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十七大之后的金融政策走向。

作者：许思涛

 

十七大闭幕后，投资者、企业家关心的最主要问题还是宏观政策紧缩的力度。新领导集体的公布说明领导人的接班正走向集体化与制度化。这也表明，新兴市场的政治风险溢价在中国的确逐步减少，但它的减少并不表示经济周期的拐点容易识别，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经济大国，投资的大起大落很难免。

 

近期全球股市波动很大，每次美股大跌后，市场对美联储减息的期望亦随之增加。姑且不谈所谓的道德危机，对央行来讲，即使在像英国、澳大利亚这样明确锁住通胀指标的国家，在权衡通胀与失业率攀升时，政策取向也会偏向前者，因为广大民众宁愿购买力降低也不愿失业。按此逻辑，中国这一年的政策取向似乎与发达国家一脉相承——容忍资产通胀，只要CPI不明显失控。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其面临的挑战远比英国央行复杂，轻微通胀有助于就业和农民收入增加，也能给国有银行甩掉历史包袱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但当负利率持续加剧时，财富分配明显向有资产和借贷能力的人倾斜。能否把握这种微妙的平衡将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谈到负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我们无法回避对A股剧涨之后资产泡沫的担忧。正是认识到中国在金融市场发展上的严重滞后，下半年的重大政策如“港股直通车”(目前已经暂停)，实际上体现了在自身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勇于把财富管理的工作外包的革命性理念。尽管在“直通车”的实施上有不少争议（大多数反对理由有严重情绪化色彩，如为什么向香港富人输血），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近三十年的改革中，中国不把资本市场外包香港，我们能有今天如此傲人的经济成果吗？给老百姓更多相对便宜的海外上市公司的选择与机械地抽紧银根相比，前者显然是让国内资产价格软着陆的最好办法。

 

当然，逐步放开资本输出增加，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这时需要考虑如何防止资本输出增加对本国金融系统的冲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持名义汇率的相对稳定，因为在资本项目开放尝试的同时，政府必然会在引入浮动汇率上放缓步伐。虽然人民币再次重估的炒作不会终止，但作为公司财务主管，应该在目前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贬值的情况下避免过多美元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