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转嫁术——中国经济不能言说的秘密                                                                                                                                

【如果一个体制的合法性要几乎完全依赖于经济不断的增长，那维持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制全部要做的工作】这个话题考虑了很久，一些话经过反复斟酌和思量后才最终决定写了下来，希望我的这期文章对各类人群都有所启示和帮助。对的可以参考，不对的可以一笑了之。有一句话说的好：你改变不了现实，却能改变你对现实的看法！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以来被世界各国（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称之为奇迹，其中不乏来华取经和言之绰绰要效仿之国家领导人。学什么？取什么经？当然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能30年都高速增长的秘诀了。有秘诀吗？这里不妨来深入探讨一下。

　　隐形的敌人

　　当然，首先需要探讨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在经济学上讲经挤增长方式大致是各种要素、管理技术以及科技创新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方式，于是就有了集约式经济增长放式和粗放型经挤增长之别。所谓中国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仅仅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失误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6月之后岌岌可危的政权合法性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内在需求。实际上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对GDP的增速一样的趋之若鹜，因为这代表了最高领导层和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没有GDP的高速增长，中央财税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行政开支，中国最高层对地方就会政令不通；没有GDP的高速增长，失业率就会曾几何倍数的增长和迅速蔓延。而这些恰恰是高层领导们脆弱的政治神经最不能承受的痛苦，没有哪个政治领袖愿意承担这种高昂的代价。经济增速放缓，但GDP一定要维持在高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领导层依然将GDP作为现行经济的标杆。而百分之七这个数字不知道是怎么测算出来的，既然GDP增速不能低于七，粗放式增长模式就依然会大有用武之地。那么我们看，淘汰落后产能就会演变成一个政企携手掩耳盗铃的笑话。

　　现在我们就以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为基础扩展思路，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以大量企业低端廉价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国内羸弱的基础消费能力使得三驾马车实际上变成了两轮驱动型的。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仅靠“独轮”支撑前行。

　　以天量信贷和负债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其不可持续性和对未来经济的副作用是巨大的，我们今天依然在努力克服4万亿所带来的后遗症。或者换句话说，因为中国经济的强行逆势增长，在此过程中社会承受了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些代价是可以计算的，而有些则难以去计量。比如通胀CPI是看的见得，而统计局对与CPI统计方法则是隐形的；再比如，产能进一步过剩是看的见的，而产能背后所造成的社会环境污染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道德风险则是无法去统计的。看的见的代价我们知道如何去处理，而那些隐匿性很强的无法显现或者滞后显现的代价却是很难去预防的。由于无法被纳入主流研究体系中，很容易成为重要的风险来源，并猝不及防的给我们于致命一击。

　　这些无法计算的代价根深蒂固日积月累，很难说的清楚何时会突然因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成为大爆发的导火线。回顾近代史，太平天国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却依然被摇摇欲坠的晚清击溃；然而晚清王朝却因为几个体制内新军官的反水就被轻易瓦解，从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链式反应，最后演变成推翻这个国家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诱因；中国国民党在面对武器实力都高于自己的日本侵略军时依然能持久抗战而屹立不倒，却在抗战胜利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下败将。为什么？稍微了解近代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太平天国是农民军和政府的阶级对抗是“明对明”，稚嫩的政权怎能同老辣的百年帝国所抗衡！？而日本侵略者没有完全攻克中国，主因是激起中国全民抗敌之心，“明对明”之下蛇吞象事件发生的概率毕竟较小。最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南昌起义时第一支武装力量就是来自国民革命军，抗战时又曾编入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和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也就是俗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当年在蒋汪分道扬镳，一个南京、一个武汉双政府的背景下，当时就有大量共产党人为逃避蒋介石的迫害，而寄居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的篱下，可以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可谓是知根知底如数家珍。由此可见，推动中国社会矛盾冲突和直到政权被瓦解的力量，往往并不来自外部压力，恰恰是来自与体制内部，那些隐性的因素。

　　看不见的敌人是很可怕的，你无时无刻都要紧绷神经，直到弄得精疲力竭。对于中国高层的领导们来说，天天都要和地方官僚集团谈执行力的问题，却一次次的遭到了地方以民生为借口、以保护发展成果为盾牌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高层领导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互扯皮中，高层执行力被地方架空。如果只是“政令不能出中南海”，那到还有回旋的余地，让决策者重新判断形势来制定新的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收到政令后答应执行，结果却执行的南辕北辙，完全和政意背道而驰，为的只是维护其地方小集团的利益。为什么会这样？

