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奥运志愿者

写在前面：这是本报“奥运改变中国”报道的第四期，这次，我们讲述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中国人正在慢慢接受“志愿者”精神，这个接受过程也很具中国特色。而无论如何，“志愿”精神正慢慢进入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希望，它所留下的文化遗产能持续不绝。　　
　　
　　2008，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将以志愿者的名义参与北京奥运会。目前，超过70万中国人在竞争着8万个赛场志愿者的职位。

　　于大湧是其中的幸运者，他来自北京市农工委，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志愿者，他的工作很平常——所有志愿者的工作都很平常——为来宾开车，将他们从机场送往驻地。

　　有一次，他从机场接到一位来参加公路自行车赛的香港教练。这位教练带着他的女儿，小女孩今年10岁，每次坐车都会晕车。“开车时，父爱感觉特别明显，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开过车。”

　　于大湧把加入到志愿者行列的时刻称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经过了严格的“政审”，才脱颖而出。

　　志愿者的基本含义是自愿和奉献，尽管在中国，含义和原初意义没有本质改变，但从志愿者的选拔、组织、工作方式看，依然极具“中国特色”。
　　
　　严格选拨
　　
　　驾驶员志愿者因为将和奥运官员、运动员或教练员同坐一辆车，贴身服务，所以这类志愿者来自公务员系统或中央企业，而非从高校与社会招募，除了这些志愿者社会经验丰富、驾驶技术成熟外，“来自机关的志愿者更好管理。”于大湧说。

　　对于这样的机构和组织来讲，挑选志愿者有点像接受一项“政治任务”。语言即态度，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对此项活动用如下措辞：

　　“中央企业团工委按照北京奥运会驾驶员志愿者招募工作组的要求和国资委领导的批示精神，认真组织开展招募工作”，“近日，北京奥运会驾驶员志愿者招募工作组经过背景审查、交通安全审核等，最后确定了中央企业系统北京奥运会驾驶员志愿者候选人共计1540名。至此，中央企业系统北京奥运会驾驶员志愿者招募工作圆满完成。”

　　正是通过这样的国有系统内部选拔，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冯长征成为奥运会志愿者。在冯长征的单位，挑选志愿者的消息由北京市共青团下达，在惟一一个名额背后的，是100位报名者。

　　报名，推荐，系统内部审查，志愿者部审核，3个多月后，最终确定了冯长征。而冯长征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拿到这个名额，是因为他有12年的汽车驾驶经验，大学时多年校足球队队员的经历，两年欧洲学习时练就的流利口语，以及16年的党龄，“当然，还有运气”。

　　在于大湧所在的北京市农工委，志愿者名额一样非常抢手。“我们不是运动员，也不是裁判，想要获得参与感，惟一方式就是做志愿者了。”

　　早在2005年，北京市直属机关内部就开始在会驾车、会外语的员工里挑选志愿者。市直属机关下面一共有110个单位，每个单位只有四五个名额。最终，于大湧凭借良好的安全驾车记录如愿以偿。
　　
　　“竞争挺残酷的”
　　
　　赛场志愿者的报名截止时间为明年3月，因为拥有进入比赛场馆的“特权”，比城市志愿者有更强烈的参与感，所以竞争非常激烈。到10月中旬，报名人数已超70万，数字依然在不断刷新。

　　激烈的竞争，直接对选拔程序的公正透明提出了要求。

　　奥组委的志愿者部将初步选拔权下放到了北京各高校。以清华大学为例，先要在校内进行笔试，而选拔志愿者更重要依据是其以往参加社会服务的经历，因为相对成熟的志愿者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更冷静地随机应变。

　　在一次举办沙滩排球赛时，有一位观众赶到时，比赛已结束，而他在出发前曾问过票务志愿者比赛时间。这位观众因白跑一趟而不停抗议，没有处理问题经验的志愿者除了道歉外束手无策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拍着观众的肩说：“兄弟，明天给你最好的票”，将矛盾轻松化解。

　　“外宾也更喜欢有足够社会经验的志愿者，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疑问总能得到解答。”已参加过“好运北京”测试赛的志愿者冯长征说。

