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是围绕我在美联储系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三年半的银行监管工作经历来叙述和展开的。采用个人亲身经历的故事形式,来描绘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对银行监管的性质、理念、政策和程序。希望通过这个形式,能让中国的银行界同行及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对美国最大的金融监管部门的运作程序和行为规范有个更为理性和感性的认识。
从1998年初,我开始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银行监管部担任高级银行检查员(senior bank examiner),直至2001年中离开。三年半期间,我充当了巴塞尔第二协议的开路先锋;经手了花旗集团并购后的基础审查,并目睹了与之相伴的美国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金融法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笼;领悟了以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券抵账、基金崩溃、公司丑闻等为代表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等的巨大危害;参与了各大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督和检查工作;完成了诸多美联储对银行检查员的培训项目。这些丰富的经历和感知,写出来与中国同行一起分享,希望能对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迈向现代化、国际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有一点启发、借鉴作用。
近几年,我在纽约和北京,向中国银行界人士做过几次有关美联储的讲座,也在书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深切体会到有必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文字形式系统地总结出来。中国的银行界对书本手册上有关美联储的教条、细则,肯定已是耳濡目染了不少,也曾派出多批人员去美国进修、参观、学习,也一定制定了类似的方针政策,在内容细则上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具体操作上,可能就没有切身体会,在将美联储的理论与美联储的实践相联系时,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再则,中国银行界同行也同样对美联储的制度结构、人事安排、福利待遇等感兴趣。所以我也就义不容辞,投其所好,本着个人经历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穿插进我在纽约联储的所见所闻和喜怒哀乐。
在纽约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不少,从事的行业遍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互惠基金、对冲基金、公司信贷、个人信贷、咨询、保险、法律、会计,等等。但在美联储工作的则屈指可数,有类似我这样银行监管经历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就使我更觉得责无旁贷,要将自己的经历传播给中国同行,知己知彼,取长补短。我希望我的叙述,可以在美联储政策上的所以然和操作上的之所以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揭开美联储的神秘面纱,从理性上和感性上更加全面透彻地认识美联储。
这本书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在主要叙述我在纽约联储的工作项目和过程的同时,还附带介绍了我加盟和离开纽约联储的前因后果,也算是提供一个完整的有关美联储,尤其是纽约联储的图案画卷。书中涉及的人物事件都是真人真事真名,都是我的亲身体验,不带矫揉造作、生编乱造。我所侧重介绍的是美联储的银行监管工作,而非我所检查的商业投资银行操作。这些商业投资银行的操作方法、程序属于保密性质的资料,受法律准则约束,我不能披露,当然在这里也没有必要涉及。本书的所有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认知,不代表美联储的观点意见。若有任何过错,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我虽然本着全面、客观的宗旨来进行写作,但鉴于自己能力和知识面的局限,难免会挂一漏万,敬请读者谅解。在写作过程当中,最困扰的莫过于中文写作和中文电脑输入,总觉得词不达意,速度太慢,语言词汇跟不上时代步伐。毕竟十几年没有用中文写作了。我在中文杂志上发表的介绍美联储的文章,也是麻烦编辑找人,将我写的英文原件翻译成中文。所以,如果读者觉得读起来拗口别扭,不够畅快淋漓,也敬请原谅。只要能理解所写内容,也就宽容一下表达形式吧。
这本书的诞生,要归功于“旅美华人银行家协会”的几位骨干对我长期的支持和鼓励。会长骆宁博士早在三年前,就提议我写这本书,他认定这类书籍会对中国的金融现代化起到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在我写作过程中,他还提供了诸多的建议和交流。银行家协会的孙晓云博士、杨壮博士和另一任会长刘恒中博士等,也是积极的推动者。同时,我还得到其他同行和朋友的关心和指点,如陈小悦、方星海、李祥林、林兆英、徐爱华、宣昌能、朱晓东、朱煜,等等。为我撰写书评的多位中国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都是在百忙中抽空阅读我的初稿,并欣然命笔。中国人民银行吴晓灵副行长,还同时指正了书稿中诸多失误和不妥之处,使本书更趋准确和完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三位复旦学友,杨爱民、朱蔚雯和赖中文,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冥思苦索地阅读我的前期草稿,纠正了许多术语和语言表达的偏差,为本书润色不少。在此,我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一章 加盟美联储 1
1. 从经济学转行金融业 2
2. 从多伦多转向华尔街 9
3. 挺进纽约华尔街 11
4. 应聘纽约联储 15
第二章 巴塞尔第二资本协议前奏曲 25
1. 授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调研急先锋 26
2. 巴塞尔第一资本协议 27
3. 纽约联储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地位 33
4. 工作过程 35
5. 告别巴塞尔项目 52
第三章 花旗集团的合并评估及20世纪美国银行法的变革 57
1. 风险评估组 59
2. 花旗集团的诞生—— 天时地利人和 62
3. 纽约联储审批花旗集团的合并 66
4. 20世纪美国几大银行法及法规变迁 73
5. 基础评估过程 78
第四章 银行监管的方针政策 91
1. 银行监管的重要性 92
2. 现场检查、非现场监测和持续监管 95
3. 银行检查的目标 99
4. 风险为本的检查方法 100
5. 六大风险分类 103
6. 四大风险管理要素 112
第五章 银行监管的程序步骤 117
1.认识了解银行—— 银行概况 119
2.评估银行风险—— 风险矩阵及说明 120
3.计划和安排监管活动—— 监管计划和检查项目 122
4.定义检查活动—— 范围备忘录和首日信 123
5.实施检查程序—— 检查模块 126
6.汇报结论—— 检查报告 135
第六章 纽约联储监管部的结构、人事和培训 145
1.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的组织结构 146
2. 纽约联储的激励机制 154
3. 检查员全面系统的培训 159
第七章 告别美联储 171
1. 纽约联储生涯总结 172
2.CIBC跳槽机会 175
3.纽约联储最后篇章 183
参考文献 191
附录A 有关美联储的八大认识误点 193
附录B 术语英汉对照表 205
