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编者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私有产权换了包装

二○○八年我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忆：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上述几段文字是写给科斯读的，当然要让他老人家开心。虽然说的是实情，但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作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象，或者解释怎么样的政策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这些，原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三十年来我写下无数的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说什么政治狂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一九七九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钱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一个首选的实例

写了这些近于题外话的话，为的只是要说一句中肯的判断：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他提出的使用权利要有明确界定的原则，在土地的使用上这些年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要明确。法律怎样说是一回事，实践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记，人民公社的日子还算不上是历史，如果依照历史的时间表，中国的使用权利界定的转变恐怕要用上两百年！

渺茫的希望见到光了

今年六月，港大成立了不久的“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朋友飞到芝加哥去拜访科斯，一百零二岁的老人家还有魄力与智力跟他们倾谈了四个小时。倾谈中该中心的主事朋友问科斯：“你对我们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阵，说：“希望你们能产出几个张五常。”

科斯很不满意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这几年他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希望渺茫。然而，这些日子我觉得机会不是零。几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学念经济本科第四年的十七岁的女孩子，对我的论著读得很熟，提问有水平。她说同学们都在读我的《经济解释》。其他一些内地的大学都出现了类同的情况。只要中国的同学乐意读，细心地读，互相研讨、争议，坚持下去，科斯的希望会达到。我是用尽心机再写《经济解释》的。

以爱传世将成佳话

科斯谢世后，跟了他十五年作为助手的王宁给我太太电话，说科斯死前说他的遗物——书籍、书信、文稿之类吧——要全部交给我。但过了两天王宁说，法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拿到这些遗物，我会请人整理好，找一间适当的博物馆放进去。

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盖棺可以论定。以我之见，一个明显的定论是科斯的名字会写进中国将来的史册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为科斯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思想贡献永远有问号。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知道，今天变得有口皆碑了。中国将来的历史是由这些青年学者或他们的子子孙孙写出来的。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

编者注：

郭伯伟爵士，（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1915年4月25日－2006年1月21日），英国殖民地官员，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财政司。任内贯彻地推行“自由放任”政策，除了维持低税政策外，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林山木，（1940年－），笔名林行止，潮州澄海人。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创办人，长期主持报刊笔政，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