　　除社会经验，又因为在奥运会时，赛会志愿者将被要求至少有七天连续服务时间，所以2008年8月时依然在校的学生就有明显的时间优势。

　　“竞争挺残酷的，大多数人要失望。”清华紫荆志愿者研究生服务团团长梁苏会说。一次，梁苏会去中国农业大学，为那里期待着成为奥运会摔跤比赛的赛会志愿者的学生开讲座时，农业大学的一位志愿者负责人向梁苏会坦言，因为不能被选上的人数太多——400名志愿者将来自8000多报名者，以至于他还在回避向学生公布已报名者与最终志愿者的具体人数。
　　
　　关于“功利”的话题
　　
　　奥运会志愿者申请的大热，使得申请者的动机不断地被质问。功利，有人这样判断。

　　“有些人的目的性确实很强。”梁苏会说，她以前在志愿者协会做咨询工作时，常有家长来询问什么样的志愿者项目能为成功申请国外的学校锦上添花。

　　因为北京各高校的奥运会志愿者选拔要通过学校的志愿者社团，所以清华紫荆研究生志愿团的理事谢嘉豪感到今年加入志愿者团的学生明显增多。志愿者团的规模在迅速膨胀，理事会的组成人数也由先前的十几个人翻了四倍。

　　就在一些人为志愿者奉献精神的失落担心不已之时，梁苏会反问：参与的动机是否“单纯”真的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为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做志愿者的时候，有一位男生说他很想通过这样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可是清华三十多人，偏巧只有他被分到了中国组。虽然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初衷，但并没有减弱他的责任感，他还是每天早早起床，把自己该做的事情一项项做完。”梁苏会举例说。

　　每当梁苏会为新人做讲座的时候，她就会强调做志愿者的收获。当然，她最看重的是精神收获。

　　另一位参加过多项奥运活动的志愿者张燕鹏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只提奉献，就是把志愿者简单看成是便宜的劳动力。“在我作为志愿者后，我体会了另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张燕鹏写道。

　　“与这些质问正相反，真正热衷于做志愿者的人，性格都非常自由，一般都不愿意做班干部。”梁苏会说，“有活动的时候大家很踊跃，但若是说给大家分分组，选个组长什么的，那根本不可能。志愿者团不像学校的团委、学生会那样有严格的等级，我们至今没有很完善的组织架构。若是评优、选先进，大家会更加反感。”
　　
　　“中国特色”的志愿者
　　
　　在开始今年“好运北京”的系列测试赛前，冯长征和其他一些志愿者进行了宣誓。他们高举握拳的右手，跟着台上的主持人一起喊口号，表达服务好赛事的决心。“心潮澎湃。”冯长征说，“礼堂里上千的志愿者一起宣誓，在那样的氛围中，一切都觉得非常自然。”

　　“国际化加一点中国特色。”冯长征这样形容中国奥运会的志愿者。

　　在冯长征看来，中国的志愿者除了表达自己的意愿外，还是一个单位的代表。在参加测试赛时，他的单位给了他足够的制度保障，而他们的同事也给了他诸多支持。“他们是我背后的志愿者。”冯长征说。

　　同样，于大湧也得到了单位的支持，北京市农工委特意下了文件，“要给做志愿者的两位同志安排好工作，在时间上给予支持鼓励，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在多哈做过亚运会志愿者的梁苏会觉得国外的志愿者更随意，每个人都只对自己负责，把做志愿者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多哈，有天早上，一位妇女抱着个小孩来到比赛场馆，对负责人说她想要参与当天的志愿活动。当负责人不同意她将孩子带入场馆时，这位妇女说：“那好吧，我今天不做志愿者了。”然后抱着孩子离开了。

　　也恰恰因为如此，梁苏会在国外所接触到的比赛组织者都对志愿者非常感谢。因为没有中国志愿者这样过硬的纪律性，为了鼓励志愿者们的参与，国外的组织者会使出一些小小的手段，让志愿者收获更多的快乐。

　　比如在多哈亚运会上，组织者会给每个志愿者发一枚刻着服务天数的小徽章。这一招很有效，使得梁苏会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时，还对没有收集齐全部的徽章耿耿于怀。还有，因为志愿者的工作要求，身在赛场之中的他们反而大部分人是看不到比赛的。因此，在多哈亚运会上，组织者会给志愿者发一两张赠票，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结束后去欣赏比赛。

　　随着举办国际赛事经验的逐渐丰富，中国的管理者们也开始慢慢注意到这些温暖的细节。

　　在中国网球公开赛时，主办方特意设计了明星与志愿者近距离接触的活动，为志愿者们留出时间与明星合影留念。还有的赛事中，组织者会把以往的奥运冠军召集起来，组成奥运冠军志愿团，去看望志愿者，以资精神鼓励。

