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范剑勇，杭州商学院、上海大学王立军，浙江软科学研究所沈林洁，中共浙江省桐乡市委党校 　　原载《管理世界》2004年第4期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项目批准号：03BJY009）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陆铭、陶然两位博士提出的批评与建议，文中错误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着非农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转移。本文以一个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为框架详细分析了这一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结构、数量、城镇类别选择、行业选择等等，发现跨省流动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是从人口较为密集的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向产业已有一定集聚优势的沿海地区转移。文章最后以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了外来农民工的进入与流入地、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关系，发现它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推断。本文最后得出的政策含义是推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对发展中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地区差距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事业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沿着两条主线同时展开的：一是对外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获得了港、台、澳、欧美数量巨大的直接投资，快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改革率先在农村试行、然后延伸到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从先前低效的集体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为农村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条件，而且更深的意义是，当城市经济活力不强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差异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述两种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中国近20年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在各地区取得的进展差异极大。有的地区（如3大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东部沿海地区、东北3省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则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袁志刚、范剑勇，2003）。 　　外资投资区位的非均衡性、各地区的市场规模与自然资源禀赋的迥异共同决定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同时也决定了产业在空间上发生集聚的动态演变过程。由于一国之内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这种产业集聚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特别是由相对贫穷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本文探讨的是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之间的这种必然关系，定量描述这种受产业集聚影响的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与数量。 　　本文一定程度上是作者以前相关地区差距研究的延续。在这些相关研究中，范剑勇、朱国林（2002）分别按三次产业与亚地区间差距（按泰尔指数分解地区差距）将地区差距详细分解并发现：从产业角度讲，地区差距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与非农产业在地区间不均衡分布引起的；从亚地区间的差距演变来看，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因此，两个角度综合起来，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集聚。袁志刚、范剑勇（2003）从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差异上实证分析并进一步阐明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直辖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范剑勇（2003）从制造业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地区市场规模差异与要素流动性4者相互作用的角度阐述了引发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产业集聚机制。他发现，东部沿海地区高的人口密度（代表地区市场规模）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FDI 向东部沿海地区涌入、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是改革以来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主要原因。本文则从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的角度进一步详细举证其对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贡献。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本文的研究着眼点也仅限于数据描述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结构。 　　在具体展开分析前，我们先作以下说明：（1）本文的产业聚集是比较宏观意义上的聚集，这种集聚区别于更低层次上的集聚（如硅谷或城市意义上的集聚），是在一个国家内区域层面上的产业空间转移与聚集；（2）根据各地区工业化阶段和体制条件的不同，本文应用类聚方法把中国分为6大区域：原来的3大直辖市、东部沿海各省、东北3省、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注：除直辖市（未包括重庆）外，剩余5个地区包括：（1）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省；（2）东部沿海各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省；（3）中部省份：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省；（4）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5）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3）本文使用的数据除作特别说明外，均来自当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联合调查所得。该次调查的网点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共有857个调查县、5000多个乡、8000多个村和68000多个农户。调查不涉及被调查者是否为城镇户口的问题。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定义界定为：劳动力转移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包括到乡外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或劳动力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均计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同时由于婚姻关系、考取大中专院校和参军离开农村的均不视为转移劳动力。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单说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详细结构描述；第四部分则是结论。 　　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 　　根据笔者理解，区域层面上产业集聚的起因一般说来有3种：一是由地理位置等自然资源特征差异引起的，如沿海地区的开放首先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这完全是外生的，也是属于比较优势范畴的；二是由市场规模大小差异引起的，如沿海地区丰富的人口资源等，这虽是外生的，但属于新国际贸易理论范畴，它已假设了不完全竞争与产品差异性，当人口丰富的地区易于实现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对产品差异性的追求，以及地区一体化水平从低水平向中间水平转化时，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易于实现规模经济并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者，这是一种温和的产业集聚；三是新经济地理学范畴的产业集聚，它假定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地区，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导致一个地区演变为产业集聚区、而另一地区则沦落为低效率的农业区，这是一种极端的产业集聚。本部分首先简单介绍新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集聚理论，然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地区间产业集聚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现的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解释中国的产业集聚现象。