1998年初加入美联储之前,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当了四年经济学教授,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学院的“象牙塔”里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轨迹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经济学协会联合举办的由“福特基金会”赞助、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发起的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跟着班上一帮同学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一晃便又是五年光景。博士毕业后,好像也没觉得有其他什么就业选择,导师们都认为拿了博士学位,最好的选择理所应当是去大学当教授,所以也就不负众望,去了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这条学院路,回头想来,算是走得比较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而选择经济学本科;本科毕业后又自然而然地报考研究生,出国深造;学位读完后又顺着导师的意去大学做研究当教书匠。这期间,没有涉及多少个人的比较选择,看看大部分留学生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也就义无反顾、目不斜视地走在这条“独木桥”上。还庆幸自己没有走过什么弯路;没有因为犹豫、彷徨、转行、转业浪费过时间;也没有因为生计、就业、打工、迁移耽误过学业;也没有在选择课题、选择导师方面有过什么艰难、坎坷。一路下来,平坦笔直。尽管80年代报考经济学的时候是出于时髦风尚,现在想来,经济学还是我相当热衷和喜爱的专业,还算没有入错行。
在学院的这段历程,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十几年前懵懵懂懂、精神文化一穷二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对西方的语言文化、人文传统一知半解,更难谈得上在学术理论、经济哲学上有多大的造诣了。所以,在学校里潜心做学问,扎书堆,埋头苦读,丰富自己对西方各领域的了解,是对自己各方面的成长大有裨益的。
当时我是什么都需要恶补。首当其冲的是语言文化传统、待人接物谈吐等行为素养。尽管我出国前托福考分颇高,但总体的听说读写能力却较差,分数和能力严重脱节。我是学文科出身,数学计量统计等功底都很薄弱,同典型的数理化超强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可相提并论;而现代经济学又像是物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学着用物理学的理念方式框架,提倡用数字符号来说话演绎,对数理统计能力要求甚高,所以,我又得抓紧分分秒秒迎头痛赶。最关键的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知识严重匮乏,脑子里充斥得更多的可能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
好在我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在加拿大九年的学院生涯,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吸收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养料,为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而孜孜不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几年刻苦努力下来,我发表了几篇文章,教了几门研究生、本科生的课,对学院的套数有了熟悉了解,对经济学也自觉能融会贯通,对知识的饥渴也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便开始左顾右盼,思忖着“What’s next?”(下一步该怎么走)。学校里特殊的“象牙塔”风景自然这边独好,但一直在学校里呆着,是否工作、事业上缺乏点新意?是否对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拓有所局限?想想很多经济学大人物都是在已经有实际工作经验后,才再在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化挖掘,而自己则从未离开过学校,“一心只读圣贤书”,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有很多认识流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只能想象着实际操作是怎么一回事。但想当然和亲身经历自然还是有段距离,没有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总是偏虚,中气底气不足。
所以,如果能去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各环节、各部门如何配合默契,相辅相成来取得实效,应该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趁自己还年轻,应该多去闯荡闯荡,经历经历,“experience is an asset”(经验就是财富),“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只要自己不断在进步、在弥补,就会感觉充实,有收获。
无独有偶,我当时就职的约克大学坐落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多伦多,它也是加拿大商业、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各行各业,人才荟萃;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此大环境里,自觉不自觉地耳濡目染很多现实的商业金融信息,也接触到很多在这些部门就职的员工,对经济的运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开始对从未涉猎过的金融行业产生浓厚兴趣。
过去在复旦读本科时,对金融业的了解仅限于“摩根、大通等银行寡头,大财团巧取豪夺,使资本主义蜕变为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出国后,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型贵族式大学城市里读书,风景自然旖旎秀美,但对金融学和金融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少得可怜,就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读完经济学学位。
但眼下到了多伦多,便是一个巨大反差,各行各业,欣欣向荣,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多伦多以金融业最为朝气蓬勃,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大都为银行保险金融财团霸占,充满着自信傲气;在其内工作的人士也煞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像是有无限的机会和挑战,像吃了“兴奋剂”似的“high”(亢奋)。再转而看看我们大学里,商学院的投报挤破门槛,人丁兴旺,学费步步上涨,却依然供不应求;而我们经济学院却门庭冷落,日趋萧条,每每要为生源不足、招生率下降犯嘀咕,想方设法来挽救颓势。
看来学生已经用他们的行动来投票商学院,而遗弃经济学院。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扪心自问为什么。很多经济学教授甚至瞧不起商学院教授,认为他们的理论功底不够,数理技巧也不堪一击。再说,金融学充其量也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成功运用而已,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经济学不可同日而语,凭什么喧宾夺主,后发制人?但是,撇开文人相轻不谈,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结果会如此落差巨大?