　　当然，很多志愿者认为，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能被选为奥运会的志愿者就已经是最大的激励了。
　　
　　文化遗产
　　
　　悉尼奥组委的事务主管曾经向北京奥组委的志愿者部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志愿者中大部分是学生？

　　这位事务主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悉尼举办奥运会时，志愿者们来自社会各界。这些志愿者们自由组成小组，然后由组长向赛场的项目经理推销自己小组的技能优势，拥有何种技能的小组就会被分配到相应的岗位。这样，赛事的组织者依靠志愿者们的现成技能，节省了培养的时间和精力。

　　面对这样的不解，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回答说：一是因为中国的高校学生语言能力相对较强；二是因为中国不仅要办好奥运会，更想通过办奥运去培养一代人。

　　梁苏会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回答，因为在奥运会志愿者的招募宣传之前，中国人对志愿者并不真正了解。“志愿者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不仅仅是体育比赛与国际会议。我们每周四下午都有志愿者去为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教书，每个周五会去照顾患有孤独症的儿童。甚至就连做义务的校园导游，也是志愿者的一种。”梁苏会说。

　　而来自香港的志愿者谢嘉豪对这一点感触尤深。在他看来，与香港的志愿者多将重心放在扶助弱势群体不同，大陆的志愿者更关心的是大型活动。他期待着大陆的志愿者文化慢慢健全起来。

　　奥组委志愿者部良苦用心的效果，在于大湧身上正逐渐显现出来。“当我结束了测试赛最后一天的志愿者工作，从机场开车去奥林匹克大厦去交车时，一路上我都在细细回味那几天的滋味。当我交掉车钥匙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完成任务的放松，而是不能继续服务的失落。”于大湧说。

　　于大湧还觉得，很多时候都能以平静心态面对，“以前我脾气暴躁，得理就不饶人。平时开车的时候如果有车别我，那我说什么也要反别回去。自从做了驾驶员志愿者，我会在马路上让着别的车辆。你说，我都能为不认识的人去无偿服务，我和身边的人有什么可争的。”

　　之前，他只从报纸上对志愿者略知一二，但现在，他正打算加入北京市志愿者协会，在其他方面继续他的志愿者工作。

　　“在公交车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带着不满的神情，但经常做志愿者的人幸福感会变得非常平静。”梁苏会说，“在没有成为志愿者的时候，每当人家问'你为什么能上清华？'，我就说'因为我分够了'，人家问'你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科研环境'，我就说'因为我们交学费了'。但直到我们去民工子弟学校支教，我才知道一切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能让我们这么早明白这个道理真好。”　

北京奥运拒绝国骂

10年前的球场上，没有集体性的国骂场面。除了延续中国的“传统”之外，在那个“断裂”时代，众多下岗的工人、愁盐米的主妇、赚不到钱的老板、工资只出不进的职员，有着足够多的心理压力，需要释放到球场上。于是，带着京腔的国骂声开始“红遍全国”，甚至威胁试图成为文明赛场的北京奥运会　　
　　
　　两种声音，正在北京的赛场上较劲。

　　一种是突然爆发的、带着京腔的国骂声；另一种是一支“绿色狂飙文明啦啦队”的助威声。

　　“我们要用文明口号盖过国骂。”啦啦队所属的北京球迷协会理事霍星说。

　　当“监督员”在北京街头拉起绳子提醒市民排队、天安门广场上启动“治理乱吐乱扔”行动时，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表示：国骂“不能发生在2008年奥运会上”，因为“镜头会把北京的形象送到世界几十亿观众面前”。
　　
　　拒绝国骂行动
　　
　　世界的镜头还未聚焦北京，警方的镜头已瞄准赛场。

　　2007年10月4日，中超联赛第26轮，北京国安主场对阵长春亚泰。因此赛事关国安夺冠，丰台体育中心过万张门票2天前售罄。“这是12年来北京最火爆的一场球赛”，警方称，他们派出的安保创下三百多人的纪录。

　　人数众多的警方将“防止和杜绝球场集体京骂”作为当天的主要任务，每个看台下方都有一名手持摄像机的警察守卫，球迷的京骂、放烟火等行为均会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作为处理“滋事人员”的证据。

