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回乡当村官，开宝马带保镖”———这个颇有点不伦不类的新闻标题，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河北富翁王文忠拥有6家店铺和品牌，固定资产过亿。而他却回乡当起村官，出资80万为村民打井修路。他称回村当支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让乡亲们也富起来。 

　　无独有偶，前几天，还有一个四川的富翁同样选择了回乡当村官，连新闻标题都是一个套路的———“千万富翁开名车穿名牌回乡当村官”：在西藏、成都等地分别拥有一个建筑公司和商贸企业，总资产超过两千万的蒋昌凡成为宜宾县柏溪镇最偏僻、贫穷的羊塆村党支部书记。 

　　富翁为何选择到穷乡僻壤去当村官？这是大家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是“致富不忘家乡”的表现，另一种则认为有沽名钓誉之嫌。其实，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他们回乡当村官，基本都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他们当村官的行为过多表示不解，因为对于物质生活已经很富足的人来说，在不影响自身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另外寻求一点别样的人生体验，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用王文忠的话说，就是想“追求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愿意相信富翁回乡当村官的行为是真诚的，出发点也许真是想帮乡亲们做点事，让他们也都过上像自己一样富足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创业成功的经历与带领一群人走上富裕道路的挑战，却是完全的两回事。牛副县长败走蒙城的事实更是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仅凭一个人的良好愿望和天真设想就能实现的。富翁们能否真正带领乡亲走上富裕的道路，对此我不敢乐观。 

　　至少，回乡当村官不可能成为富翁“致富不忘家乡”的一个可推广的普遍方式，更多的富翁表达关爱家乡之情的方式，依然是通过捐钱或办厂之类的经济手段。事实上，依商人的强项而言，通过出钱的方式回馈家乡也应该是他们关爱家乡的最有效方式。富翁们之所以不选择这个最有效也最便捷的方式，而是选择自己回乡亲自干，很大程度上缘于基层官僚体制的溃烂———因为他们很难相信，地方村官会把他们捐助的钱物用到村民最急切需要的地方去。 

　　另一方面，基层体制的溃烂也恰恰是村民欢迎或者说信任富翁回乡当官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当地官员的话说：“最起码，他不缺钱，不会去腐败贪污。”富翁就不会腐败贪污，这固然是一个错误的推理，但也足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村民对盼来一个“不会腐败贪污”的官员处在何等的渴望状态当中。 

　　基于这样的现实，富翁回乡当村官注定将要蒙上悲剧的色彩。他们的钱虽然可以在短期改变一些表面的面貌，但他们没有能力交给村民们一个廉洁而高效的公共服务机构。他们因为不信任这样的机构而亲自去当村官，却忽视了在他们走后所能留给村民的依然是这样的机构。一定意义上，富翁本不必回乡当村官；或者说，本应该有更“专业”的人将富翁的善意价值发挥到最大。 

　　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能产生这样的人？为什么村民对官员不腐败的期待，依赖于个人“不缺钱”，而不是取决于制度“不允许”？———这些也许才是“富翁回乡当村官”最有价值的反思角度。

      (舒圣祥/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