出于对金融学和金融业的强烈好奇,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也作些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证上的观察。
在美国行业就业数据的历史和发展趋势上,我发现统计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服务性行业(service-providing industries),诸如贸易运输、批发零售、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不但在绝对数量上,而且在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上也不断递增。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总就业人数增加了4倍,而服务业却增加了将近6倍,增加的步伐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加速的—— 大部分增加的就业人数都跑到服务业去了。相对而言,制造业(goods-producing industries),诸如建筑、采矿、各种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生产等,却呈现相对萧条、落后的状态,尽管在就业的绝对数量上也增加了2倍,但在相对数量上就落伍很多。
换句话说,“二战”后的1950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非农业就业人口的37%,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萎缩到了19%;而服务业,1950年的就业人数比例为60%左右,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已超过了80%,难怪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美国已变成了服务性社会了。
言下之意,经济越发展、越发达,对服务性行业的需求量就越大,而且还不是同步发展,是超速发展,使服务性行业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日趋重要。这又是为什么?过去,经济学里“重工重农轻商派”有相当势力,认为这些金融销售、服务咨询只是中介媒体,不生产实质性产品,也没有在产品上增加附加值,所以不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反,产业界是生产具体有形产品的,是国力增强、民生保障的象征,必须作为经济依赖的中流砥柱,必须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然而,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客观数据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事实证明服务业的日趋重要性,用事实证明这种“轻商派”理论的谬误。那么,是怎样的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服务性行业会鼎盛持续发展?
再深入探究下去,便发现了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奥妙和自己依然的学无止境。
过去我所学的主流经济学宏观微观理论,都假设市场是现成给定的,市场会自动将买卖双方撮合在一起,立刻履行清算、交割的作用,好像产品生产出来后,便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流向消费者一边,没有成本,没有中介。在这些理论里,市场是如何将买卖双方撮合在一起,需要哪些步骤和条件,有些怎样的机制结构,是否理性或非理性的抉择,对经济和政策有什么影响等,都不进行讨论,好似多余的。
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制度结构又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起着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调节作用。只要有市场经济,就必须有中介媒体的存在,需要大批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来促使产品的供需见面,供需平衡,来从事很多融资、集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貌似“无用功”,却在执行着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职责。否则,市场经济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空间,产无所用,产无所归,岂不浪费资源,白费力气,市场经济便无从谈起。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品的数量、品种、花样、款式进一步增加,更加多样化、精致化、分门别类化,如何使恰当的产品到达恰当的消费者手中,使供有所需,产有所终,更成为严峻问题和当务之急。一个公司营销部的作用已等同其产品开发部,各个部门企业都花大力气、大资金来打品牌做广告,务必使更多消费者恰到好处地知道这类产品,以便达到供求结合,皆大欢喜。所以,产品越是丰富多样,就越需要服务行业在增加或不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情况下,用以上列举的各种方式,创造各种形式、成立各种机构,从而促进产品的销售,资金的流转,促成市场经济买方和卖方的成交。
毋庸置疑,市场的中介媒体的重要性,是与市场的深化、广化和细化同步进行的;更进一步地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产品如果是以线性方式递增,而每个产品都需要消费者了解、知晓,那产品到达消费者的纽带、环节,便以加速度的方式递增。打个比方,如果市场仅有两件产品和两个消费者,那产品和消费者的关联线条仅为4根,若产品增加一件,那关联线条要增加2根,变成6根。如果这两件产品因为分工的进一步细腻,变成两件初级品和两件终级品,那这市场间的纽带关联更是爆破似的蓬勃发展,市场中介也便需要以加速度形式递增,来建立供需的纽带,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也便随之以加速度方式增加了。