　　今年3月，中央文明办推出“拒绝国骂”活动。之后，警方在球场上已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监督球迷，严厉的处罚等待肇事者——7月25日，球迷组织“京骂联盟”被警方解散。在国安队早先的两场比赛中，这个球迷组织几十名成员举着“国安必胜”、“JM(京骂简称)联盟”和“欢迎来到地狱”三面大旗，齐爆国骂。

　　“我们的骂声能带动整个看台。”组织主要联络人郝某说。他认为：他们通常在裁判有误或客队球员犯规的情况下才会骂，有时国骂还是“一种很好的助威方式”。

　　这个20岁的无业青年，被以“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之名处以行政拘留7天，警方还限制他一年内不准进入国安主场看球。“这是球迷第一次因在球场上开骂受到处罚。”北京球迷协会会长王文说。之后的几场比赛，骂声少了。

　　9月，又有一名网友召集球迷参与赛场国骂，同样受到一年内禁止观赛的处罚。10月1日，处罚这位网友和京骂联盟所依据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废止，同日实施由国务院颁布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表示：原来的办法，只针对公安机关在大型活动的监管工作提出了要求，现在的条例，增加了承办者和政府的监管职能，和对观众的法律制约力。
　　
　　宣泄·叛逆·狂欢·群体归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中心主任金汕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源自北京下层文化的国骂，现在全国流行，迎合了现代人压力大、寻求宣泄的心理需求。

　　对此观点举双手赞同的女球迷郭子，供职于一家时尚类媒体。平时绝不说脏话的她，一进球场，就能扯开了嗓子大骂。“赛场外不能做的事，在这里我都做了，特别痛快。”她说。

　　如果遇到裁判吹黑哨，愤怒的球迷喊过几声“黑哨”后，往往就变成了整齐的国骂。“裁判不厚道，我们当然也不厚道。”中学时代熟读王朔的郭子，认为这种以恶抗恶的痞子式逻辑至少适用球场。

　　王朔，这个小说产量惊人，但一开口就语惊四方的文坛异类，从不避称自己是流氓、痞子。文化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提出“王朔主义”，他认为构成王朔主义的三大要素之一为“大杂院出身街痞的油滑贫嘴”。

　　而另一个文坛异类王小波，辱骂在他的小说中也时常可见。他的辱骂有着接近叛逆的含义，批评家崔卫平用“狂欢”一词来指称。崔卫平认为：王小波的小说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狂欢体小说”，而“狂欢……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打破来自观念的和来自身份、地位、阶级关系的各种等级制度”。

　　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指出国骂的另一项含义：一对父子守着饭菜互相劝吃，每个人一开口先来句“妈的”，“简直醇化为‘我的亲爱的’意思了”。

　　而对京骂联盟这样的组织，成员年纪都不过20岁上下，尚谈不上“文化传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考菲尔德，和他们正年纪相仿。这个美国现代小说中最出名的叛逆者形象，以满嘴的污言秽语攻击他所痛恨的成年人世界——在那个世界，他的哥哥只爱绿色的美洲豹跑车，老师整天说些无聊话。他立志在麦田边，守护随时可能跌下悬崖的孩子(纯洁心灵)。谩骂，成为他对抗成人世界的武器。

　　郭子说，当球迷对着主队喊“xx，NB”时，似乎也是相同的意思。“骂得时候，也没觉得这些是脏话，就感觉自己是球迷中的一员，情绪和众人一同起伏。这背后，其实是群体归属感作祟。”

　　在办公室里，还能找到相似的情景。一家创意企业的职员吴先生，对见到他们就喜欢来两句国骂的老板很有亲切感，“他像个哥们，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当然，吴先生和同事都知道，和公司高层开会时，老板是从来不说粗话的。
　　
　　比赛易引发野蛮举动？
　　
　　但10年前的球场上，没有集体性的国骂场面。一位老球迷记得，国骂在赛场上流行，似乎是在1997年前后。也许那个发生“断裂”的时代，众多下岗的工人、愁盐米的主妇、赚不到钱的老板、工资只出不进的职员，有着足够多的心理压力，需要释放到球场上。郭子说：“现在那么多人愿意上网发泄，按小时付费骂人，不也出于同样的心理需求？”

　　不过几位老球迷认为，几十年来，整个社会都承受过量的心理压力，应该寻求另外的原因。“很多人是在1994年中国转播世界杯赛后，才发现球迷作为一个群体对现场的掌控能力。”老球迷说，“那么多人一起勾着胳膊跳，挥舞着手臂形成人浪，或齐声高唱，有节奏的鼓掌，球队的精神状态都能受其影响。”

