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经济学转行金融业

1998年初加入美联储之前，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当了四年经济学教授，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学院的“象牙塔”里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轨迹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经济学协会联合举办的由“福特基金会”赞助、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发起的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跟着班上一帮同学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一晃便又是五年光景。博士毕业后，好像也没觉得有其他什么就业选择，导师们都认为拿了博士学位，最好的选择理所应当是去大学当教授，所以也就不负众望，去了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这条学院路，回头想来，算是走得比较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而选择经济学本科；本科毕业后又自然而然地报考研究生，出国深造；学位读完后又顺着导师的意去大学做研究当教书匠。这期间，没有涉及多少个人的比较选择，看看大部分留学生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也就义无反顾、目不斜视地走在这条“独木桥”上。还庆幸自己没有走过什么弯路；没有因为犹豫、彷徨、转行、转业浪费过时间；也没有因为生计、就业、打工、迁移耽误过学业；也没有在选择课题、选择导师方面有过什么艰难、坎坷。一路下来，平坦笔直。尽管80年代报考经济学的时候是出于时髦风尚，现在想来，经济学还是我相当热衷和喜爱的专业，还算没有入错行。

在学院的这段历程，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十几年前懵懵懂懂、精神文化一穷二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对西方的语言文化、人文传统一知半解，更难谈得上在学术理论、经济哲学上有多大的造诣了。所以，在学校里潜心做学问，扎书堆，埋头苦读，丰富自己对西方各领域的了解，是对自己各方面的成长大有裨益的。

当时我是什么都需要恶补。首当其冲的是语言文化传统、待人接物谈吐等行为素养。尽管我出国前托福考分颇高，但总体的听说读写能力却较差，分数和能力严重脱节。我是学文科出身，数学计量统计等功底都很薄弱，同典型的数理化超强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可相提并论；而现代经济学又像是物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学着用物理学的理念方式框架，提倡用数字符号来说话演绎，对数理统计能力要求甚高，所以，我又得抓紧分分秒秒迎头痛赶。最关键的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知识严重匮乏，脑子里充斥得更多的可能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

好在我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在加拿大九年的学院生涯，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吸收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养料，为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而孜孜不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几年刻苦努力下来，我发表了几篇文章，教了几门研究生、本科生的课，对学院的套数有了熟悉了解，对经济学也自觉能融会贯通，对知识的饥渴也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便开始左顾右盼，思忖着“What’s next？”(下一步该怎么走)。学校里特殊的“象牙塔”风景自然这边独好，但一直在学校里呆着，是否工作、事业上缺乏点新意？是否对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拓有所局限？想想很多经济学大人物都是在已经有实际工作经验后，才再在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化挖掘，而自己则从未离开过学校，“一心只读圣贤书”，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有很多认识流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只能想象着实际操作是怎么一回事。但想当然和亲身经历自然还是有段距离，没有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总是偏虚，中气底气不足。

所以，如果能去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各环节、各部门如何配合默契，相辅相成来取得实效，应该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趁自己还年轻，应该多去闯荡闯荡，经历经历，“experience is an asset”(经验就是财富)，“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只要自己不断在进步、在弥补，就会感觉充实，有收获。

无独有偶，我当时就职的约克大学坐落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多伦多，它也是加拿大商业、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各行各业，人才荟萃；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此大环境里，自觉不自觉地耳濡目染很多现实的商业金融信息，也接触到很多在这些部门就职的员工，对经济的运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开始对从未涉猎过的金融行业产生浓厚兴趣。

过去在复旦读本科时，对金融业的了解仅限于“摩根、大通等银行寡头，大财团巧取豪夺，使资本主义蜕变为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出国后，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型贵族式大学城市里读书，风景自然旖旎秀美，但对金融学和金融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少得可怜，就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读完经济学学位。

但眼下到了多伦多，便是一个巨大反差，各行各业，欣欣向荣，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多伦多以金融业最为朝气蓬勃，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大都为银行保险金融财团霸占，充满着自信傲气；在其内工作的人士也煞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像是有无限的机会和挑战，像吃了“兴奋剂”似的“high”(亢奋)。再转而看看我们大学里，商学院的投报挤破门槛，人丁兴旺，学费步步上涨，却依然供不应求；而我们经济学院却门庭冷落，日趋萧条，每每要为生源不足、招生率下降犯嘀咕，想方设法来挽救颓势。