基于这个理论,我当时还写了两篇关于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 economics)的文章,针对当时互联网的热潮,及由此产生的错误认识而进行批评和反驳。具体说来,当时很多著名报刊杂志,如Wired(《电讯》),Business Week(《商业周刊》)等,都大肆宣扬“Death of Middlemen”(中间人消亡),“Extinction of the intermediaries”(中介灭绝),认为网络经济环境下,人们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找到厂家,在网上购物、办事,所以就不再需要中介的横插一杠,中介这个行当就要消失灭绝了。我的驳斥观点为:互联网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大延伸、大发展,准入壁垒成本降低,使得产品(包括知识和物质产品)愈发多元化,品种繁多,花样齐全,供给和需求愈发个性化,市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无与伦比的拓展。市场的拓展,势必需要很多单位、机构、人员从事如何将市场的买方与卖方相结合,让求有所得,卖有所终,需要很多人从事诸如搜索、广告、编辑、筛选、评级、质量担保等许多与产品本身性质无关,但与产品营销密切相关的工作,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机构人员都属于中介。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这些中介工作非但不会死亡绝迹,反而会更红火兴旺,更会有加速度的增长(我当时还受邀在大会上演讲过这两篇文章,后来因为转行,也就没有把它们整理发表)。
有了这些理论预测,我当时还曾动心去硅谷“.com”领域闯荡一番,兴许这些理论会有用武之地。但最终没有做这个不定因素太多、贸然闯入不熟悉的科技新领域的战略大转移。事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验证了我当时的这些预测。蓬勃兴旺的互联网公司,绝大多数是属于中介性质,帮助供求见面的,Yahoo!,Google,eBay,Amazon,Netflix,等等,本身并不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但在帮助客户得到所需产品,在搜索、汇编、评级、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些公司也因此变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公司。互联网中介公司的兴旺发达,仍然会继续发扬光大。
言归正传。金融行业本质上也只是中介机构,是专职于促进资金运转的金融机构,进行着将资金更合理、更有效地从资金剩余方转移到资金短缺方的工作,使供求见面、供需平衡。同样的道理,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为了适应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偏好和要求,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改革创新应运而生、层出不穷,与之相伴的金融行业也势如破竹,欣欣向荣。自然,金融业的蓬勃兴旺、日新月异,造就了对金融人才与日俱增的需求和抢夺,在其行业工作的人士自然也斗志昂扬、踌躇满志了。
很荣幸的是,当时我在约克大学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同事Janet Landa,她一直从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我们系里主流经济学家占统治地位的组合中,她算是个“异类邪教”。但也许正因为我们的专业如此不同,我对她的工作很感兴趣,平时交流甚多,还合作写文章。
Janet在她的研究领域很活跃,本身是Bioeconomics(《生物经济学》)杂志的主编,经常请些制度经济学界的权威知名人物来我们系里作讲座,我也因此受益匪浅,大开眼界。Deirdre McCloskey是其中一位比较有意思的著名学者,她原名为Donald McCloskey,后来经过由男变女的手术后改名了。她原先在芝加哥大学当过多年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后来去了俄亥俄大学。她的变性当时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具有明星效应。我第一次在我们系里见到她时,她的行为举止已经非常女性化,脸部做过整容手术,化着浓妆,戴着假发头套,穿着当时时髦的紧身上衣和短裙,比真正的女人还女人气十足。除了她的声音依旧是低沉的男中音外,加上她的身材属于高大魁梧之列,其他的很难分辨出她原先的男儿身。在喝咖啡、就餐等的轻松场合,她还会和我们描述她如何刻意模仿女人状。
Deirdre McCloskey不是位主流经济学家,但对主流经济学批评甚多。主要观点是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很多应该注重的问题,诸如市场、机制、交易成本等,然后还夸大其词地认为这有局限性的主流经济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她的言辞激烈、刻薄,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其文笔华丽、飘逸,读起来引人入胜。
我读过她的很多著作,其中有一本书对我颇有启发:If You Are So Smart(《如果你那么聪明》)。这个书名只是半句话,另半句话的含义是“Why Aren’t You Rich”(为什么你不富有)。意思是说,如果按当今习俗,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的话,那自以为智商很高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富贵荣华、腰缠万贯的了。然而经济学家却还在捉襟见肘,为脱贫致富打拼,究其原因,要么是理论错误,放之四海皆不准;要么是经济学家不屑于将理论付诸实践,学不致用,空让理论付诸东流。我倒是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久经磨难考验;现在,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人们可以在很多理论方面达成共识,经济学原理也日益渗透到其他领域,诸如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且被广为接受。但理论到实践还是有段距离的,理论上的纸上谈兵,还必须与实践运作相结合,来体现它的优越性,就如同物理学原理还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来加以运用发挥一样,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相辅相成。
我所决定付诸的具体行动就是要投身金融业这个欣欣向荣的“朝阳行业”。有了理论和数据做凭据,我坚信这个行业只会越来越兴旺发达。只要市场经济在不断扩张、延伸,金融业就会日益火红兴旺,而且呈加速度增长。这个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不论是美国、加拿大,还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只要市场经济发展了,金融也必须相辅相成,发展壮大,否则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有局限性。金融业比起其他行业还是一个年青、新兴的行业,而且潜力无穷,发展无止境。主意已定,我便义无反顾,开始看这方面的书籍,选这方面的课程,又是一番急起直追。
