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广泛民意支持，深化改革无法前行

　　现在中国时局非常微妙复杂，即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期。虽然没有显现发生动乱的征兆,因为为首的中央深得民望；但已有将陷入左右两派囚徒博弈困局之中的苗头，这一点正被国人忽略了。实际上，中国社会已经裂变成两个利益对立的阵营了：左派和右派。如果它们之间不存在利益交集，求解不出最大公约数（其实，纯物质利益领域很难寻找出这样的交集和公约数，这样的交集和公约数只存在于精神领域。），那么中国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一种囚徒困境博弈，即他们由于汲汲于各自的私利，结果陷入一个双输的，没有赢家的困局中，并且无力改变。最终也把中国拖入这样的困境中。更要命的是，中国左派近年不断壮大，获得中下层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却由自由派把持，即自由派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更有话事权。因此左派和右派之争，并非局限于利益之争，实是权力之争。而权力斗争历来都是零和博弈，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转变为具有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详细的论述请见笔者的《《君主论》的王权博弈》。因此在目前体制下，左派和右派激烈斗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这就是目前中国现实的本质。今后的改革必然建基于这一现实之上，藐视这一现实，必是瞎折腾。

　　目前也许有人认为，加大对改革宣传的力度，应能顺利推进改革。改革红利论被广泛宣传可能逻辑就在此。但忽略当今已是知识时代了，国民已经有了真正的鉴别力，并有了强烈的捍卫自己权益的意识，显然光靠宣传鼓动不行了。实际上，改革红利论立论也有问题，即此论背后有些东西并没有说清楚。众所周知，世界不存在所谓的永动机，也没有白吃午餐。改革有红利，必有成本，也有红利的分配问题和成本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国民更关心的是改革红利后面这些东西。如果不向国民讲清楚，就会被误认为此中包藏着不可告人目的。显然这就会转化成关涉诚信的问题了。如果不能取信于民，我想任何政府都寸步难行。

　　中国改革30多年了，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如果我们认真反思，就不难发现房改、教改和股市改革是最大的败笔。单就房改来说，改革红利被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金融资本、贪官污吏等瓜分了。却造成巨大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即激化了社会矛盾，招徕极大民愤。而经济成本更大，即房地产业已经大到足够要挟国家经济了，并且由于房价被暴炒，中国社会生产成本被快速拉升了，因而快速弱化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奇迹有过早结束的可能。而这些成本由谁支付呢？无需笔者言明。

　　显然中国需要深化改革，但只需要有效的，优化的改革。但怎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优化的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在任何社会中，公平正义都是最大公约数，最大交集，是天道良知所在，也是得道者多助的道所在。因此只有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改革才能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只有公平正义地分配改革红利和成本的改革才是有效的，优化的改革。

　　当然，天上不会掉下一个林妹妹。光知道什么是有效的，优化的改革，还远远不够。要成功推进改革也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这30多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而这两个时期的关键人物分别是邓小平和朱镕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而朱镕基引领中国加入世贸。

　　邓小平之所以能排除重重阻力，确立权威，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初期推行的四大政策：一、恢复高考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而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戴。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出路，因此获得广大农民的响应和支持。三、给工人提工资、分奖金，这也是一场及时雨。四、大量评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是最大的妙着。而朱镕基的事业建基于成功治理三角债之上，这充分显示出了他过人的才能；而他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人格也令国人诚服，因此他权威就成功确立了。

　　但现在，时过境迁，人物全非了。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问题和机遇。目前民愤聚焦于两大市场之上，即房市和股市。这两大困局成了痼疾，久治不愈的沉疴。众目眈眈于此，众心为此焦灼、企朌。如果能药到病除，实是大国手，谁不敬服？何威不立？如果束手无策，原是江湖庸医，必难息民愤、难安民心，何从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