本文也仅从劳动力要素流动、市场规模概念来理解中国的产业集聚现象。 　　1.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产业集聚的解释 　　新国际贸易理论（Krugman and Venables，1990）的模型结构如下：存在地区1和地区2，两个地区都有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差异性产品，农业部门生产的是常规模报酬的同质农产品。同时，该模型还规定：地区1为核心地区，它占有世界资源禀赋的60％；而地区2为外围区域，它占有世界资源禀赋的40％。但两地区的人口分别为60％和40％，因此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相对比较优势。这时，我们发现地区一体化进程（即地区贸易存在运输成本的反义）与地区生产结构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当一体化处于中间水平时，核心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超过它的要素禀赋份额60％；而当一体化水平很低时（即没有发生贸易往来、制造业产品在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很高），各地区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处于自给自足水平，其制造业份额等于其要素禀赋份额；当一体化水平很高时，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选择又取决于各地区要素的价格差异，地区制造业份额又回到要素禀赋份额（图1）。 　　注：s[，1]是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s[，2]是地区2的制造业份额。横轴表示运输成本，当等于0时为运输成本最小，一体化水平最高；当等于1时则相反（下同）。纵轴表示制造业份额。 　　上述一体化与地区制造业份额之间的机理可以描述如下：当一体化水平较低时，各地区市场厂商的竞争取决于产品市场的竞争；当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迫使一部分厂商退出。当一体化水平增强时，两地区发生贸易往来，由于制造业的报酬递增使然，地区1生产的产品开始运往地区2并在地区2所占市场份额逐渐增多，从而缓解了地区1的产品市场竞争；同时也意味着地区1的厂商利润开始增多，进而吸引了更多的厂商进入，由于规模经济最终导致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超过了其要素禀赋份额。但是随着一体化水平的更进一步提高，地区1的厂商对要素需求量进一步增多时，地区1的要素价格上升增长较快，迫使一部分厂商被迫转移到地区2，此时地区2的制造业份额开始上升并趋向其要素禀赋份额，地区间的要素价格差异也随之消失。 　　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中国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含义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市场规模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外部投资者一般倾向于这一区域投资，同时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和地区一体化水平达到中间水平时（注：我们判断国内地区一体化水平达到中间水平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中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地区间没有太大的贸易障碍；第二，由财政体制引起的地方市场分割又是不争的事实。有关地方市场分割所产生的对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消极影响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如Poncet（2002）认为中国省、区、市的市场分割已经使中国地区间的贸易壁垒水平相当于目前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税水平、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水平；魏后凯（2001）认为市场分割使得各地重复建设严重、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呈现出规模狭小的“原子型”市场结构；郑毓盛、李崇高（2003）认为地方分割使得宏观技术效率低下，体现为各省产出结构与省际间要素配置不合理。），制造业的产出份额高于其资源占有份额，使该区域成为制造业对其他区域的净出口者，并使产业在这一区域发生了温和的集聚。但不可否认，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决定制造业份额的源头仍是外生给定的要素禀赋差异，忽视了内生的劳动力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而新经济地理学则避免了这一点。 　　2.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聚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解释 　　新经济地理学仍然假定制造业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地区间具有运输成本，它区别于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是地区间的劳动力要素是完全流动的。其核心思想是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向心力，导致两个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区演变成一个核心与外围的产业集聚模式，其中的关键是保持工资和收入水平对劳动力流动的高度弹性和敏感。模型的结构内容是：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两地区最初是完全相同的（这有别于Krugman 和Venables模型，1990），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有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内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的、在同一部门内的流动。 　　现在我们描述一下模型作用的全过程。当两地区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时，制造业部门的生产都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求，此时两地区的生产结构完全相同（如图2，s[，1]=s[，2]）。但是，一个偶然的因素使得地区2的制造业厂商向地区1迁移，当这个厂商进入地区1后，一个直观的判断是它增加了地区1的产品竞争，使产品价格下降。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厂商也将退出地区1，地区1与地区2的制造业份额回到s[，1]=s[，2]状态。但事实不是如此，当厂商进入地区1后，实际上它不但增加了地区1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数、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增加了消费者的产品消费支出，以致于地区1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地区2的劳动力流入。这一预期的厂商利润增加又吸引了地区2的制造业厂商进一步流入，直到掏空地区2的制造业为止（s[，1]=1，s[，2]=0）。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理论的极端产业集聚理论框架，但它对中国地区间的产业集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当我们完全撇开外生的地区禀赋差异时，引起地区差距的诸多因素中应该还有比外生的比较优势理论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所引起的产业在空间上发生转移与集聚的机制。中国的地区差距扩大，我们不否认某些外生因素所起的作用，但我们更应看到劳动力流动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同时，我们还应提醒读者的是，图2是Krugman（1991）的原意；但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新经济地理学则揭示，当地区一体化水平非常高时，产业将从核心区向外围区域扩散，即在图2中当运输成本接近于0时，两地区的制造业份额是相等的。因此，地区一体化与产业集聚呈现出典型的倒“U ”字型曲线关系。这对中国地区差距有直接的启示意义，当地区一体化水平处于中间水平时，地区间可流动的要素所导致的产业集聚是最容易发生的，此时的地区差距也最大。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实证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影响。 　　三、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数据描述 　　大量研究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袁志刚、范剑勇，2003；范剑勇、朱国林，2002）。相关的贸易理论显示，这一区域性的产业集聚不仅取决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市场规模优势，还取决于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东部转移的因素。本部分将首先描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区性差异和转移的总体地域方向，然后分别从流入地与流出地、行业选择、城镇类别等方面描述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状况，最后以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东部的产业集聚很可能是以中西部地区牺牲自身的工业化为代价取得的。另外，一般说来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主要是指省内县外与省外两种，本处主要偏向于后者。 　　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情况 　　1997、1998、1999年调查农户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18.09％、20.56％、21.55％。另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乡村劳动力总数为46897万人，我们可以推算出1999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数为10107万人。