金融学其实是一门不难的学科,尤其是有经济学扎实的功底,有一定的数理统计知识做基础,学习金融学只是了解它的一些专用的融资投资理论、会计知识、产品结构、种类定价及专用术语。比如,住房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除了需要了解专用的固定收益债券知识外,有关定价预测方面的内容,用到很多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技术,这对我来说驾轻就熟。
我花时间最多的是学习衍生证券(derivatives securities),这是当时最兴旺发达、最需要高精尖知识技术的领域,同时也需要很多为其配套服务的专业人士。我想这可能会成为我去金融界的敲门砖。不管怎样,要转行,还是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在已有的全职工作的基础上,得另外听课自学做练习,有时候还跑去附近多伦多大学听课、听讲座。关于衍生证券,最畅销的教科书,便是多伦多大学的John Hull教授撰写的Options,Futures,and other Derivative Securities(《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证券》)。
同时,我也开始关注从事高层次高技术金融服务的朋友、同学,听其言观其行,想象着自己是否会喜欢他们那种工作生活方式。
大部分人去了金融界,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有不少学数学、统计、物理出身的,原本找工作都很困难,能发配去北方天寒地冻的穷乡僻壤教书,已是美差了。而现在,投奔金融界银行业,简直与他们以前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时来运转”,“柳暗花明”,他们欣喜若狂,得意洋洋。也有一些人,连博士学位都没安心读完,就迫不及待地投身金融界,外面的世界真美妙。当然,我也看到极个别的反例。有位朋友,经济学博士毕业,曾经在纽约摩根银行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对金融学、经济学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但他当宏观经济学教授的信念很坚定,义无反顾来到多伦多大学当学究,而不在乎金融界的“臭钱”。学校教授们对他很钦佩,认为他是铁杆做学问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对我最有启发的是我的一个好友,和我背景很相似,也一直是在学校里蹦跶,读了硕士、博士,后又去了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可当教授还不满一年,她就跳槽去了一家大型共同基金公司。她是那种思维行动很活跃、敏锐的女孩,总在不断创新,不断挑战自己。临行之前,她撇下北京女孩惯有的豪爽:“姐们下海去了!”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Vari Hall,我的办公室就坐落在前排左侧
决定转行后,我的职业意向起初锁定在多伦多,毕竟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云集了加拿大所有大银行的总部及其他金融机构,干金融这一行在加拿大非此地莫属。多伦多也是北美五大城市之一,各方面的设施、环境、人文、地理都属上乘,而自己也已经在加拿大生活工作了多年,完全可以定下心来安居乐业。
想不到1996年夏天去美国纽约开会,第一次踏上曼哈顿,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下子改变了初衷,觉得下一步去向,非纽约华尔街莫属。
其实,我去过美国多次,除纽约之外的各大城市都跑过,华盛顿、波士顿、费城、芝加哥、底特律,甚至中部的圣路易斯,南方的休斯顿、达拉斯、新奥尔良,西部的洛杉矶、旧金山等。纽约也曾去过,只是没有深入到曼哈顿市中心,去徜徉体会。还孤陋寡闻、自以为是地想当然,认为各大城市都相差无几、大同小异,所以,也就未将游历纽约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这次是在曼哈顿开会,住进曼哈顿,因此可以趁机观光游览。也是天赐良机,飞机进入纽约时,在曼哈顿上空盘旋而过,下面成群结队、鳞次栉比的摩天高楼,尽收眼底。那种豪迈壮观、威武磅礴的气势,让人情不自禁、叹为观止。我当时简直惊呆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奇观,在这弹丸之地上聚集了那么多铺天盖地、无与伦比的森林式大厦,齐刷刷,雄赳赳,傲然挺立。多伦多那几幢高楼,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不可相提并论。
等住进曼哈顿,这种城市震撼就变得更为明显。纽约像是上足了发条,加满了油的航空母舰,在那里风驰电掣般奔驰着,带动舰上所有的人疯狂刺激,所向披靡。曼哈顿岛的形状,也像是艘航空母舰,狭长细身。我可能是属于比较敏感型的,在曼哈顿街上一走,便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不同寻常,如此有活力,有朝气,有动感,好像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激动兴奋的因子,让我也刹那间精神为之一爽,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恨不得也要快马加鞭了。
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但纽约不仅是美国的金融中心,更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就像一个资本市场的“麦加”,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带着它们的资本,到这里来“朝圣”一下,“镀金”一下。而且,纽约不仅是世界金融贸易中心,也是世界上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奇才怪才云集向往的文化中心。要支撑这样一个世界型超级大都市(mega-metropolitan),能对当代的各路精英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总要有磅礴气势和耀人光彩吧。我尽管说不上具体的魅力所在,但在感觉上甚是奇妙独特,心生向往。而如果我想深入细致地了解纽约,享受其世界大都市的情趣风范,最好还是插队落户,扎根居住。
接下来,我的注意力便集中在纽约华尔街,梦寐以求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国界,来美国下海闯荡。尽管我还继续着约克大学的全职工作,但已有不同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憧憬着崭新的未来,期待着美梦成真。
曼哈顿中城
如果说奔赴纽约华尔街是战略上的必然事件,最后落户到了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则纯属战术上的偶然。
