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渐进式助推中国转型成功

三、“休克疗法”为什么失败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最终却失败了，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其“因”则在于这些经济体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从发展战略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和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可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但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却是无法生存的。

由此可见，“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两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用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实行“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和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保护和补贴：(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用了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此，“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不在于其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了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在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要高于在国有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它们的厂长、经理会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实行私有化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的数额不减反增。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实行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更高的通货膨胀。1993年和1994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曾经超过10000%。这正是当时的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比，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一二年才开始私有化。

四、渐进式助推中国越南转型成功

中国、越南的转型比较成功，得益于它们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下特征：(1)并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为提高积极性，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在农村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3)要体现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自主权，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时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的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时，政府可以放开价格，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上述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互违背，则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系列扭曲；在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下面我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的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高。(2)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来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地区在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如此。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和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这样，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这些国家都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比，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可见，中国、越南和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五、贫穷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就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国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是先天给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国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国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该国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国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可以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东亚、8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起飞。当然，政治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的认识做出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成分，也有必然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希望“马歇尔”讲座能让我们对发展和转型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邓一婷整理) (本文来源：文汇报 作者：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