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最早，中国通过牺牲农村和农民以及命令经济与资源剪刀差的利用来发展重工业，于是出现农村贫穷、城乡差距巨大以及矿产资源地区穷困的状况。在以后，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也是牺牲了农民换来的，“富裕”的中国欠下了对农民工“欠薪”等中国旧账。GDP飞速发展而全国人均收入却不高，为什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离当初设想的共富“蓝图”越来越远了

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增长率的这种落差，或许“国富”与“民富”

欠薪、农村贫困人口、贫富的东西部结构性差距……依次递进构成的中国现实里，是富裕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成本支付”的挑战

2003年底，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

工业化牺牲了中国农民

杜润生回忆，“记得大约在1984年，我和姚依林曾议论过这个问题(对农业的剥夺)。他对我说:老杜啊，让农民做点额外贡献，这种体制恐怕得维持下去”

“全国2500多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多个。”在当选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是温家宝自我介绍时最具力量的事实呈述。这年(2003年)的10月24日，温家宝来到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他的基层足迹增添了一个数字而已。

准备离开龙泉村时，温家宝向跟他聊天的农民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村子里有多少人在外地打工？有没有欠钱的事？”一段短暂的沉默。中途加入总理跟村民聊天的农妇熊德明鼓足勇气:“我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现场的记者记录:“温总理神情严峻，双眉紧锁，沉吟片刻后说:‘一会儿我到县里去，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熊德明高兴地叫起来，6小时后她拿到了被欠工钱2178元。


“总理为农民追工钱。”新华社播发了这条新闻。中国的政治新闻，像这样充满人情味的并不多见。它的传播效力所衍生的结果之一是，这年底，熊德明获得了“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项怀诚给她颁奖，颁奖词穿越了这个故事第一层面，进入了基础性的背景:“一位普通的农民，一个诚实的劳动者，她说了一句实话，让全社会都‘听’到了。虽然她并不拥有多少财富，但她是亿万财富创造者中的一员。我们关注她，更关注她身后的9亿农民。” 西

背景的基础性事实是，2003年底，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今年10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说，“2004年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433.2亿元。我国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基本解决”。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以此标准，即使是433.2亿元的欠款，对于农民工而言，也非小数目。


于一国总理而言，1800多个基层足迹积累的中国现实认知，远甚于一般人对国情的了解。在2003年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给出的国情描述，仅几个数据，即已清晰明确:“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3000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中国东西部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从概念上了解。我想说一个数字，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值的50%。这几个数字，已经点出了三个问题: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的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


国务院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国情介绍与政策阐述，从传播效果上看，或许更接近政治动员。

欠薪、农村贫困人口、贫富的东西部结构性差距……依次递进构成的中国现实里，“追工钱”是这一时代最具象征性的行动描述。它不仅是社会动员过程中形成的道德动力，也是富裕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成本支付”的挑战。


回到改革开放初始时刻的1978年，国家财富(各级财政)与国民财富(居民收入)均处极端困境，这就是中国真实的约束性条件。如何破局或许是决策者最费思量的问题。在相关当事人的回忆或《邓小平文选》里，比较各项经济与发展思想的诞生，“引进外资”看起来是相对一致的突破路径选择。1978年底开始，李岚清作为中方重要负责人与美国通用公司开始谈判——重型汽车的技术引进。但谈的过程中，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李岚清回忆说，“合资，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joint venture。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但是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joint venture，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就是合资经营”。美方对joint venture做出了解释，谈判中的中方显然对此兴趣浓厚，因为这不失为双方可能都有利的一种合作方式。不过，回忆那一时刻，李岚清说:“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种反应，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当时有一种制度，重大项目的谈判，都随时向上面写简报。美国通用joint venture的想法当然被写进了简报，李岚清回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批示:拟同意。但是，他又感到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就报送给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领导。所有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圈阅了，小平同志特别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 西瓜网 www.09369.com - 海外华人最客观的新闻评论！


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这时同样是陈云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1979年3月，国务院重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负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这年3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谈到这个问题，直接明确，“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陈云文选》第3卷)。


研究这一路径选择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综合各种数据，在他的专著《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里却描述出一幅颇为有趣的引进外资曲线表，“自1979年至2000年，累计而言，中国吸收了总值达3462亿美元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是1992年之后发生的，占统计时段的93%”。很显然，1992年的变化之由，基于邓小平的南巡。


依黄亚生的数据，“外资”这一后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至少当时没有完成被希望的突破性的任务。对此相对一致的解释是，当时计划与市场关系，仍是最为纠缠决策者的观念问题。甚至以《邓小平文选》为例证，亦可观察这一纠缠的戏剧性。《邓小平文选(1975～1982)》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出版新版时才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做出说明。 西瓜网 www.09369.com - 海外中文时尚社区欢迎您


