重庆等地方大员，牢狱之灾不断，是否也是有维护中央ZF权威的需要，惩治尾大不掉之行为，此问题仅是个人揣测，留由历史去解说吧

三、晁错——改革的牺牲品

唉，对于晁错，不得不一声叹息也。晁错的优点与弱点被其政治对手一览无余，其耽于国家政事，但是味于人情，刚直苛刻。晁错岂不知道他撤藩政策会遭来杀身之祸，但是其为了中央政令畅通，汉室永固，却杀身成仁式的进行改革。晁错的改革，是在危机还没有爆发时候的改革，因此，当其改革触犯藩王的利益时候，藩王必然欲置其于死地也。但其改革推行后，吴楚迅速起兵，汉景帝不得不来个丢车保帅，积极回应“诛晁错，清君侧”的虎旗，从而使景帝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此就是“道”胜吧。北宋王安石变法，也是因为实施变法后遇到不少自然灾害，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出了不少纰漏，使得王安石变法也是不了了之。改革者的个性都是极其鲜明的，几乎都是很难兼容于世人的。改革者其形成的改革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有的，而是长期学思过程中所养成的，改革者所具有的创新思维必然使其与众人的思想是有差距的，这些与众不同肯定会表现出来。变法乱常，不死则亡，晁错的悲剧是历代改革者的缩影，殷鉴不远。不要指望学毛选积极分子者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但从个性而言，其就没有推动改革的决心与勇气。

晁错不急急推行削藩的话，吴楚究竟会不会反朝廷？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

四、处理局部叛乱问题——作战时机的选择

     在局部地区发生叛乱时，叛军发动攻击了，可以予以迎头痛击，可以固守待援，也可以撤离到更有利的地方，等待作战时机。迎头痛击的背景是ZF军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固守待援的机遇是战略位置处于易守难攻的地方，粮草充足，附近地区或有ZF军支援；撤离到更有利的地方，需要说服中央ZF，需要中央ZF的许可与支持。局部叛乱一般是在一个点上发动，在政治上也常站不住脚，叛军必须一鼓作气，对ZF军予以抽心一击，利在速战。否则，在叛军陷于持久战时，叛军所能调动的战争资源有限，就可能被ZF军源源不断的调动战争资源中，而逐渐被消耗、消灭掉。但，如果ZF不能迅速镇压掉叛军，ZF对大部分地区统治能力较弱的情况下，那么就可能形成遍地叛军，星星之火不灭，终成燎原之势，ZF在财力上就可能吃不消，穷于应付。因此，选择作战时机，非常重要。

五、流民问题    ——户籍制度是最优选择么？

    产生大规模的流民问题原因有：一是战争中人民流离失所，辗转于沟壑之间，寻找还没被敌军攻占地方生活；二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原有居住地的土地供应量不足以支撑生产生活，必须迁徙到拥有大量无主之地的地区；或者是因为黄河、淮河改道，原有的土地盐碱化，桑田变沧海，农民必须要迁徙到其他地方躲避饥荒。西汉初年通过发展生产，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原因可能是：战争导致全国人口较少，而土地相对多，只要青壮年在土地上勤劳些，那么着家人还是能吃饱肚子的。大规模的流民既可能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可能是一种生产资源，封建社会建国初期就有徙民实边的ZF，解决富余劳动力，发展生产，充实边疆之一举多得的功能。1949年建国后，流民问题在当代就表现流动人口问题，主要是处理农民进城，落后地区人流动到发达地区寻找经济机会的问题。为什么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没有通过轻徭薄赋的形式，发展农业生产，反而是通过统购统销的政策，在经济上最高限度的剥削农民。通过户籍制度，其利在于使得社会迅速的稳定下来，其弊在于限制农民进城务工，使得农民死死地被束缚在土地，必须依靠一亩三分地生活。毋庸讳言，这时候的社会主义无疑成为工人阶层或少数领导干部的人间天堂，而成为绝大部分农民阶层的人间地狱。如果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就不可能有我国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农民。

六、汉朝与匈奴问题    ——今日之大陆与台湾问题

    哎，刚接一文，新进人员三年内原则上不得离职，小人物之命运大多如草蚁，已无心情再写了，一切皆空，老死穷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