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从“厉股份”变成了“厉赌棍”，主张靠发行彩票建设“廉租房”。（见2007年03月07日央视《小撒探会》“厉以宁：发彩票建廉租房”）
　　
　　　　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那厉以宁主张什么都无所谓，无论当是“厉股份”还是“厉赌棍”，那都是他的个人自由，别人管不了。反正古往今来指望靠赌博发财的人多了去了。要当败家子，想拦都拦不住。
　　
　　　　但是厉以宁要赌的并不是他自己人生，而是无数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不是他自己的个人财产，而是国家财政大计，那就不是小问题了，就不能不严肃对待，认真分析。
　　
　　　　厉以宁说：“廉租房是个公益事业”、“廉租房，是政府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刚毕业的学生和进城务工的工人都需要廉租房。政府和单位可以实行租金补贴方式让廉租房真正照顾中低收入者，融资渠道方面，如果政府财力有限，也以考虑发彩票。”
　　
　　　　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竟然要靠赌博来实现，这叫什么逻辑？靠发彩票能解决多少国民经济大问题？有多大的把握？如果靠赌博能解决国计民生大问题，那何不把全国都改成赌场？用赌博这种靠不住的手段来承担“必须承担的责任”，这还不是“拿国事当儿戏”？号称“主流经济学家”，竟然教唆靠赌博解决国家大计，这跟唆使引诱良家子弟狂赌滥抽的教唆犯相比哪个更坏更卑鄙？
　　
　　　　但是真正的要害并不是“厉股份”变成了“厉赌棍”，而是厉以宁通过这“赌棍主张”宣示出来的严酷事实：
　　
　　　　“廉租房”的服务对象是什么人？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进城务工的工人”和“中低收入者”。
　　
　　　　注意“主流经济学家”在这里发出的这个似乎不起眼然而却非常重要的提法改变：不再是“弱势群体”和“穷人”，也不仅仅是“低收入者”，而是“中低收入者”、“大学生”和“进城务工的工人”——“主流经济学家”在此供认不讳，即使是有着“中等收入”的人，也不可能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里站住脚，而必须靠政府的“廉租房”才能生存。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里不仅没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穷人”的位置，而且也没有“中等收入者”、新一代的大学生和新一代的工人的位置。说得更明白一点，凡是是无权无势靠工资吃饭的人，在“主流精英”的“市场经济”里都无立锥之地。出路只能是政府的“公益事业”——“廉租房”，而“廉租房”这一如此伟大而神圣的事业的成败兴衰竟然又全取决于赌博的成功与否。
　　
　　　　“厉赌棍”在此顺便又粉碎了某些人的另一个幻想：“改革代价”只是别人的事，前人的事，自己可以侥幸逃过去。
　　
　　　　“厉赌棍”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当时“主流精英”大肆宣扬这是因为那些人“没有文化”、“素质低”、“适应不了现代化社会的需要”，似乎只牺牲老的、“没文化”的、“素质低”的，新一代、“有文化”的、“素质高”的就例外了。现在这种幻想如同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了：“文化”再高、“素质”再高，高不过“主流精英”的“市场化房地产投机”造成的房价飞涨——现在轮到“新一代的大学生”、“新一代的工人”、“中等收入者”的人给“主流精英”的“市场经济”当“改革代价”了。
　　
　　　　当初“主流经济学家”动员“改革”时说得多娓娓动听啊：“先富带后富”、“全民奔小康”——然而一旦他们主导改革决策大权到手，调子立刻变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等现在“主流经济学家”成了气候，调子又更得寸进尺再进了一步：不但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要当“改革代价”，而且新一代的大学生、新一代的工人、新一代的“中等收入者”都要当“改革代价”。
　　
　　　　“厉赌棍”在这里发出的信号再清楚不过了：“主流精英”的“市场经济”只为有权有势的“精英”而设。谁有本事喝人血吃人肉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谁才能在这个“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不肯伤天害理的，没本事伤天害理的，只会老老实实靠工资吃饭的，没有靠山的，对不起，“市场经济”没你们的位置，迟早无“立锥之地”。
　　
　　　　把几路“主流精英”的所做所为综合在一起，他们“改革”的大目标、大动向便一览无余了。
　　
　　　　——根据“主流精英”的GDP“理论”，“房地产市场化”对GDP贡献最大，于是有了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狂潮。
　　
　　　　美国是富人躲着穷人走，到原来没人住的地方盖富人区，用高房价挡住穷人“入侵”。所以美国往往越是大城市中心穷人越多。而中国的“房地产投机狂潮”则是富人撵着穷人走，想方设法把穷人从闹市中心全轰出去，只允许富人住。——美国的房地产是“点石成金”，把不看好的地方变成好地方，中国的房地产是欺行霸市，把别人的好地方抢过来，把原来的住户赶走。为什么这样干？第一，不冒险：抢现成的好地方最保险。第二，有暴利。第三，改造城市外观明显，凸显“政绩”，便于炫耀“改革成果”。——结果：全国性的城市“驱除平民运动”，把普通老百姓从世世代代居住的城市中心驱赶出去。（注意，不仅仅驱逐“穷人”，而且是驱逐一切平民，一切靠工资吃饭、买不起房地产商的“市场价”房屋的普通老百姓。）
