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4日，俄罗斯开始实施为期6个月的经济特赦。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经济特赦，旨在提升商业环境。特赦对象是经济活动中第一次被判刑的罪犯、嫌犯或被告，涉及俄刑法和民法中与企业活动相关的27项罪名。尽管最后实施的方案比最早的提案缩水不少，但依然影响了数千俄罗斯商人的命运。

俄罗斯总统企业家权益委员会负责人鲍里斯·季托夫（Boris Titov）向当地媒体透露，截至2013年7月底，一共赦免了87人，其中释放了3名服刑犯，解除了对13人的隔离审查，免予处罚10人，停止对61人进行预审。为获特赦，经济罪犯已归还国家财政和受害人经济损失4300万卢布（约合超过8000万人民币）。

“翻过1990年代的篇章”

在“特定案件”中的犯罪指控，用季托夫的话说，成为了“夺取财富”的一种手段。仅仅2009-2012年间，“不少于60万人被指控，110924人被定罪”。

季托夫是此次特赦的发起人。他生于1960年，父亲曾是俄罗斯外贸部的官员。

自1983年毕业于莫斯科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专业后，季托夫在俄罗斯对外贸易协会工作了6年，之后开始经商。

季托夫亲历了苏联解体，也懂得俄罗斯商人的生存处境。2005年开始，季托夫开始涉足政界。在普京ZF任职以前，他是非ZF组织游说机构“商业俄罗斯”的领导者。

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时，定下了一项改善国内商业环境的任务。这其中包括，要将俄罗斯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指标的排名在五年内从第120位提高到第20位。为了这一目标，普京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保护企业家的利益，使其免于ZF官员的干扰。这个机构就是俄罗斯总统企业家权益委员会，当年6月，季托夫被普京任命为该委员会负责人。

普京直接指导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当地媒体报道的一次与委员会的座谈中，普京描述了后者的工作任务，“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季托夫和委员会不要参与商业利益游说，保护那些事实上已经触犯法律的人，而是主要致力于帮助那些权利受损的企业家，帮助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我可以肯定地说，很不幸，这类情况很多，有许多工作要做。”

上任不到一年，2013年5月初，季托夫就拿出了一份关于经济特赦的方案，建议国家杜马（即俄联邦会议的下议院）在企业家节（5月26日）宣布特赦经济犯。在他看来，特赦将确保“一个稳定和增长的经济”。

季托夫对俄罗斯《生意人报》解释说，赦免是“翻转写于荒蛮的1990年代的历史篇章”。按照他的说法，那一时期“游戏规则由概念而非法律来解释”。他认为，“那一时期商人们成为和不公平竞争斗争的牺牲品——这些斗争经常是在法庭画下句点。”

在1990年代苏联解体进行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私有化成为事实上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几乎所有国有资产都落入私人手中。但这场仓促的私有化是如此混乱而没有规则，招致诸多不满，并给政治势力提供了各种理由。

这被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描述为“古怪的资本主义”。这位前《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在她记录这场大变革的《世纪大拍卖》一书中写道，“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商人都可能是潜逃的罪犯。那是前克格勃官员的天堂，是他们以高尚的法治的名义实施国家控制的最佳环境。”

尤其是2000年普京上台后，一度对寡头们非常强硬，某种程度上是顺应民众呼声，但也被普遍评价为暗含别的心思。

在“特定案件”中的犯罪指控，用季托夫的话说，成为了“夺取财富”的一种手段。仅仅2009-2012年间，“不少于60万人被指控，110924人被定罪”。很多情况下，“受害人没有出现，他们却受到法律制裁”。

在季托夫看来，虽然“已经展开了经济领域犯罪立法更加人性化的工作，税法得到修订，鼓励商业的措施更加透明”，但过去十年俄罗斯商人们的处境并没有改善。

普京的转变

“此后法律已经做了大幅修正，如果以今天的法律来衡量，许多商人本来就不应该进监狱。”这一次，总统表现出更急切的心情，普京在演讲中呼吁国家杜马在夏季假期到来之前通过该特赦。

