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修志　感悟历史　涵养德才

李保春/云南省财政厅

 

古往今来，盛世修志。而修志的主要目的在于用志。按照通行的说法，志书是地情资料的载体，是一个地方的资料性工具书。志书的功能是“存史”，作用在于“资政”、“教化”、“科研”、“补国史”。即“存史”是手段，“资政”、“教化”是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盛世修志，而用志则助推了盛世。所以，修志应该成为盛世赋予编修人员的一种崇高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受到尊重、得到鼓励和支持。我省目前正在编修的《云南省志·财税志》(1978-2005)，是继《云南省志·财政志》(1912-1985)之后的续修。这项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迄今已走过了三年的历程，共有财税三个厅局的编委委员、编写人员和修志联络员等近200人参加编纂。

一、编纂《财税志》是一段艰辛的耕耘历程

我们要将《云南省志·财税志》编纂成一部精品名志，树好云南财税的历史丰碑，首先要建设一支甘耐寂寞、具有奉献精神的编纂人员队伍。省财政厅从启动修志就非常重视编修队伍建设，认真履行了牵头单位及其志书主编的职责，与参编的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团结协作，在厅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处室(单位)的配合支持下，在省志办专家的指导帮助下，《财税志》编纂工作措施有力，进展顺利。

(一)充分准备，合理谋划编纂工作全局。2004年4月，省财政厅党组决定由刚恢复的财政科研所负责《财税志》编纂的筹备工作。我们通过走访和调研，于2004年11月拟定了《财税志》编修工作的初步方案及工作计划；提出了志书篇目结构的初步建议；起草了志书编写大纲、字数安排及任务分配等方面的征求意见稿。2005年3月，《财税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编修工作实行“编委会统一领导下的主编责任制”，并确立了“创精品，修名志”的目标；落实了省政府“一纳入，五到位”的要求，即把《财税志》编修纳入部门的重要工作，做到了领导、机构、人员、经费、条件到位。财税志办公室设在财政科研所，三个厅局通过选调一点，兼职一点，聘请一点(即“三个一点”)的做法，确定了编修人员；采取“分写合编”的方式，将志文的编写任务按“条目”细化分解到各处室(单位)，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同时，制定了《<云南省志·财税志>编纂工作实施意见》；建立了修志联络员制度，由各处室(单位)文字能力较强的综合科长担任修志联络员，负责资料搜集和志文的分写工作；逐步完善了编修工作的激励机制，如通过志文中的署名、支付稿酬、分写稿评比奖励、颁发参编荣誉证书等方式，稳定和激励了编修人员，打下了“创精品，修名志”的人才基础。

(二)抓住重点，扎实推进各环节工作。《财税志》进入编写阶段后，我们狠抓了四项重点工作：一是精心设计志书篇目。对财税志办公室拟定的志书篇目及编写大纲，先后三次征求编委和编修人员意见，四次召开了专家咨询研讨会，历经七次修改，使其在结构安排和内容归属等方面基本趋于合理，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云南财税改革和财税政策28年的辉煌历程。2005年11月，《财税志》编写篇目及其大纲，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反复修改和完善之后，满载着创新方志体裁和志文结构、设篇增章、增设专记、简述篇章等多方面的突破，通过了编委大会的审议，成为编修《财税志》的施工蓝图。二是重视培训修志队伍。“集众手而成书”是新方志的突出特点，而且修志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规范要求。所以队伍建设尤其是编修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是“修名志”的基础和关键。为此，省财政厅汇编了36.4万字的《<云南省志·财税志>编纂工作指南》；举办了编委委员、编修人员、修志联络员和资料员等100多人参加的修志培训班。三是落实志文分写任务。合理制定《财税志》编写阶段的总体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①按照《财税志》编写篇目的要求，制定收集资料的方案和计划；②2005年底制定《<财税志>分写工作计划》。以条目为单位，细化分解志文编写任务；③2006年完成试写工作。在搜集整理和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要求分写的各处室(单位)提交条目试写稿，由厅志办组织进行集中点评；④2007年完成分写稿。要求任务不重的处室(单位)上半年完成分写稿；下半年主要针对任务重、难度大的处室分写条目实施攻坚。四是筹划总纂编审工作。计划2008年1月合编志书分写稿；3月完成编修的总纂；11月完成总纂稿的修改、订正及查缺补漏工作；12月完成《财税志》送审稿。2009年完成《财税志》的定稿和上报工作。