找工作的途径主要有三:看广告寄简历,找猎头公司,朋友引荐。根据统计数据,这其中以第一种方式的成功率最低,基本上是石沉大海。试想,一个招聘广告,会吸引成百上千个应征者,要想在这浩瀚的人堆里脱颖而出,岂不是大海捞针,茫茫无期?而第三种方式的命中率最高,因为如果有内应的话,公司对征召人员就多了一份信任,也免去征召应聘过程中令人头疼的繁文缛节。所以,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奖金激励制度,凡为公司找到一个需要的人才,奖金一千或两千美元不等。我当时认识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不多,对华尔街的工作运行方式也不甚了解,所以,起初依赖的主要是猎头公司(head-hunter)。像我申请的这种专业技术性强的工作,公司一般都指派猎头公司帮助物色。当然,猎头公司的报酬也不菲,一般为所雇员工几个月的收入。所以,猎头公司也相当积极卖命,力促般配成交。
待我金融知识的佛脚抱得差不多了,心中有了点底气,便开始小试身手,斗胆地向华尔街挺进,同公司进行面谈,万里长征总得迈出第一步。这也是个学习摸索过程,看看自己迈向金融市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是否会惨败而归,落荒而逃,从此一蹶不振?
起初自然是碰壁连连。因为我有思想准备,对自己也没有过高期望,所以碰壁乃兵家常事,泰然处之,说一句“whatever!”(管它呢)。当然,“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在于总结教训,积累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重整旗鼓,再接再厉。
归纳起来,我当时有几大弱势,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经验。华尔街的公司大都势利实用,雇了员工就要马上上手出活,分秒不耽误。而我尽管有自以为是的理论功底、计量工具,别人看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当了教授,肯定觉得我脑子还听使唤。但我对具体产品的定价营销、市场规范等一无所知,不可能马上上手操作。一个公司若雇了我,还得花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对我进行培训,让我熟悉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steep learning curve”(很陡的学习曲线),要从零状态突飞猛进到专家熟手状态,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冒风险的举动,他们情愿保守一点,雇个已经在市场上跌爬滚打过的员工。记得当时同一家大银行的住房抵押债券部门面谈,感觉还不错,几轮都谈下来了,但最后他们还是选了一个已经在这方面干过几年,从其他银行跳槽来的候选人。
我没有实际经验,这是事实,但每个人都有这个从无到有的突破,都要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多零的突破,说明了总会有公司愿意招募新人,培养新手,愿意“放长线钓大鱼”,把希望寄托在新秀的总体贡献上,我只不过是要找到这种公司、这种部门而已。同时,我也对自己有所要求,多对市场做些了解,来弥补缺陷。
另外一些弱势包括我来自加拿大,而非美国本土毕业的学者。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自我唯上,容易将加拿大的人物、事物边缘化,不屑一顾。其实,加拿大几所品牌大学的教育还是非常严谨苛刻的,它们总在用美国一流学校的尺度衡量自己,向高标准、严要求看齐,也比较注重对学生关心培养。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加拿大的九年,恶补了很多知识,增强了能力,树立起在北美这个社会里生存和发展的信心。我所在的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当时在全世界排名十四位,对学生要求甚严,尤其是在数量统计方面,上课全用数字符号论述,很少文字表达,不习惯的像是在听天方夜谭。我经常说,这个经济学学位,不亚于物理学学位,啃下来不容易。更何况,它还提供全额奖学金呢!难以想象,如果我在美国,是否会有如此扎扎实实的长进,是否会在五年时间里迅速完成硕士博士学业,是否会轻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不管怎样,现在别人的偏见歧视,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我只有以后在工作上显示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在寻找工作和同别人的交谈中,也要学会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我得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比如,我知道自己不能做衍生证券的模型师,那些工作需要极度深奥的数学微分积分方程知识,一般都是数学、物理博士的拿手好戏,他们看微分积分方程符号,就像看文字一般从容自如。而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现在即便是提着灯笼,都赶不上。能读懂数字符号,了解个所以然和之所以然,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无从谈起对模型进行修改、建树和创新了。
对模型进行修改、建树和创新了。另一方面,公司对学校出来的学究也还是有不少成见的:其一,认为他们不谙人间事理,清高孤傲,乐于批判,而不善于团结上下级和同事;其二,认为他们只注重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理论模型上的完美精致,而不顾实际操作运用的可行性、短平快等。
这种成见不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因为学校的环境和要求与公司的氛围大不相同。学校里是一个扁平型组织结构(fl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没有那么多头头脑脑,上上下下,每个教授就像是自我雇佣(self-employed),专心致志做好自己一摊事,系里事务由一大堆委员会统筹规划,系主任也主要是充当召集人、协调员的角色,而非握有生杀大权的老板。所以,当教授的人际关系颇为简单,只要做好学问教好学生便可,脑子里不需要紧绷一根处理好上级下级、老板同事关系的弦。相反,教授的脑子里老得要紧绷一根批判的弦,反问诘问别人的说法、做法,这样,自己的文章理论才能标新立异,才能有发表的可能。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若习惯成自然带到公司来的话,便会成为“眼中钉”、“肉中刺”,众矢之的。
