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即使活着，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写的数学论文曾经在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小山村的窑洞墙壁上贴了好多年。

1980年秋季，我也算是考上了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榆林专修科（现在是榆林学院）上学，学的是数学。这是一个两年制的专科学校，前身是绥德师范学院，在绥德十里铺，前些年变成了火车站。既然学了数学，那自然对与数学有关的东西都感兴趣。因为将来要当老师，所以从1981年起我就订阅了《数学通报》，而且一直订阅了10年，到1991年考上了研究生之后不再订阅。我把这十年的杂志用线绳装订起来，一直留着，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几次想要把它们当废品卖掉，可看了看，想了想，摇了摇头，还是留着吧。

我寒暑假回家，从绥德坐汽车到子洲的周家硷下车，沿着小理河川走上30多里路，到了高镇后拐进一条名叫八道沟的长达10里没有人烟的荒山沟，走到尽头爬上山，山顶有一座龙王庙，从那里就能看见我们村子，可还得再走十多里，才能回到家。我是在高镇上的中学，在那条山沟里走了3年。1981年我回家过暑假。那时土地已经分到各家各户，我和大哥一起上山在自家地里劳动：锄地。我们每天早上5点多出去，等9点多太阳热了起来就跑回家了，而下午要等到4点多天不热了才又出去劳动。每天悠闲的很。剩余的时间就找书看。家里原来有的一些老书、旧书又要被翻上几遍。

我的一个堂哥是小学教师，他家里有一些书，所以我常到他家里去串门。有一天我到堂哥家里去串门。在堂嫂的针线笸箩里看到一本没有封皮的书，堂嫂用它来夹鞋样，便拿起来翻看。这是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董乐山翻译（我后来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买了好几个中译文版本，想买英文原版本，到现在还未找到）。那时我就爱看描写打仗的战争小说。回乡下没书看了，只要找到书，就拿来看，也不管有没有兴趣。我翻了翻书，没有兴致地一目十行看了起来。看了一会，还是提不起兴趣，就靠在窑洞的土炕上和堂嫂一边聊天开玩笑，一边看墙上贴的报纸。那时陕北人家的窑洞喜欢用报纸贴炕围子，可报纸也是稀罕物，不是谁家都有。堂哥在小学教书，学校里订的报纸就被老师们分了拿回家糊墙或卷旱烟棒子。

陕北的风俗是大伯子和弟媳妇没事不说话，而叔伯嫂子和小叔子可以任意开玩笑。兄弟把亲嫂子当姐姐，是不能开玩笑的。全国人民都说陕北民歌好听。陕北民歌唱的大都是情歌，苦咧咧的。可在陕北民歌的歌词里是看不到“大姐”和“大哥”这样的词的，只有“三哥哥”、“四妹妹”这样的词，因为大哥大姐在弟弟妹妹的心里是庄重的。堂嫂每次见到我都和我开玩笑，说我将来不知要找咋样一个俊女子做婆姨等等，总是男男女女的话题。我则笑她说堂哥当年到她家里相亲，她不肯转过身来，只给了堂哥一个后背，结果堂哥就看到两根大辫子，没有看到脸，心里盘算辫子长（zhang）的好看，人肯定长的俊，就同意了，等过了门一看，一脸蚕屎。堂嫂其实长的不错，只是脸上有一些雀斑。小叔子们这么说她一点都不恼。就这样，我一边说话，一边看糊在墙上的报纸。

突然几张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映入我的眼帘。我赶紧又找了找，还不少呢。看看内容，不懂，有的连符号也没有见过。我那时已经上了一年的大学，学过了几门大学数学课程，大学数学的基本符号还是知道一些。我再仔细看看，内容还是看不懂，便看题目和作者。从纸的顶头看到这是杂志《数学学报》里面的。又看看作者，哈，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陈景润。这是当时红遍了全国的数学家。连我们黄土高原深处的识字农民都知道中国出了一个研究“1+1=2”的科学家，是如何如何的厉害，又如何如何的呆，灰（陕北话意思是傻）的连钱都不会数。不过他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1+1=2”就是“1+1=2”么，还要研究？

我赶忙问堂嫂：“唉！（声音很长） 你家怎么会有大数学家陈景润写的东西？从哪里来的，还有没有，有的话给我。”堂嫂说：“我也不晓得，你二哥从学校里拿回来的一本大书（堂嫂不知道这叫杂志，不是书），上面尽是一些鬼码码，不像字，解（发hai音）也解不下（发ha音）(陕北话意思不懂)，撂在后炕上有些日子了，我问你二哥有没有用，他说没用，就拆了拿它糊了墙，做炕围子。”“不晓得还有没有，等你二哥回来问问他。”