(三)立言树人，在艰辛耕耘中砺炼和培养人才。我省第一轮方志的编修，从1981年开始到2003年结束，历时22年。省财政厅主编的《云南省志·财政志》(1912-1985)，从1986年4月启动到1994年4月成书(70.5万字)出版，整整经历了8年的编纂。共收集档案、书刊、口碑资料约3100万字，整理资料卡片约60万字，先后完成了民国时期财政志约30万字的试写稿和新中国建立后的财政志约70万字的试写稿。采取“集中编修与分写合编相结合的方式”编纂《财政志》，志办专职编修人员最多时配备了11人，在收集、整理材料阶段，编修人员超过了30人。修志的砺炼，在成书立言的同时，为厅机关培养了不少人才。今天，我们编纂《财税志》，采取“统一规划，分写合编”的方式进行，财税三个厅局志办的专职人员不到10人，但编委委员及参编人员(包括修志联络员和资料员)近200人。我相信，如此强大的编纂队伍，在《财税志》成书之时，一定会“甘耐寂寞现人品，砺炼人生著春秋”，为财税厅局机关培养出更多的有为之材。

二、只有淡泊名利的胸怀，才能承载起厚重的财税志书

(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翻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在《二十五史》中，在汗牛充栋的地方名志中，没有哪一部史书、志书不是著述者的艰辛之作。而且每一位史志著述者都是德才兼备、胸怀大志之人，他们淡泊名利甚至是忍辱负重的优秀品格，积淀了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文化和历史。比如，周文王被拘，从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在找不到施展自己鸿鹄之志的政治舞台时，一方面弘扬自己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在淡泊名利的宁静中潜心编著了《春秋》；屈原忧国忧民，在屈志的放逐中始赋《离骚》；孙子在被妒陷害膑足后，不能驰骋沙场，却全心修列了旷世《兵法》；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忍辱负重，披肝沥胆，彰显出《史记》的不朽与辉煌。又如，陈寿甘耐寂寞，毕生治学和研究，为创作被后世列为“正史”的《三国志》(成书共六十五卷)，他积累了平生多达二百五十卷以上的著述。《三国志》为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一个个鲜活人物，提供了丰富的筋骨和血肉，成就了三国时代许许多多智慧的灵魂；更为今天在《百家讲坛》走红的易中天“品三国”，搭建了星空大舞台。再如，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政治上失意后离朝，用心19年专注于治史，蔚然成就了恢弘的《资治通鉴》。还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史、志学家，他们感人肺腑的故事，虽然穿越了千百年来的历史沧桑，但一个个担当着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高大形象，都在自信地微笑着，鼓舞着我们今天修志立言的众多后来人。他们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昭示我们，今天的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物质富裕、思想解放、环境宽松，已没有了封建王朝旧时代的重重困难、禁锢和屈辱。所以，我们要注重涵养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奉献精神，争取部门及单位领导的重视支持，在淡泊与宁静的艰辛砺炼中，一定能够承载起编修好云南《财税志》的历史重任，树立起全面反映云南财税改革开放28年来的历史丰碑。

(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可以让人明白事理，明辨是非，变得聪明。而参加编修《财税志》，应该说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和更深的层次。所以，对于《财税志》的每一位编纂人员来说，要在了解和掌握方志基本知识的同时，重视提高自己对修志工作的认识和修养。因为思想和认识方面的问题，比技术和操作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更难解决。在此，我想谈点个人的感悟。我认为，参加修志对个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可以收获三种效果：一是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我省财、税部门尤其是厅局的财税干部，绝大多数思想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政策水平高。但是，文字功底深厚、文字表达能力强的人才，在广大财税干部中仍然是凤毛麟角。所以，通过修志的砺炼，加强文字能力，有利于培养个人今后的发展优势。二是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读史、修志可以让人明智。因为我们在参与修志的过程中，能够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把握省、州市、县等区域内的财税工作情况，研究和分析问题，探索理财规律，不断提高理财水平。三是养成用志的意识，学会用志。史、志具有“存史”功能和“资政”作用，学会用志可以对过往的事物“心中有数”，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参谋作用，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决策能力。比如，西汉的开国宰相萧何，在楚汉战争中每次克敌破城后，他最倾心的战利品就是史志资料、文书档案，于是有了历史上的“萧规曹随”。又如，当代伟人毛泽东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用史、用志的集大成者，他在征战南北的炮火硝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用心收集、查阅当地的史、志资料，了解地情、民情。可以说，他老人家的“用兵如神”，缘于他谙熟中国历史和各地方志而形成的“掌上千秋史”；缘于他了解祖国山川河流及天时地利而积累的“眼底六州风雨”；缘于他重视调查研究的“惟实”学风和作风，从而造就了他“胸中百万兵”、“笔下有雷声”的大气磅礴。此外，邓小平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等英明的政治决策中，我认为也存在用史、用志的成功启示。如西汉初年刘邦实行的“一朝两制”，即发达地区实行“郡县制”，边疆地区实行“分封制”；汉武帝时期的“丝绸之路”及更早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等，是否与“一国两制”、“改革开放”等当代治国思想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借鉴呢？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决策案例，如昆明机场的改扩建及新机场选址；昆明市盘龙江绿化带及文化长廊建设；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路南县更名为石林县等，都是从地方志书中发掘了有价值的地情资料，是用志辅佐决策的成功案例，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注】此文刊登在《云南财会》2007年第四期；同时刊登在《云南史志》200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