看来学生已经用他们的行动来投票商学院，而遗弃经济学院。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扪心自问为什么。很多经济学教授甚至瞧不起商学院教授，认为他们的理论功底不够，数理技巧也不堪一击。再说，金融学充其量也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成功运用而已，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经济学不可同日而语，凭什么喧宾夺主，后发制人？但是，撇开文人相轻不谈，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结果会如此落差巨大？

出于对金融学和金融业的强烈好奇，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也作些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证上的观察。

在美国行业就业数据的历史和发展趋势上，我发现统计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服务性行业(service-providing industries)，诸如贸易运输、批发零售、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不但在绝对数量上，而且在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上也不断递增。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总就业人数增加了4倍，而服务业却增加了将近6倍，增加的步伐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加速的—— 大部分增加的就业人数都跑到服务业去了。相对而言，制造业(goods-producing industries)，诸如建筑、采矿、各种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生产等，却呈现相对萧条、落后的状态，尽管在就业的绝对数量上也增加了2倍，但在相对数量上就落伍很多。

换句话说，“二战”后的1950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非农业就业人口的37％，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萎缩到了19％；而服务业，1950年的就业人数比例为60％左右，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已超过了80％，难怪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美国已变成了服务性社会了。

言下之意，经济越发展、越发达，对服务性行业的需求量就越大，而且还不是同步发展，是超速发展，使服务性行业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日趋重要。这又是为什么？过去，经济学里“重工重农轻商派”有相当势力，认为这些金融销售、服务咨询只是中介媒体，不生产实质性产品，也没有在产品上增加附加值，所以不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反，产业界是生产具体有形产品的，是国力增强、民生保障的象征，必须作为经济依赖的中流砥柱，必须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然而，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客观数据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事实证明服务业的日趋重要性，用事实证明这种“轻商派”理论的谬误。那么，是怎样的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服务性行业会鼎盛持续发展？

再深入探究下去，便发现了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奥妙和自己依然的学无止境。

过去我所学的主流经济学宏观微观理论，都假设市场是现成给定的，市场会自动将买卖双方撮合在一起，立刻履行清算、交割的作用，好像产品生产出来后，便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流向消费者一边，没有成本，没有中介。在这些理论里，市场是如何将买卖双方撮合在一起，需要哪些步骤和条件，有些怎样的机制结构，是否理性或非理性的抉择，对经济和政策有什么影响等，都不进行讨论，好似多余的。

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制度结构又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起着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调节作用。只要有市场经济，就必须有中介媒体的存在，需要大批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来促使产品的供需见面，供需平衡，来从事很多融资、集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貌似“无用功”，却在执行着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职责。否则，市场经济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空间，产无所用，产无所归，岂不浪费资源，白费力气，市场经济便无从谈起。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品的数量、品种、花样、款式进一步增加，更加多样化、精致化、分门别类化，如何使恰当的产品到达恰当的消费者手中，使供有所需，产有所终，更成为严峻问题和当务之急。一个公司营销部的作用已等同其产品开发部，各个部门企业都花大力气、大资金来打品牌做广告，务必使更多消费者恰到好处地知道这类产品，以便达到供求结合，皆大欢喜。所以，产品越是丰富多样，就越需要服务行业在增加或不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情况下，用以上列举的各种方式，创造各种形式、成立各种机构，从而促进产品的销售，资金的流转，促成市场经济买方和卖方的成交。

毋庸置疑，市场的中介媒体的重要性，是与市场的深化、广化和细化同步进行的；更进一步地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产品如果是以线性方式递增，而每个产品都需要消费者了解、知晓，那产品到达消费者的纽带、环节，便以加速度的方式递增。打个比方，如果市场仅有两件产品和两个消费者，那产品和消费者的关联线条仅为4根，若产品增加一件，那关联线条要增加2根，变成6根。如果这两件产品因为分工的进一步细腻，变成两件初级品和两件终级品，那这市场间的纽带关联更是爆破似的蓬勃发展，市场中介也便需要以加速度形式递增，来建立供需的纽带，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也便随之以加速度方式增加了。