公司是一个层级型组织结构(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上下等级,壁垒森严。上级有他的指令,下级有他的服从。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强调团队协调配合精神。所以,批判指责型作风,不利于团结,反而会众叛亲离,欲速则不达。自然,公司有强烈的务实性,做的东西不求精致完美,但求成效快、回报大。所以,学究在公司的氛围里,会遭受文化冲击,需要及时妥协调整,以适合新形式、新环境的要求。
至于说我是女性,是亚裔,这是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的就业机会呢?我没有亲身感受到对女性、对亚裔的歧视。现在美国人学乖了,在种族平等、女权运动的社会呼声和法律纠纷上,他们最起码在公开场合上表现得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上正确),言谈举止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但我倒是当面听说了他们对加拿大人的歧视,瞧不起加拿大的毕业生。不管怎样,偏见和歧视总是显性、隐性地存在,不可否认。重要的是不要让它过多妨碍你的工作和生活。我是凭本事吃饭,自信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别人也是看了我的履历才同我交谈,谈的也是工作上的事。在华尔街工作的亚裔女性不乏其数,说明她们总还能破除偏见,争得一席之地。
按照华尔街过来人的说法,凭我的履历,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只是迟早的事。有不如我条件的,也照样得到容纳。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市场浩瀚深广,聚集了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聚集了金融界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错落有致,适合各类人才各种背景。男女老少、黑白黄棕,只要你有点才能,华尔街便能有你用武之地,你便能找到niche(合适位置)。所以,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华尔街是智力的竞技场,才能的演绎厅,只要有才能,便能找到买家,受到青睐。而在工作中已经崭露头角的,则更是趋之若鹜,希望得到更高的提升。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各种各样背景的都有,我属于科班出身,其他的专业更是五花八门。公司有时候干脆就把面谈变成智力测验了,看看你的脑袋瓜子是否聪颖敏捷,而不只是在乎你的学历学位。
经历过几次挫折,开始知道自己的长处短项,认识的纽约朋友逐渐多起来,学会了怎样同面谈者对答如流,接下来的路似乎越走越宽,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1997年底,一位朋友推荐我去美联储的纽约联储面谈的时候,我感觉已是水到渠成了。
4. 应聘纽约联储
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执行着维护美国经济的三大重要职能。除了举世瞩目、叱咤风云的货币利率调节政策外,同样重要却不如货币政策那般光彩耀人的,是它监督管理银行的经营运作和提供维持金融机构间支付清算的两大职能。
美联储除了总部(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设在华盛顿外,在全国划分成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独立性非常强,称自己为独立的银行,而非美联储分行或分部。除了12个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外,全国还设有25个分行(branches),属这些区域性储备银行管辖。这样就组成了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由坐落在华盛顿的总部总体协调管理。总部最重要的职责是操作国家的货币和信贷,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其他两项职能—— 银行监管和支付清算—— 则下放到各个储备区,由它们独立管理操作(附录A“有关美联储的八大认识误点”详细介绍了美联储的功能和职责)。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系统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储备银行。它负责第二个储备区,管辖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大中型商业银行、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外国银行分行和办事处。它坐落在曼哈顿下城(downtown)金融区,同纽约证券交易所、华尔街仅百步之遥;世界金融中心建筑群、世界贸易中心建筑群也都在10分钟步行之内;摩根、大通、高盛财团、德意志财团、纽约商品交易所等大楼也都云集左右;俨然身处金融活动中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纽约另一大金融聚集点为曼哈顿中城(midtown),那里有花旗集团总部、大通银行总部、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瑞士、英国、法国、日本等的几家大银行。但因为中城也是纽约的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媒体、百老汇、博物馆、领馆、餐馆密集的地方,所以凸显不出金融的唯我独尊。
在执行美联储的三大职能上,纽约联储向来起着无与伦比、马首是瞻的桥头堡作用。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楼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利率的上调下降,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买卖政府债券来得以具体操纵落实;财政部发行国债,也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上传下达,最后行销世界各地;纽约联储所承担的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1万亿美元,占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8万亿美元的60%以上;证券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2万亿美元,超过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3万亿美元的90%。这说明了纽约联储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纽约联储及美联储带来可观收益。