　　
　　　　——根据《物权法》起草组组长、“法律精英”江平的“权威解释”，“商业性拆迁”属于“公共利益”，而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强制拆迁，因此《物权法》不保护“钉子户”。换句话说，世世代代住在城里的普通老百姓没有拒绝房地产商拆迁的权力。只要房地产上看上了自己的住的地方，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屈服。（在《物权法》通过之前为什么从来不这样说？为什么只说《物权法》可以“制止暴力拆迁”、“富人的豪宅和穷人的打狗棍同样保护”、“穷人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物权法》一旦通过立刻翻脸改口，坚决主张强制拆迁？）
　　
　　　　——根据“主流经济学家” 吴敬琏的主张，在城市拆迁补偿方面，“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
　　换句话说，房地产商可以按“市场价”卖，却可以不按“市场价”买。房地产看中普通老百姓的房地产，高兴给多少就是多少，不受市场价格支配（“吴市场”在这里就不主张市场规律了）。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好端端住的地方，房地产商看中了你就非卖不可，而且非按房地产给的低价卖不可。你想住在原地，就必须按房地产商的“市场价”加钱买。买不起，对不起，走人，搬到远郊区去。那么谁有资格住进城呢？“精英”，阔佬，官僚，一切不用靠死工资吃饭的权贵。
　　随着城市改造，城市居民也按自己的阶级地位来了个“重新安置”，只有有钱有势的才有资格住城里——就此实现从城市中心“驱逐平民”。
　　
　　　　——根据重庆市长王鸿举的主张，“绝不迁就漫天要价和毫无道理的要求”：房地产卖房子可以漫天要价，买不起就别买，这叫遵循“市场价格”，而政府出面抑制房地产上涨则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但房地产商要买房子就没有什么“市场价格”了。谁说半个“不”字谁就是“漫天要价和毫无道理的要求”，不是动用政权机器“绝不迁就”，就是动用黑社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上海一位老革命老干部不肯屈服，不就被房地产雇人放火烧死了吗？在利益面前，资格再老又有什么用？）而房地产商再伤天害理也不要紧，有人护着呢——君不见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名言”乎？“要对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 “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
　　
　　　　——根据我们可敬的博士生导师，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被10多个政府部门聘为高级经济顾问，40多家企业聘为独立董事、董事或投资顾问，主持过“青岛海尔”、“江苏春兰”等40多家企业的股份制改组、股票发行和股票上市工作的著名金融学家、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的“理论”：“你的收入达不到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你就不应该进入北京，应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城市。”“如果那个层次的城市也不能达到，应该进入再下一个层次，城市本身是多层次的，大家怎么能往有限的几个大型城市集中呢？”——别的“主流精英”和房地产商搞“驱逐平民运动”还只不过把普通老百姓从城里赶到城外，而王国刚则更彻底，连城外都不让你待，一定要赶尽杀绝，全赶到“下一个层次”的城市去。——把整个整个的城市都按高低贵贱划分等级，还要号称“民主”“自由”，这也是当代“中国特色”之一。
　　
　　　　——要记住，房地产投机不是就现在搞那么一回。别以为按今天的“市场价格”买上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指不定哪天房地产商又要在已经盖好的地方再来那么一回“公共利益”，再来一次强制拆迁。现在有钱有势，未必那是仍然有钱有势。那时就该轮到他们当“改革代价”，被驱赶出城市中心了——现在的楼房刚盖好又炸掉重盖的还少吗？
　　
　　　　“厉赌棍”看来已经无所顾忌了，所以满不在乎告诉大家：“主流精英”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下岗工人的位置，没有失地农民的位置，没有“弱势群体”的位置，没有“穷人”的位置，而且同样没有新一代大学生的位置，没有新一代工人的位置，没有新一代“中等收入”的位置。另一位“主流经济学家” 吴敬琏也说过，“中产阶级”指的是“中小资本家”，而不是多数人认为的“高级白领”。换句话说，只要是靠工资吃饭的，只要是不剥削别人的，在“主流精英”的“市场经济”中都是没有地位的“改革代价”，都只能依靠政府福利救济和“廉租屋”生存。而他们的生存几率有多大呢？那就看发彩票赌博业成功的机会有多大了——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市场经济”给中国普通老百姓安排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