等堂哥后晌回到家，我去问他是怎么回事。为何他们会有数学学报。堂哥挠挠头不好意思嘿嘿笑了，说道：“去年冬上公社邮电所的刘来子跑到咱小学，让我们订杂志。我们几个人商量着订了些报纸和写作文的杂志。八斤说咱该订一本数学方面的杂志，来学学，好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觉得八斤的主意不错，商量了，都说北京办的杂志水平肯定高，咱就订北京的。查找了一遍，找到两种，一种是《数学通报》，另一种是《数学学报》” 。“我说咱订《数学通报》，可虎林说‘唉（声音很长）！咱要订就订水平高的！学报肯定比通报的水平高，反正也不贵，才3毛8一本，咱订上半年试试，要是水平太高，咱看不懂了，再订《数学通报》’。就这， 我们订了半年的《数学学报》”。“等杂志来了，我们翻开一看，这下灰了，里面的东西什么都解（发hai音）不下（发ha音），太高深了。我们就认得个人的名字，写文章的人还知道个陈景润。等杂志来全了，一共三本，我们仨一人分了一本拿回家糊墙。”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道：“甭说《数学学报》，就是《数学通报》，你们也看不懂，那是给中学教师看的，订了也没有用，还得糊墙。” “你还说呢，虎林让我们给笑话了大半年。”

1982年冬天，我那时已参加工作，在县二中教数学，我们大队小学的这几个民办教师到县上参加转正考试。回去的头天晚上，在我的宿舍里赌博了一夜，打一种叫做“梦和（发hu音）”的纸牌，不停打着嘴仗互相嘲笑。订《数学学报》的事成了他们取笑虎林的话题。

就这样，黄土高原深处的三个小学老师订阅了当时中国数学界最高级别的期刊《数学学报》，拿回家糊了墙。从而陈景润的大作糊在了陕北黄土高原小山沟土窑洞的墙壁上，一贴就是很多年。偏偏这个山沟出了一个也靠研究数学混饭吃的家伙，把这件趣事传了下来。

2008年秋，我回陕北参加榆林学院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在小弟的安排下，我们姐弟七人专门回了一趟老家。老家原来住人的土窑洞都废弃了，从对面山上向沟里看，一排黑洞洞的黑窟窿，成了狐狸野物的藏身地。

我一个人站在先后住了30年的窑洞前，仿佛又听见了门开门关的“吱扭”声，仿佛又看见母亲端着簸萁从门里走了出来。可这时光都过去了！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我仰面朝天，一声长啸：“我回来了！”

四下静悄悄的，听不见一丁点的鸡鸣狗叫，没有一丁点人的生气。一阵清风刮过，石子硷畔上长了好几十年也没有再长大的三颗箭杆杨树上稀稀拉拉的树叶发出了哗啦啦的响声，回应着我的长啸。

我到堂哥家原来住的窑洞看看那糊在墙上的数学论文还在不在。窑洞也早废弃不住人了，窗早不在了，门倒是在，还上着锁，院子里长满了连羊都不吃的蒿草。我从窗户朝窑里瞅了瞅，糊墙的纸早已被风雨侵蚀的支离破碎。我心想，要是能保存好，过了百千年，说不定能成重大的考古发现呢。那陈景润的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手稿不就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吗？！

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其实1981年的我也没有弄清《数学学报》里究竟刊登些什么东西。那里面的东西离我太远太远。1989年我到西安去看望在西安交大教书的朋友，他是我在陕北中学教书时一孔窑里住的同事，是我们县考上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朋友那里，他向我展示了他在《数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当时那是很了不起的了。我羡慕的问他能得多少稿费，他告诉我不但没有稿费，还要交上20元的投稿费，那可是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还多呢。而此时的我正在孜孜不倦的撰写中学教学方面的论文，想靠发表文章赚点稿费，已经写了几十篇，投出去了也没见回音。从西安回家后我不再撰写这方面的论文，而在想着，该干点别的什么事了。

两年后的1991年，我到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再次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在学习开始撰写学位论文时，我专门查阅了1981年的《数学学报》，吓！那时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人都是些人五人六的大人物，有的已经成了学部委员，就是现在学术界发了话如同圣旨、单位开出惊天价码想引进的科学院院士！光陈景润就发了好几篇论文。河北师大有一个数学家，每期上都有他的文章。我认识这个教授，心想1981年这位老先生大概为发表这些论文交了近两个月的工资，怪不得60多岁的老头子还在盛夏的流火七月里和我们研究生挤在一起抢着改高考卷子，赚那点可怜的改卷费。

1994年我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初进北京城，什么都惊奇。对很多东西充满了敬畏，就连走路都像贾平凹小说里描述的乡下瓜娃顺着墙根走。这时我才知道那个著名的研究“1+1”的数学家陈景润原来在这里工作。

一天我在数学研究所的楼里看到一个房间的门上挂着《数学学报》编辑部的牌子。心里盘算着这里面的人永远也不会想到黄土高原大山深处的几个小学教师曾经给他们做过一块一毛四分钱的贡献。

现在写论文成了我的职业中绝不能少的事情。这当然是做数学研究的必然产物。一年要是发表不了一篇论文的话，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象是欠了谁的钱。

我第一次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是1998年，是1996年投的稿。因为我还在研究所里读书，编辑部没有跟我要钱。1998年我又投了一篇稿子，用英文写的，改了几遍，耗了两年，被接受了，要翻译回中文，不给发英文的，理由是要提高英文版的水平，凡是有修改历史的一律转在中文版上发表。向我要800元的版面费。那将近是我一个月工资。我不给，我说我是从这楼里走出去的，还跟我要钱，哼!没有。

这篇文章成了《数学学报》20世纪（2000年43卷第6 期）的最后一年的最后一期上的最后一篇。

此后我再也没有给《数学学报》投稿。

中间的窑洞是我家，最右面的窑洞的墙壁上糊了论文。

2010年4月30日初稿于北京。此后多次修订！

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再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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