基于这个理论，我当时还写了两篇关于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 economics)的文章，针对当时互联网的热潮，及由此产生的错误认识而进行批评和反驳。具体说来，当时很多著名报刊杂志，如Wired(《电讯》)，Business Week(《商业周刊》)等，都大肆宣扬“Death of Middlemen”(中间人消亡)，“Extinction of the intermediaries”(中介灭绝)，认为网络经济环境下，人们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找到厂家，在网上购物、办事，所以就不再需要中介的横插一杠，中介这个行当就要消失灭绝了。我的驳斥观点为：互联网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大延伸、大发展，准入壁垒成本降低，使得产品(包括知识和物质产品)愈发多元化，品种繁多，花样齐全，供给和需求愈发个性化，市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无与伦比的拓展。市场的拓展，势必需要很多单位、机构、人员从事如何将市场的买方与卖方相结合，让求有所得，卖有所终，需要很多人从事诸如搜索、广告、编辑、筛选、评级、质量担保等许多与产品本身性质无关，但与产品营销密切相关的工作，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机构人员都属于中介。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这些中介工作非但不会死亡绝迹，反而会更红火兴旺，更会有加速度的增长(我当时还受邀在大会上演讲过这两篇文章，后来因为转行，也就没有把它们整理发表)。

有了这些理论预测，我当时还曾动心去硅谷“.com”领域闯荡一番，兴许这些理论会有用武之地。但最终没有做这个不定因素太多、贸然闯入不熟悉的科技新领域的战略大转移。事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验证了我当时的这些预测。蓬勃兴旺的互联网公司，绝大多数是属于中介性质，帮助供求见面的，Yahoo!，Google，eBay，Amazon，Netflix，等等，本身并不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但在帮助客户得到所需产品，在搜索、汇编、评级、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些公司也因此变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公司。互联网中介公司的兴旺发达，仍然会继续发扬光大。

言归正传。金融行业本质上也只是中介机构，是专职于促进资金运转的金融机构，进行着将资金更合理、更有效地从资金剩余方转移到资金短缺方的工作，使供求见面、供需平衡。同样的道理，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为了适应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偏好和要求，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改革创新应运而生、层出不穷，与之相伴的金融行业也势如破竹，欣欣向荣。自然，金融业的蓬勃兴旺、日新月异，造就了对金融人才与日俱增的需求和抢夺，在其行业工作的人士自然也斗志昂扬、踌躇满志了。　

很荣幸的是，当时我在约克大学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同事Janet Landa，她一直从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我们系里主流经济学家占统治地位的组合中，她算是个“异类邪教”。但也许正因为我们的专业如此不同，我对她的工作很感兴趣，平时交流甚多，还合作写文章。

Janet在她的研究领域很活跃，本身是Bioeconomics(《生物经济学》)杂志的主编，经常请些制度经济学界的权威知名人物来我们系里作讲座，我也因此受益匪浅，大开眼界。Deirdre McCloskey是其中一位比较有意思的著名学者，她原名为Donald McCloskey，后来经过由男变女的手术后改名了。她原先在芝加哥大学当过多年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后来去了俄亥俄大学。她的变性当时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具有明星效应。我第一次在我们系里见到她时，她的行为举止已经非常女性化，脸部做过整容手术，化着浓妆，戴着假发头套，穿着当时时髦的紧身上衣和短裙，比真正的女人还女人气十足。除了她的声音依旧是低沉的男中音外，加上她的身材属于高大魁梧之列，其他的很难分辨出她原先的男儿身。在喝咖啡、就餐等的轻松场合，她还会和我们描述她如何刻意模仿女人状。

Deirdre McCloskey不是位主流经济学家，但对主流经济学批评甚多。主要观点是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很多应该注重的问题，诸如市场、机制、交易成本等，然后还夸大其词地认为这有局限性的主流经济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她的言辞激烈、刻薄，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其文笔华丽、飘逸，读起来引人入胜。

对我最有启发的是我的一个好友，和我背景很相似，也一直是在学校里蹦跶，读了硕士、博士，后又去了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可当教授还不满一年，她就跳槽去了一家大型共同基金公司。她是那种思维行动很活跃、敏锐的女孩，总在不断创新，不断挑战自己。临行之前，她撇下北京女孩惯有的豪爽：“姐们下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