在银行监管的政策和操作上,纽约联储更是具有无上的发言权和权威性,这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可分割。小小的曼哈顿岛上,聚集着成百上千家国内外、大中小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囊括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人才,气象万千,日新月异。在这里监管银行,自然而然有其信息的制高点;通过曼哈顿,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除此之外,银行业对监管方针政策提出的挑战,大都从这里开始;要建立规范,树立标准,也基本上从这里开始着手调研。难怪纽约联储当之无愧地成为总部及其他联储银行和监管机构经常取经烧香的“大雄宝殿”。纽约联储的总裁,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 12名有资格投票的常任会员之一。纽约联储的前任总裁William McDonough还兼任国际清算银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位于瑞士巴塞尔,充当着国家间中央银行的职责,在制定国际间统一的银行监管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头目,都多多少少在BIS担任要职(有关BIS的政策、组织、协定,下一章有详细介绍)。
有趣的是,纽约联储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存库。在它主楼的地下室,大约五个楼层之下,储存有价值900亿美元的金砖,这些金砖并非美国政府或机构所有(美国政府的金砖藏匿于美国内地的肯塔基州),而从属于外国政府、中央银行,或其他组织机构。纽约联储只是为这些金砖提供无偿托管。这些金砖绝大部分是“二战”时从欧洲运来的,为了躲避战乱,而到美国这个“西线无战事”的世外桃源寻找栖身之地。纽约联储的这个黄金储存库对外开放,大众可以免费进入参观。好莱坞电影“Die Hard 3”讲的就是一帮匪徒跑到纽约来抢劫这个金库的故事。
除了这个黄金库,纽约联储还有一个系统的博物馆,可供游客免费参观,或者作为学生研究课题的资料来源。陈列介绍的资料包括:美联储系统的历史和概要、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信贷的乘数效应、美联储的三大职责等。博物馆内有架计算机终端,可以用来模拟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美联储主席如何决定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图表,说明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如何在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外机构之间周转。有一排透明的玻璃展柜,并排陈列真假美钞,教人辨认。还有一个硕大的骆驼标本站在那里,起初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原来它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评级有关,评级的缩写为CAMELS,意即“骆驼”(第五章会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参观者还可以拿到一个纪念品,是美联储用碾碎的旧美钞做成的镇纸。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纪念品可供购买。
我去面谈的是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bank supervision department),共两三百号人,负责对第二储备区内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外加分析研究、政策制定等。
当时的银行监管部有五大分部:其中四大分部各自负责一组银行,大、中、小搭配,从事常规的银行检查工作;另一大分部称为咨询和技术服务部(advisory and technical services,ATS),百号人不到,由在华尔街声名卓著的Christine Cumming领导。ATS主要由一些特别行动小组组成,为银行监管的大部队提供专业性强的检查服务。比如,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银行Y2K(2000年)的转型工作。当1999年向2000年过渡的时候,商业银行的一些陈旧的计算机系统有可能在数字进位的时候出错,将1999向2000的过渡算成是99向00的过渡,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除此之外,ATS还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检查银行落实反洗钱的状况,还有一个小组专门检查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ATS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几人大组—— 银行分析组(bank analysis),专门从事银行监管政策的调研和制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联系密切。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起草、修改、反复审议,该小组也显示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的组织结构和变迁,第六章有详细陈述)。
具体说来,约我面谈的是ATS手下的风险评估组(risk assessment unit),专门从事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进行评估和审查,主要是针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管理中涉及数量模型的部分。
华尔街金融产品日新月异。新潮产品,诸如衍生证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都多多少少涉及数理知识, 有时甚至相当深奥。与之相伴,针对这种产品的风险管理也数理化、统计化,依赖模型来模拟实际情况。风险管理模型已成为银行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各个小组、部门,甚至整个机构,都设有各种风险指标,并通过这些指标来进行风险评估、监控,来决定风险管理的深度、广度。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纽约联储,自然也要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配置相应的监管人员,对银行模型的合理性,及围绕着模型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进行有效的审核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