我们又按地区分别计算了1998～1999年各地区的平均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如图3），发现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差异很大。如图3所示，除直辖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50％以上、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30％左右外，中部与西南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转移比重远高于西北与东北3省。其中隐含的原因就是部分中部与西南地区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跨地区转移，但在计算时仍进入本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使得中部与西南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比重明显高于西北与东北3省，收入水平却没有显著高出西北与东北3省（范剑勇，2002）。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内，各省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比重差异也较大。如沿海地区的海南省由于受气候条件、交通地理位置的影响，其农村转移劳动力比重仅在8.5％左右，远低于沿海地区平均30％左右的水平；同样在沿海地区，浙江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比重却高达46％左右，超过直辖市天津、接近于北京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水平。而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处于最末尾的省份分别是新疆、青海、黑龙江与吉林，均在8％以下的水平，分属于西北地区与东北地区。 　　注：重庆市纳入西南地区，未包括西藏，各地区划分参照注释（注：除直辖市（未包括重庆）外，剩余5个地区包括：（1）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省；（2）东部沿海各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省；（3）中部省份：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省；（4）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5）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 　　1997～1999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地域分布如表1所示，跨区域流动的省内县外与省外就业比重与数量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1999年已达到3612万人，占总农村转移劳动力的35.7％，比1997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由于乡内、乡外县内的就业比重下降，由省内县外与省外组成的跨区域流动成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农村新增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1999年，省外（包括国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21.03％，数量为2125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309万人。同时，我们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999年中国农村跨省流动就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4.511％，结合《中国统计年鉴（2000）》相应的中国乡村劳动力46897万，可以推断1999年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为2115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259万人；而1999年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增加量为560万人，因此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有46％的部分是通过跨省流动的方式实现就业的。上述数据有力地证实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具有强有力的吸引力，同时也印证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是内生地由地区间产业分布不均匀决定的。 　　2.流入地分布、城镇类别分布、行业选择 　　沿海地区由于其优越的人口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率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已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带（袁志刚、范剑勇，2003；范剑勇、朱国林，2002）。这种工业化的地区差异也可以从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差异上得到印证（见图3）。同时，图3没有直接给出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劳动力跨省流动对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的贡献。众所周知，直辖市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成为制造业领先的地区，由于集聚效应，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领先水平。这正是一个正反馈作用机制。1999年流入沿海地区的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占据全部跨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81％以上份额（见表2），其中流入广东省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就占全国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49.5％左右。 　　我们再从跨省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城镇类别选择来看，按照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一般流向大型城市（Puga，1998），这一规律是否在中国适用？我们以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各类城镇的流动为例，描述并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表3）。从表2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从区域角度讲是向东部沿海转移。在这部分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有90％左右的劳动力流向了各类城镇。再从城镇类别来看，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动主要是面向省会城市与地级市等大中型城市，两者之和均在60％以上。因为大中型城市的产业集聚效应大于小型城镇，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97～1999年往建制镇转移的劳动力流动比重明显增加（从10.33％增加14.69％），这与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工业化程度高及小城镇发达不无关系。 　　上述我们从区域与城镇层面描述了跨省劳动力流动对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再从行业选择来判断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特征（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工业是跨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选择，其次才是建筑业和服务业。因此，中西部地区跨省劳动力流动显著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同时这也印证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中心地位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3.流出地来源分布 　　1997～1999年全国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数分别是1590万、1800万、2115万，其中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份额一直在90％左右（见表5）（注：为1999年数据，其余年份的份额都大致相同。），而这部分劳动力主要是由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组成的，1999年分别占51.28％、30.93％。在这两个地区中，中部地区集中在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省份，西南地区又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省份，上述省份占据了全部跨省劳动力流动的75％左右的份额。中部与西南地区的高跨省劳动力转移份额也解释了图3中为什么中部与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份额显著高于东北、西北地区。 　　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而且由于这些中西部地区省份多数农村没有自己的制造业产业，受到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吸引，这一部分跨省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转移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注：这种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劳动力对流出地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延缓了流出地制造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图2所揭示的经济学含义。）。