中国困境的突破，在农村。其标识是完成了从禁止包产到户转为允许包产到户的重大转变。其后的连锁效应，吴敬琏在他的《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里论述道:“在农业中的承包制改革取得进一步成功以后，中央政府顺着这条路子采取了一种有别于以国有经济为重点的、‘渐进主义’的‘体制外先行’的新战略。具体地说，就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国有经济以外的部门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增长，建立市场导向的新体制。并在新体制的基础上实现高速增长。这种‘体制外先行’的战略，也可以称为‘增量改革’战略。”


这一“增量改革”战略的结果，按统计年表数据:1981年到1984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平均增长9.7%，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递增16.7%。农民的收入增幅高于城市，解释为包产到户是宏观的理由。它更基础性的原因是，这一政策在分配体制上的变更，传统“确保国家，留足集体(或企业)，最后个人”的分配模式，转变为“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我们自己的”。看起来，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战略，最先受益是中国农民。更多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侧重注意到从1982～1986年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它们全部是解决农业问题的。

仍然依据统计年表，在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经过一段快速增长后，1986～1998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呈下降趋势，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低2.6个百分点。其结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率和消费率下降”——这一现实构成了中国后来发展更具压迫性的约束性条件。


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增长率的这种落差，或许“国富”与“民富”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更具方法论意义。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代表团时，回顾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黄亚生对这一回顾评价极高，“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率的、无用的国有部门”。


不过，也从1987年开始，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增长率形成长达13年的落差，引入这一背景，黄亚生的解释又显微观。乡镇企业获得“最大收获”的评价，它的基础性理由是，国民收入结构，工业(乡镇企业)的创富能力远远高于农业。民富与国富、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这一一对应的关系，放在10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里所构成的“中国问题”，温铁军的界定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系统考察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和摆脱贫困途径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曾提出过他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看，发展中国家以低收入为起点，进而有低的资本形成和低的生产规模，最终又是低收入。”突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提高储蓄和创造需求，在这方面，中国的道路选择恰恰是用行政强力出色地完成了突围。

在这层现实路径选择之下，以今人思维观之，在1978年能够产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观，近乎奇迹。农村分配结构稍有松动，即有超速之发展。


但是，工业化对于当时的中国，仍然是未完成的命题。“国富”的挑战更为尖锐。杜润生回忆，“记得大约在1984年，我和姚依林曾议论过这个问题(对农业的剥夺)。他对我说:老杜啊，让农民做点额外贡献，这种体制恐怕得维持下去”。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观察，经济学家刘树成界定中国道路，“积累长期成本的增长模式”。1978年，站在历史变革的关口，工业化尚待继续，虽然似乎有各种选择的可能，但过去的工业化积累方式路径，其结果是必然依赖。换言之，农业与工业，或者贫与富，必须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继续。


当然，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变革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增量经济”，它的发展开辟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路径。我们现在所称的“民营经济”，即由此而来。但细察其结构，比如“乡镇企业”的收获，仍然归依在工业化方向之上。只不过因为财富彰显的权力过于耀眼，对这一线索的发展，评价较多集中于情绪性的“贫富差距”上。 西瓜网 www.09369.com


以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看起来更有清晰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树成在他负责的课题“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里描述说，“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品竞争力必须靠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这里包含着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他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工业用地无偿使用，劳动力没有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币值贬值等。因此，工业化的竞争力是全国全部要素通过管制压低价格转移出来的，绝不仅仅是劳动力价格低”。


这一路径的过去与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国早期是依靠剪刀差和命令经济，通过‘扭曲结构’创造自我循环的重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政府继续压低了要素供给的价格，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公共服务价格都是无偿或低价地供给工业部门使用，1994年再通过汇率政策强化了工业竞争力，推进了中国外向型的工业化发展，外资引入和对外依存度每年都在创新高，2004年贸易依存度高达70%。”

即使以经济统计数据来观察，1992年亦为相当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GDP的增幅陡然间跳升至14.2%，此后增速逐年下降，一直持续跌落至1999年的7.1%。与这条下降曲线相反，黄亚生统计的国外直接投资，却在1993年比上年度高出1倍的情况下大量涌入中国，其增速曲线逐年上升——它没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者们的突围的力量，却在10多年后成为中国持续进步的力量。再加上前述1986～1998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呈下降趋势，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低2.6个百分点——同样是一条持续下降的曲线。或许这三条变化的曲线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其发展与变化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