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厉这些人的经济学生命已经结束了，为何还耐在学术圈圈里和媒体上不愿意离开？难道还想垂帘听政？这些人还用三十年前的思维来看待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真是有点不伦不类了！人老了，知识也陈旧了，长期呆在办公室里和权贵圈圈里早就远远脱离市场中最广大的消费（普通群众）太遥远了！老厉等一干人已经江郎才尽，可是心有不甘，只好扛着“改革”和“文革”两项武器，威逼利诱一切狭路相逢的质疑者，谁反对他们谁就是余孽，谁质疑他们谁就是反“改革”，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和自大到狂妄的人真是太多了，而居然可以操弄国府政策乃是天下之大稽也！一个水货的Professer培养了一个水货PHD担当大人，真是有意思？上位还没几天，就号称什么“某某经济学”，真是丢人现眼，看看他们一干师徒写得那本乱七八糟的书，真是三天不想吃饭，两天不想睡觉，直叫人以神经错乱！』

北大教授厉以宁现身西博会，对话民营企业，解析当前经济形势和收入分配等问题

　　“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厉教授。”厅内的主管向下属吩咐说，厉以宁年长，怕身体不适，要多加照顾，“刚才他要喝水，端错了杯子，差点喝了下去……”当主持人介绍厉以宁并邀其上台发言时，身旁的工作人员忙不迭地站起来搀扶。

　　当83岁的厉老站上讲台，从9时41分，到10时22分，他始终站得稳稳的—思路清晰，声音低沉有力，他发出的每一个论断都振聋发聩。

　　昨日上午，第二届工商行政管理创新发展高层研讨会在蓉召开，厉以宁在论坛上讲了一些“跟民营企业有关的、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问题”。

　　我们一定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要知道这些障碍在什么地方。”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是福利病。我们中国是量力而行，努力发展。”

　　谈发展

　　“经济总量重要，但结构更重要”

　　稍早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今年第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7.8%。厉以宁首先肯定了这样的成绩，“稳中有升，稳中向好。”厉以宁说，“就像骑自行车，骑得快不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而且容易翻车。在中国的条件下，路还不太好，所以保持7%到8%是可行的。”

　　“有些人说为什么现在不来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呢？把经济可以再拉上去。”厉以宁表示，“经济总量是重要的，但结构更重要。”厉以宁说，结构不改变可能再次造成产能过剩，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到时候怎么收场呢？”

　　“我们内需目前主要是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厉以宁说，目前消费需求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老百姓有后顾之忧。

　　厉以宁强调，要加大三个方面的投资，一个是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投资；第二是投资要民营资本加入，把门槛降低让民营资本进来，并且做到公平竞争；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为长远的发展做准备。“投资跟消费共同拉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厉以宁说。

　　厉以宁指出，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最大的改革红利。“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有，社会和谐的红利才是我们优越的资本。”厉以宁说，“我们一定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要知道这些障碍在什么地方。”

　　谈分配

　　“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

　　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讨论话题延续至今，重点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仍是争论焦点。厉以宁直接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如果没有改革，你二次分配搞再好也没有用。”

　　“第一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有财产了，才有财产性收入。”厉以宁指出，初次分配的第二个问题是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双方地位不均等，“国外可以看到工会的作用很大，中国的工会作用也很大，但是工会不管农民工，你见过工会管农民工的事吗？”除此之外，农产品方面单个农户也是弱势，而采购商是强势；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人均教育经费城市多农村少，都造成了农民在初次分配收入中的弱势地位，亟须改革。

　　厉以宁也强调，在中国现阶段两种户口并存的情况下，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不能忽视，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着重城乡一体化。“在西方国家有一句老话，‘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厉以宁介绍，“而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次分配就有差距，而二次分配扩大了差距，因为工人和城市职工有公费医疗，农民工连合作医疗都不一定能保障，所以城乡社会保障要一体化。”

　　至于其他的社会分配制度调整，厉以宁表示不该着急。“比如遗产税的征收，它的前提一定要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厉以宁说，“有了完善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以后，而且税率要合理，门槛要适度，因为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外国资本主义搞了那么多年了，中国不同，中国的老的有多少遗产？”

　　谈创业

　　“富了不能变懒，要勤奋，要艰苦创业”

　　“美国人关注中国的什么？”厉以宁笑说，是中国的咖啡店。厉以宁介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了一篇长篇通讯，既没有关注中国的GDP有多少，发展有多快，而是从中关村的咖啡店看起。“中关村有许多咖啡店，有一个叫做车库，几乎每天都坐满。”厉以宁说，美国人每天去看，去打听之后知道，咖啡店里都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还有青年教师，以及中科院和其他研究机关的年轻研究人员。“他们谈创意、创新、创业、专利权的转让问题，专利权的开发应用问题。”厉以宁说，“这就是美国最应当担心的问题，因为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美国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这些人当中，过二三十年看，甚至过十几年看，大量的创新人才会从这批人里出来。”

　　厉以宁提醒，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应该看到富了不能变懒，如果变懒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要勤奋，要艰苦创业，这是很重要的。”“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是福利病。”厉以宁说，为了弥补青年的营养不良，英国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了每天一杯免费牛奶的政策，20多年后，营养状况得到改观，但是取消这项福利引来了游行示威、罢工，甚至迫使政府改组，“这么小的福利，它是刚性的存在。”

　　厉以宁说：“我们中国是量力而行，努力发展。”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公开资料显示，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大读博期间，师从厉以宁教授，并与厉以宁、李源潮等师友合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