如图4所示，江西省1999年跨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229万，占该省全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65％；四川省1999年跨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23万，占该省全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40.2％。因此，从图3、图4和表5中明显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点，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部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已经成为该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根据美国经济的历史经验，在一体化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地区间畅通无阻的劳动力流动可以明显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地区专业化分工水平和地区间行业内贸易的提高（Kim ，1998）。但是实证研究表明（范剑勇、朱国林，200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差距是持续扩大的。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当地区一体化处于中间水平时，制造业内部所有行业基本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无论是国内地区差距扩大的现实还是国外历史经验，在一体化水平还处于中间水平时，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可以导致制造业在空间的集聚和地区差距扩大。 　　4.广东案例分析 　　在第二部分的理论中我们看到，当地区一体化处于中间水平时，产业最容易发生集聚，此时集聚区的工业化往往是以周边外围区域的反工业化为代价的。我们以广东省为例，详细分析广东省外来农村劳动力的来源地构成（见表6），并判断上述大胆的推论是否成立。在广东的外省农民工中，来自湖南省的占20.8％，占据当年该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38.9％；来自四川和重庆的占16％，分别占据当年该省、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17.6％和30.8％；来自江西省的占15.7％，占据当年该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38.4％。在这7个省市中，平均占该省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34％的部分流入了广东省，极大地推动了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另外，从第2列数据还可以看出，这些省份的跨省劳动力主要流向了广东省。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些省市都位于广东的周边，实际上这部分省市构成了以广东省为核心的外围区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广东为核心—周边地区为外围”的区域模块。综上所述，这些外围省市的劳动力流入对推动广东省的工业化进程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可能会延缓这些省份本身的工业化进程（deindustrialization ）（注：这里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广东与周边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还不是很高或处于中间水平，导致广东的产业没有向周边地区扩散。这与中国现实中的地方保护是非常吻合的。）。 　　注：A 表示广东省的某省农民工份额；B 表示某省流向广东省的劳动力占全部该省跨省劳动力流动的份额；C 表示某省流向广东省的劳动力占该省全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份额。 　　四、结论 　　本文从产业集聚与劳动力要素跨地区流动两者互为因果关系的角度，实证描述了1998～1999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状况。本文发现，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有两个不均衡：一是从流出地来看，主要集中在人口较为密集的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二是从流入地来看，主要是流向经济发达、产业集聚的东部沿海地区，仅广东省在1999年就吸引了49.5％左右的跨省劳动力流动份额。同时通过对跨省劳动力流动的城镇类别选择、行业选择的分析，我们发现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是选择集聚效应大的大中型城市、工业与建筑业。透过这些初步的结论，我们可以判断和印证东部沿海地区正在成为产业集聚区与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有密切关系；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效应吸引了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反过来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入又进一步增强了沿海地区的集聚效应，两者为一种正反馈机制。 　　伴随着这种集聚效应的不断增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已成为当地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当地区一体化水平还不是很高或处于中间水平时，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可能会加速先前具有优势的地区产业集聚，从而拉大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这里隐含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两个先前相同地区演变为核心—外围区域格局后，其中一个核心区发展是以外围区萎缩为代价的论断。这一论断对于“广东核心—周边外围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尤为适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和西部开发有极强的启示意义：第一，按照倒“U ”字型曲线，只有不断加快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并持续将一体化推到非常高的水平，核心区的产业才有可能向外围区域扩散。在倒“U ”字型最高点之前，任何地方市场分割与保护，都是对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和经济发展有利的和理性的，也有利于缓解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中西部地区和中央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支持当地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在短期内可能会延缓地区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看是放慢了产业从集聚到扩散的到来；如果加快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则在短期内一定会加快地区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看是加快了产业从集聚到扩散的到来，从而缩小了地区差距。 　　第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跨省流动对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减缓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如何创造“软环境”使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市转移可能是今后西部开发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拥有自己的强大制造业，东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份额才有可能趋同、地区差距才有可能缩小。 　　「参考文献」 　　[1]范剑勇、杨丙见：《美国早期制造业集中的转变及其对中国西部开发的启示》，《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 　　[2]范剑勇、张涛：《结构转型与地区收敛：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2003年第1期。 　　[3]范剑勇、朱国林：《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管理世界》，2002年第7期。 　　[4]袁志刚、范剑勇：《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5]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第三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云南省丽江，2003年8月），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3期。 　　[6]范剑勇：《地理条件与中国地区增长差异，1978～1999》，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 　　[7]Kim，Sukkoo，1998，Economic Intergration and Convergence ：U.S.Regions ，1840～198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No.3：659～683. 　　[8]Krugman，P.R.，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99（3）：484～499. 　　[9]Krugman，P.R.，Venables，A.J.，1990，“Integr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of Peripheral Industry”，In C.Bliss and J.Braga de Macedo（eds ）Unity with Diversity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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