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难以得诺贝尔奖”的讨论接近尾声了。从总体上看，现在国人对这研讨是越来越趋向理智，趋向公正了，因为以前那种小觑和睥睨诺贝尔奖的言辞已几乎销声匿迹，这也从某个侧面佐证了我们这个社会正在不断进步。众多的客观事实让国人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要想否定和漠视诺贝尔奖的权威性，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本和资格（不管哪一个奖），所能选择的只有八四个字：正确对待、潜心修为。

　　从一个宽泛的角度去审视，就目前的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价值观念，中国大陆出获奖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前几天，杨振宁说中国人在20年后可得诺贝尔数学奖，老人家是玩了一把黑色幽默），因为无论是从教育科研、还是社会环境抑或是行政体制来看，都极大地阻碍了大陆知识界冲击世界科学高峰的脚步，而其现行的“学衔职称”体制，则是这些阻力的先锋。因为人所共知，今日大陆的学术场和官场几乎像是患了同一种痼疾的孪生兄弟，官场中所有的阴暗面，都能在学术场上找到等比例地存在样板。而最为可悲可叹当属忌言讳医，明明是个疤，却硬说是朵花（甚至还要强迫他人认可是朵鲜艳的花），像这样的自欺欺人堪称是“前不见古人”。今天绝大部分戴着“知识分子”帽子的人，很多人已根本丧失或不具有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基本精神，他们生存的终极目标可以用一个字来体现——“混”（这个字包含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哲学涵义，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中国通，都不能真正破解它的密码）。在这个“混”字的驾驭下，“混”到年龄教授、“混”到高级职称，就像官场中“混”到科长处长局长什么的一样，但就是没有马克思说的那种“在崎岖小道上攀登,不畏艰苦的人”如此，也就不可能产生“到达光辉顶点”的角色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而且还有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有着7000万之众的大党，却总是出不了让世界公认的“先进人物”，而且还屡屡望“奖”兴叹，这对国民的自信心和民族的自尊心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硬伤。据资料显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2006年，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3003.1亿元，居世界第5位；但这些数据上的优势，并没有化为现实中的强势，因为，当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在为论文而忙碌时，当整个知识阶层要为“学衔职称”拼搏时，还能出几个潜心探求“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呢？去年，获菲尔茨奖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拒绝出面领取高额奖金，其对此的解释仅一句话：他的乐趣就是静心做学问。所以，真正的科学家是很单纯的。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上看，在大陆“学衔职称”体制阴霾笼罩下，缺乏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的氛围。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本的田中耕一只是岛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什么学术头衔也没有，而且即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那个生产测试仪器的岛津制作所，在日本也只是一个中小型企业。试想，假如由我们中国人来颁发诺贝尔奖，能授予田中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吗？绝对不会，连一点可能性也没有！我们现在把知识份子的身份纳入国家体制的范畴，从表象上来解释，这是对知识质量上的评定，实际上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摧残，它让知识分子都成了为“学衔职称”而工作和学习的“套中人”，丧失了对真正的科学和真理的追求。在这样一方土壤中，怎么可能培育出优良的树苗呢？2005年，钱学森在生病住院期间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他最大的遗憾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培养大师的制度。就目前的社会环境看，钱学森的这个“遗憾”还将维持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1927年，瑞典曾想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先生对此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毕竟是大师，整整80年过去了，这话却仍不乏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