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笔者家乡泉州永春来说吧，以前没什么大型工程项目，自然没几个人热衷于选村官。但近几年来，随着丧葬改革的开展和高速公路的修建，一些地方的村官也成了“香饽饽”，人人欲得之而后快。去年夏天，笔者在厦门做社会调查时，就了解到厦门北部某开发区的一个村在选村官时，几个候选人用钱打起了“仗”，光是给选民送钱就送了十几万。当地人谈起两头收钱的情景时还不禁露出满脸的喜色，真不知是该为他们高兴呢，还是为他们悲哀。

 

        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人为了当村官而不惜花巨资贿选，决不是简单地想“为人民服务”，而他们所捞回来的本钱也不可能跟选民毫关瓜葛。就拿北京通州的这个村子来说吧。此前，白金福“个人资产上千万，在村里开一个占地上百亩的彩钢厂”，而他哥哥“恰好”是前届村委会主任；跟他竞选村官一职的杜友俊在当地也是一号人物，“在村东口经营一个占地上百亩的鑫安达管道制造厂，平时经常包揽当地的工程”，而他的亲戚也是村中一官。如今，“永乐店镇已被正式划为开发区，熬硝营村有很多工程建设”，光是征地款就高达2700多万元。难道双方不惜血本地选村官，真的就像白金福所说的，“是为了当选后能监督村里的财务，达到权力平衡”？这种话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吧。

 

        白金福在向记者解释的时候，一不小心就露出了本相：杜友俊上台之后，利用手中职权，把村里的水利、道路等所有赚钱的工程建设项目全部分派给自家人，工程中所用的水管等材料也由他自己的工厂生产提供。“什么好事他都给垄断了，别人根本没份儿”，包括他在内的一些村民“看不下去了”。——原来他所谓的“权力平衡”，最终还是为了在工程建设中分得一杯羹。只要回报够丰厚，别说是一两百万了，就是再往上翻一番，还会有人抢着当这个村官，恐怕人还不少。

 

        我们并不能因为白金福的“动机不纯”，就认为他的举报和解释毫无意义。相反，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要“监督村里的财务”，就非进入权力机构不可？难道普通村民没法监督吗？为什么村里的工程建设项目在分配的时候，“别人根本没份儿”？不弄明白这些问题，便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地方为了选村官而不惜下血本。而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同样不少：这么多钱、这么多工程跟当地的村民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当地政府机关、检察机关对此又是持怎样的态度？上下级的关系如何？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只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有人敢道德败坏；只要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有人敢践踏法律；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有人敢铤而走险。”如果把当村官也视为一种投资的话，人们对它的热衷程度便也遵循市场规律，重视投入与产出。我想知道的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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