其实，俄罗斯政界对于经济特赦的呼声已久。俄自由民主党早在2012年4月就向国家杜马递交议案，建议赦免“经济犯”中的未成年人、18岁前犯法的人，多子女、怀孕以及55岁以上的妇女、60岁以上的男性、有3岁以下孩子的男性案犯和残疾犯人等。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随后的“开放ZF”会议上也表示，将向国家杜马建议近期内大赦经济犯，但最后并没有结果。

民众对特赦的态度，则呈现出巨大分歧。2013年5月18-19日，俄罗斯舆情中心在42个地区选取1600位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3%的人支持，36%的人反对，还有31%的人未表态。

但这一草案还是获得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支持。同月，国家杜马发言人谢尔盖·纳雷什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部分支持季托夫关于特赦经济犯的提议。“一些人认为那些所谓的经济犯们可以并应当被特赦。另外还有些经济犯们应该继续服刑。”不过，他同时还表示，“为了理解这两部分的比例，我们需要做更细致的研究。”

季托夫的这一提案也提交给了普京，可是根据媒体报道，普京认为“太粗糙”，且准备不够充分。比如，普京指出草案所涉及的在押商人里，包括了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材料的军火走私犯，显然不妥。他建议重新起草，把赦免条件规定清楚。

普京的这番表态，被外界解读为反对特赦的信号。

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国家杜马具有做出大赦决定的权力，既不需要联邦委员会（上院）的允许，也不需要总统签字。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普京的支持，特赦也可以进行。

事实上，199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曾通过一项政治大赦，当时的总统叶利钦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而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不过，在前一次表态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普京的态度逆转。2013年6月21日，他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宣布将大赦经济犯罪。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年度经济事件之一，有着“俄罗斯达沃斯”之称，聚集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千名代表。2013年第17届论坛的主题为“寻求建立新的全球经济体系”。

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们对普京的宣布报以掌声，媒体普遍解读为普京正在力图改善俄罗斯投资环境。

“此后法律已经做了大幅修正，如果以今天的法律来衡量，许多商人本来就不应该进监狱。”这一次，总统表现出更急切的心情，普京在演讲中呼吁国家杜马在夏季假期到来之前通过该特赦。

半个月后，7月2日，国家杜马以298票赞同、1票弃权、无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一天三读通过了普京总统提出的经济特赦令。

寡头没有心情投资

“普京这次总统任期所遇到的困难是空前的，在外部投资难以增长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大赦来增加国家经济的内部活力。”

“普京现在面对经济、政治上的重大选择。如果不大赦由于1991年经济自由化引起的寡头和民众的敌对情绪，那么寡头也没有心情在俄罗斯进行深入投资。”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卡港诺夫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俄罗斯世界和平基金会董事，也是前国安会秘书长伊万诺夫的好友。

无论是经济的稳定还是增长，都缺乏刺激，这是俄罗斯目前面对的现实。而在普京第二次就任总统以来，俄罗斯已经出现了一股有钱人的移民潮。

“普京这次总统任期所遇到的困难是空前的。”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前司长、现为世界和平基金会副主席、负责普京在非ZF活动方面的全面协调工作的托拉拉雅说。在他看来，国际非ZF组织认为俄罗斯的人权状况在退步，外部投资必将受到影响，必须通过大赦来增加国家经济的内部活力。

俄罗斯商业环境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都很清楚这一点。在2013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别洛乌索夫说，2013年1至5月俄经济增速仅为1.8%，他认为投资下降是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俄罗斯总统助理纳比乌林娜也在论坛上表示，俄罗斯经济增速若想保持5%以上就必须大力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此时，极度依赖能源产业的俄罗斯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

现今的俄罗斯首富阿利舍尔·奥斯曼诺夫（他不仅投资于俄罗斯传统的能源产业，还是美国著名社交网站Facebook最大的海外股东），在接受莫斯科独立电视台采访中就提出，俄罗斯寡头需要进行一次投资创新，但前提是国家必须在对寡头和独立企业经营人的管理上进一步放松。在他看来，俄罗斯需要在创新产业上进一步松绑，这样才能够在外资投入没有增长的前提下，保持内部的活力。