　　只能说制度设计上有天然的缺陷，让我们的最高层领导费尽心思、殚精竭虑。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中国领导层既解雇不了他们的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除非地方大员出现了原则性的失误，不然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花巨大成本去撤换一个高层领导们亲自任命的地方官僚，最怕是换了一个还不如前任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能通过媒体见到那个总是事必躬亲、劳心劳神的共和国总理。今天在河南，明天在上海，后天又去了山西.....在乡村田头住宅小区，找几个老乡农民和居民聊聊家常；回到办公室，面对下级官僚们经典式侃侃而谈，而地方官员低头齐刷刷的做着笔记，貌似一片祥和。总理在，地方大员的执行力立马上了上好几个层次，万事都唯中央马首是瞻；总理走了，地方政府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话说总理总不能天天呆在基层吧！！

　　在老谢看来，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坐上总理这把交椅的人注定就应该和官僚集团对抗到底，而不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因为这个体制因素决定了，在“根子”不能动的前提下，只有至上而下的不断改革，中国才有出路，中国才有希望。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不断利用手中资源大力推行改革，可能有时候看起来，更像是在独断专行。这其实也是体制赋予的一种特性，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上的“漏洞”，朱镕基的改革将很难至上而下的强势推进，遇到的将是各种成熟建制上的束缚，而不是官僚集团的软抵抗。

　　就比如从入世（加入WTO）这件事来看，当时朱镕基遭到了来自官僚集团和其下御用文人各种抵抗。1999年，中国加入WTO看起来已到最后关头，国内的舆论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句话出处来自早已化为尘土的李鸿章。而这个被影射为李鸿章的人，就是时任总理朱镕基。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与公开、透明、公平的基本市场原则的对接，最终导致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众所周知，此前法律法规的表面冲突，反映的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各自取向罢了。早在1999年，中美双边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国对与WTO接轨的“变法”工程就已经启动，涉及国务院25个部委，囊括2200多条全国性法律法规、数以万计的地方性法规、难以计数的大小文件；涵盖了外贸、金融、税法、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清理门户的工作大概做了1年零3个月。

　　如果没有强势的手段，就无法推进改革；然而光有强势手段，没有长远的眼光也是不行的。只可惜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改革就逐步陷入了边缘化。官僚集团与境外投机大鳄们共享这份改革之后的饕餮大餐，侵占改革成果，大快朵颐，把改革之后没有继续推进深化的矛盾甩手扔给了一个已经退休8、9年的老人。结果逼的他连出三本书抵御“脏水”，划清彼时与此时的改革逻辑界限。正本清源之后，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

　　无法计算的成本

　　在中国经济成长的初期，经挤增长带来边际效用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成本往往被忽略不计，但越是到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无论人们主观感受到的还是实际支出的似乎变得越来越大。由于GDP的偏好，中国政府为了维持远远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就必须付出更高昂的成本，简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一个成本不断递增的过程而且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任何一个经济体选择它自身的发展方式都不是偶然啊，而是与其经挤增长特性相关。中国除了拥有辽阔的土地、矿产、能源和劳动力资源之外，中国的制度特性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如各级地方政府出于政绩，也考虑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有干预经济增长的动机，而制度恰恰也赋予了他们无比强大的干预经济增长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制度上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特性。由于这种特性，地方各级政府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拉高经济增长速度强行将成本转移给社会以及未来。

　　目前发行地方债成了地方政府转嫁成本、推高增长最容易实行的方式。导致地方不断有发债冲动而不用担心谁来买单的主要原因无外乎两个：由中央政府和地方百姓兜底，可以玩借新还旧的成长游戏。由于体制禀赋，地方大员5年一届，最多连任2届，10年后任期结束。只要不被小三举报、二奶反水和带错手表，官员们大可换地方继续他的政绩直到光荣退休。至于任上留下的债务，就让下一任去解决吧，哪管他后面是否洪水滔天。这还仅仅是面子工程摊开后的账面上成本，那些无法计量的成本呢？

　　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成为零和游戏，即少数人通过污染、IPO、房地产从多数人手中掠夺财富，多数人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抵消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高房价、负利率带来的损失，但由于污染的后果等需要一段时间才充分暴露，多数人还生活在以为自己改善了幻觉中。中国经济的这种“独特”模式，造就了今天所需要付出环境成本的代价是多么的高昂，且高昂到无法计量的程度。以环境污染为例，为了拉高短期的GDP增长，地为政府完全可以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引入他们认为重要的企业！哪怕这个企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哪怕这个企业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立足，同时也让当地环保部门的存在形同虚设。这样的例子在神州大地上比比皆是，这种污染的成本不仅要当下的在地居民去承受，也要未来在地居民去承受。

　　而我们的官媒央视，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惯例性的追踪报道地方的污染事件，谓之“为民请命”，而地方则“屡教不改”；久而久之播节目的人成了麻木的惯例，看节目的人则变成了惯例的麻木。

