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向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巨大的市场对外商投资很有吸引力，特别是长时期给予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际资本对中国趋之若鹜。但是，这种条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与一些新兴的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已经不具备对国际资本更强大的吸引力。这在此次上海自贸区建立后公布的首批25家颁牌企业的组成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大多是内资企业，而中外合资企业则占了很小的比例，纯粹的外资企业几乎没有。其中获颁001号牌照的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国资委旗下的百视通和著名跨国企业微软新组建的一家合资公司，听上去名头很大，但是在股权结构的设置上却是由百视通占有股份51%，实现了对这家合资企业的控股。很显然，微软被拉了进来，更多意义是点缀性的。

    为什么不能让微软控股，或者干脆让它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一个外资独资公司呢？这个现象正好回答了上海自贸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停滞，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但中国经济的转型更需要改革的环境配套。以中国吸收外资上出现的下降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在经济上升到一定水平以后，那种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牺牲本国利益的制度路径已经走不通，而更需要的是以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来让我国融合到国际市场中去。这种制度改革已经不是对某一个行业的准入或者审批速度的加快，而是需要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比如，按原来的设想，是允许外资企业在上海自贸区内从事文物经营的，并为此要求全国人大给予法律豁免，但未获通过。我国对文物的控制更多地是出于从鸦片战争以来大量文物流出国外的惨痛教训积累下的悲情记忆，而这种悲情记忆已经阻碍了我国在国际上正常的文物交流，甚至阻碍了一些流出国门的文物的回归。其实，文物应该属于全世界，如果中国能够融合到国际上的文物交流活动中，固然可能造成一些文物走出国境线，但一些外国的文物国样可能进入中国，从而促进文物所代表的世界文明的交汇融合。

    最近一年来，民众对于深化改革寄予了无限期望，上海自贸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很崇高的使命。但是，一年来民众的改革期望正有落空的危险，改革的舆论空气越来越远离民众的期望，甚至出现了“政左经右”的论调，就是政治上必须向左转，经济上可以进一步向右转。“政左经右”的说法至今未见官方叙事，但在实践上的痕迹清晰可见。但是，政治并不是一个凭空存在的概念，它必然渗透于社会，当政治上向左转的时候，要求经济上向右转，这是不可能的。反之，当经济上向右转的时候，必然会拉动政治也向右转。这正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曲折的一个根本原因。上海自贸区在中国目前的历史阶段出现，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试验田。但这块试验田里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却受制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改革，解放思想，抛弃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在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条条框框，只有让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精神全面恢复，上海自贸区才有可能超越当年的深圳，结出理想之果，并成为像当年的深圳一样推动全国改革发展的一块“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