特赦的“减法”

欺诈、挪用和造成财产损失，是过去俄罗斯经常用来对付商人们的“大棒”。但在此次特赦中，这些罪名大多不包括在内。

不过，普京在演讲中同时宣布，特赦将只适用于那些第一次犯罪的人。这意味着，他已经就特赦范围做了一次减法。

最后执行的特赦，在国家杜马又做了一次减法——根据俄罗斯总统企业家权益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目前一共有110924人因为经济犯罪而被判刑，他们最初的建议是，特赦涵盖53种经济罪名，基本覆盖到这11万人。但最后通过的特赦方案，只适用于刑法规定的27种犯罪行为，罪名几乎收窄了一半。

在俄罗斯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名中，最有争议性的是刑法第159条所规定的罪名（欺诈）、第160条（挪用）和第165条（以欺骗或者不守信用造成财产损失）。这三条均包含在俄罗斯总统企业家权益委员会的赦免提案中，但只有159条中的部分情况进入了最后的赦免方案，其余两个罪名均不在特赦之列。

欺诈、挪用和造成财产损失，是过去俄罗斯经常用来对付商人们的大棒。甚至连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也是因此挨打——他被指游说一家木材公司签署不利协议，导致该公司损失约人民币30万元，并被控盗窃该公司价值约人民币319万元的资产。2013年7月14日，纳瓦尔尼被判处5年监禁，随后又暂时获释，但是与这次经济特赦无关。

俄罗斯经济界最著名的挨打者，则是前俄罗斯首富、石油公司尤科斯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他能否得到特赦，成为俄罗斯社会眼下的关注焦点所在。

经济特赦实施前一周，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狱中迎来了50岁生日。十年前，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合作伙伴被捕，之后被指控诈骗和逃税，判刑8年。他们两人本应在2011年出狱，但是在2010年12月再次被指控侵吞超过2亿吨石油和洗钱，加判6年。很多人认为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及其支持者操纵了这些判决，从而使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位政治上潜在的敌人丧失自由。

不过，2010年的第二次指控，使得霍多尔科夫斯基直接被排除在特赦范围之外。因为他并不满足普京公布的特赦条件——只适用于第一次犯罪的人。

北京时间2013年8月6日下午14点，霍多尔科夫斯基针对他的第二次审判，向俄罗斯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当天就被驳回，只不过争取到了减刑2个月。

在5月初提出特赦提议时，季托夫曾经希望影响到11万人，但在7月末，他不得不改口说“数千人将重获自由”。

比一次特赦更重要的

“如果他们不能这么做，任何特赦商人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

特赦只是一次性的动作，但是真正积极的影响，是司法实践能否有相应的变化，因为这决定了人们获释之后是否会继续他们的商业活动、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企业家是否会扩大他们的生意。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公司和市场分析研究所主任Andrei Yakovlev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他说，2000年前后，很多人因为捏造的指控被监禁，接着有人抢夺他们背后的财产。

不过，俄罗斯经济特赦正式实施一周后，在一场匪夷所思的死后审判中，已故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被判有罪，这给经济特赦蒙上了阴影。

2008年，在俄罗斯警方涉嫌参与2.3亿美元税务欺诈的庭审中，作为代理律师的马格尼茨基指证警方实质上没收了他客户的公司，并利用这些公司开展骗税活动。此次指证后不久，马格尼茨基被指控逃税，未经审理就被监禁了11个多月，直到因并发症于2009年末死于狱中，年仅37岁。

此事曾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马格尼茨基法案》，拒绝对那些被控违反人权的俄罗斯人发放签证，并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眼下，对马格尼茨基的这场判决再度引起了质疑。

全球化问题研究所主任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就公开对特赦的效力表示怀疑。在他看来，一方面，应该要更加依法办事，确保将来人们是因为事实上的犯罪被法院传讯；另一方面，ZF官员要停止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同时不再滥用税收系统来恐吓商人。“如果他们不能这么做，任何特赦商人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