　　民无法必乱，官有法滥用，商避法谋私

　　出现这样不谐调的场景，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民权”在和“王权”的对抗过程中完全处于下风，几无抗衡之力，地方权力在与当地公民权益的博弈中又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同样，在房地产拆迁以及农民的土地征收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权力与权利博弈中双方力量的极端失衡。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实际上完全站在了雇主一边，其巨大优势剥夺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权利。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足球总有黑哨，因为在经过足协领导的授意后，哨子的吹罚总是偏向之前有利于领导意向的一方。地方政府作为雇主和居民之间发生权益纠葛时的裁判员，其“判罚”尺度毫无公正性可言，偏向性必然十分明显。因为企业雇主实际上成了推动地方政府政绩和经济的唯一保障，一旦双方结成利益同盟后，第三方的居民自然成了弱势的牺牲品。

　　比如在我们化纤行业，PX项目推进屡屡遭到当地居民的抗议，谓之“散步”。且不说PX的毒有多大？能毒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读过高分子专业的人和业内的人士心里一清二楚。我们仅从公权力方面去讨论这个问题，好像只有当民众团结起来把共同利益做大，才能逼迫地方政府改判偏向企业的结果。这叫什么事？太神奇了！中国法律的权威性在三方的博弈中被抛到了墙角。老百姓比的是呼喊声，官员比的是扯皮能力，商人比的是公关能力。这就叫做：“民无法必乱，官有法滥用，商避法谋私”，让如今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普遍乱治和人治的国家。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前几年的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某年某月某天某两支垫底球队为保级名额做最后一战，当比赛进行到最后3分钟时，红方队员在禁区防守时一个并不明显的碰撞动作让蓝方队员倒地，结果某国内国际级著名裁判员吹了犯规给了蓝方一个点球，这是一个决定胜负的一球，也是决定两支球队谁能保级成功的一球。红方队员一下子急红了眼，多名队员一哄而上围住裁判推搡吼叫，连场边的教练也跑了进来追打裁判。闹了大约5、6分钟，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当值裁判不知道是心虚呢，还是良心发现，竟然改判蓝方前锋队员假摔还给了其一张黄牌，结果蓝队队员和教练不干了，也一哄而上围住裁判讨公道。估计也闹腾了几分钟，此著名裁判一连掏出好几张黄牌给了蓝队队员，还把跑到自己面前，用手指着自己鼻子的蓝队主教练给罚了下去。看到这里，所有人都认为红队要到了公道，然而，事情还没完，最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名哨竟然匪夷所思的再次进行改判，维持点球原判。这下全场炸了锅，球迷不干了，矿泉水瓶如雨点般飞舞着进入了球场，全场观众一片嘘声，而场边的武警警惕的握着手中的盾牌和棍棒，紧张注视着球迷的一举一动。场内则更热闹了，红队和蓝队的球员全都围住了裁判，连刚被罚下去的蓝队教练又跑上来围攻裁判。而我们的名哨是手足无措，右手放进左衬口袋估计想掏红牌再罚下去几个人，结果还没掏出一半，就被不知道是哪队的替补队员给抢了，最搞笑的是，此队员面对裁判高举刚抢来的红牌，意思是要把裁判给罚下去。最后，裁判是下去了，却是在第三技术官员和一群警察的掩护下退回到了休息室。而蓝队队员还打算罚点球，红队的守门员和全体队员早就罢赛了，裁判和一方队员都不在场，整场比赛自然也没法再进行下去了。

　　至此，我们看到，作为裁判不能体现其公正性和权威性，偏袒性严重，眼看收不了场的时候，却又想拿出仅有的执法武器（红黄牌），结果导致唯一的仲裁工具也失去了效力，这就是起初出发点不正确和最后滥用执法权的严重后果。这只是一场普普通通的足球比赛，却能依例反三对照映射出地方政府、企业同民众之间的关系，其中折射出的都是人的私心、贪心、功利心和利欲熏心，基本规则、契约精神和法律法规早已荡然无存。比的是谁更能闹腾，谁的拳头更硬，谁的路子更粗。

　　中国梦

　　“走群众路线 建长效机制 巩固好作风”是总书记的执政理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同志指出，“我们的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不过现在看起来，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摈弃自身利益第一，党为第二，发展改革第三，群众最后的思想理念，老想着怎么愚弄群众，把政府胡乱决策失败后的成本往群众身上转嫁。那么这个党执政的根基就会被动摇，轰然倒地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最后，我们回到文章一开始的问题，外国政要来中国学习什么经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模式被证明了，是以透支底层福祉，剥夺基本发展，甚至生存权益为代价的模式，是经济失衡的重要推手。如果这些外国政要是打算学习在自己国家经济的建设发展中，如何避免出现同中国经济出现相类似问题的话，那么学习看透中国这种“经验”无疑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说到底，中国模式一点都不神奇——“转嫁决策成本与民众——>聚拢全社会财富于一身——>花费大量财力物力约束民权——>为下一次的没有制约的决策做铺垫”。这就是中国经济没有约束力疯狂成长的核心，也是政府成功实行“成本转嫁术”的秘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