　　当时国内的球迷，还停留在各顾各的局面。一位老球迷说：“从那以后，中国球迷也开始尝试一些集体性的助威方式，集体国骂，不知何时成为球场上最常听见的声音了。”

　　而赛场上的骂声，非中国仅有。“万人迷”贝克汉姆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他在自传《我的立场》中写道，在对西汉姆联队的客场比赛时，他清楚地听到主队球迷们高唱下流歌曲，甚至还残忍地诅咒他未出生的孩子。

　　“球场是个奔放的、狂野的、拟原始的空间，在粗野的场合反对粗话，太难为了。”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

　　在另一项国际性的比赛——美国NBA中，球星在场上喋喋不休的垃圾话，已成篮球场上的一景。垃圾话源于街头篮球，其中不乏脏话。但体育界默许了它的存在，球场上，这是打击对手自信心的法宝，而且不违规。姚明还曾被媒体封为十大垃圾话明星。

　　NBA赛场上，球迷攻击对手的激烈场面，也值得被记入史册。1993年，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后卫雷吉·米勒，在向纽约尼克斯队投入制胜一球后，对着纽约球迷大喊：“把这个球献给你们这群婊子养的。”从此纽约将米勒视为公敌，每逢他在纽约赛场上露面，球迷对他齐声谩骂。“对抗性强烈的比赛，极易引起观众的粗野举动。”一位老球迷认为，也许这本来就是此类体育运动的一部分。

　　球迷协会会长王文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说，韩国红魔队啦啦队就没有什么粗鲁的举动。每次露面，他们均统一着装、一刻不停地呼喊、高歌，伴着有节奏的鼓点左右一致地晃动，甚至尖叫，但没有人说粗话，闹而不乱。“中国人也能做到这样”。

　　时常去国外看球赛的霍星，至今记得2003年在英国观看曼联VS切尔西的一场比赛。4万人的球场坐得满满当当，整场比赛，就听见双方球迷你来我往，骂得不亦乐乎。

　　警察对这些球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说：“英国警察的态度是，只要你坐在座位上，没乱跑，没引起骚动，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不管。”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团委和北京市球迷协会、绿色狂飙文明啦啦队，借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队的比赛，联合举行了一场文明观赛活动。

　　文明观赛的理念，肇始于2004年。当年，北京球迷协会在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团委等机构支持下成立；数千名球迷通过北京城中心八个区团委组建和社会招募，组成“绿色狂飙北京文明赛场球迷啦啦队”(简称绿色狂飙文明啦啦队)。据北京市团委介绍，啦啦队创建之初的口号为“创建文明赛场就是奥运赛场的演练”。

　　8月12日晚，2万名球迷齐聚赛场，为全年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北京球迷协会派出两百多名志愿者，和啦啦队进驻赛场内外。

　　赛前，球迷协会已经发出《文明观赛倡议书》，比赛日，志愿者们在赛场外发放吐痰的纸巾、引导观众排队买票，同时配合警方对每个人做全身安检；一些球迷头上绑着“文明”字样的发带四处走动。比赛开始后，每当传来零星的国骂，随即就被席卷进啦啦队“国安进一个”的吼声中。

　　“这次活动很成功，虽然国安输了，但整个赛场氛围很好。”球迷协会理事霍星表示，“我们抓住了球迷的嘴，也就控制了国骂。”

　　“‘拒绝国骂’这四个字我们公开不提了。”首都文明办副主任郑默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发现政府和媒体越关注这个问题，就越容易引起民众注意，几乎是在提醒民众这么做。”

　　“拒绝、制止之类的提法，容易引起球迷反感。”啦啦队总指挥张忠说，每次媒体报道的越多，赛场上的骂声往往更加响亮。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郑默杰说。

　　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向媒体表示，2008年的奥运赛场上不能出现国骂的前因是2006年末，中国球迷在多哈亚运会上观看一场羽毛球比赛时，因认为裁判不公发出集体国骂，遭到印尼球迷侮辱性手势的反击。

　　奥运精神的“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更落落大方”。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这段论述，饱含对美好人性的期待。北京奥组委多个组成机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都有一个相同的期望：通过举办奥运，不仅改善一地的环境，更能提高国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