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凯恩斯主义的诊断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主要变量就是利润率。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的首要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难以生产出足够的利润(和它所投资的资本额相比)。此时，资本必须自我销毁才能恢复资本的赢利能力，也才能使资本主义重新开始。这就意味着，大量的不能盈利的较弱的资本必须破产;旧的技术必须被新的、更有效率的技术代替;大量的失业必须出现。此时的资本主义就会失去活力，陷入危机。　　凯恩斯主义并不认为利润以及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主要决定因素。就像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从概念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他们主张消费决定生产，消费引导投资。因此，凯恩斯主义考虑的主要变量是消费和投资。　　需求不足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缺少动力，这主要由于压低工资而造成。但是，凯恩斯主义却用经济过程的外部因素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他们认为，如果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消失了，货币就会囤积起来，需求就要下降，投资就会停止。因此，国家就应该被赋于进行刺激需求的重要职能。　　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高利润依赖于工人花费更多、国家进口更多;如果不能这样，就要依赖于ZF扩大财政赤字或者进行净借贷。这样，在发生经济萧条时，如果家庭储蓄更多而花费更少，特别是在外国商品上的花费更小时，凯恩斯-卡莱茨基利润方程式表明只有通过ZF花费更多而不是更少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然而，就像第三部分将要讨论的那样，工人的高工资和高消费只会加重危机的程度。　　抛开理论证据不说，还没有经验证据证明困扰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需求不足导致的观点是正确的。拿美国经济为例，1974年—1975年和1980年—1982年的经济萧条，并不是由于工资相对于利润下降导致需求不足，而是恰好相反。实际上，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是由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图5)。1980年—1982年的萧条之后，平均利润率上升了，而工资相对于利润则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萧条(1990年-1991年、2001年的经济衰退、1974年-1975年和1980年-1982年的经济萧条相比而言是比较温和的)。这些数据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相一致，而与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理论并不一致。　　Figure 5. US average corporate rate of profit and wages/profit ratio, 1947-2011　　Source: See appendix　　先前所有关于商业周期研究的结论是：投资活动最初是由利润的运动所推动的，而不是相反。我们自己对大衰退的分析也证实了早期的研究结论。美国经济暴跌之前，利润已经下降好几个季度(图6)。美国企业利润在2006年早期达到高峰，这是指在绝对量上，而不是指利润率(它是在2005年的早些时候达到高峰的)。美国的利润总额，从2006早期的高峰开始，直到2008年中期，都在下降，只是在2009年年初有一个微弱的回升，随后在2009年中期就跌到一个新的低点。此后，利润开始恢复，并且在2010年中期超过了先前利润的最高值(根据名义美元计算)。　　Figure 6: US corporate profits, real investment and GDP Q1-2001 to Q2-2012, $bn　　Source: See Appendix　　美国利润的变动会对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企业利润增长在2005年中期开始放慢，然后在2006利润总额绝对量开始下跌，不过，此后，企业投资还继续上涨了一段时间。因为，此时公司期望利润水平能够恢复到从前，他们并没有停止投资，而是用光了储备或者开始增加借贷。但到了2007年，利润率仍难以恢复时，投资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而到了2008年，投资的绝对量就开始下降了，而年利润率则下降近20%。利润在2008年底开始恢复，但是，投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增加，GDP也是没有增长。在利润达到顶峰之后，GDP也达到了顶峰;利润恢复增长之后，GDP也恢复增长了。这表明，利润的变动引起了投资的变动，而不是相反。信用开始紧缩之前，利润就已下跌。因此，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说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导致的(即使金融部门是引发经济萧条的实际导火索)。

三、凯恩斯主义的药方
　　凯恩斯主义政策能够恢复经济的盈利能力并结束萧条吗?凯恩斯主义政策被认为具有国家诱发、资本推动的特点，其主要政策包括再分配政策和投资政策。我们先讨论一下再分配政策。　　(一)国家诱发的亲劳动的再分配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国家通过亲劳动的立法、或者累进税、或者更高的津贴等途径把价值从资本那里再分配给劳动。凯恩斯主义假定消费品销售不出去(如果没有政策的干预)，并假定这些政策能够导致工资净额的增加(直接的、间接的和拖延的)。那么，更多的消费品将被销售，劳动者将消费更多的产品。因此，政策对劳动者是有利的。更多的销售也意味着更少的损失，对于资本家来说，失去的利润也会重新得到。凯恩斯主义认为，利润增长的幅度会大于工资增长的幅度，利润足以抵消工资的增长带来的成本，因此经济会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策对资本也是有利的。凯恩斯主义者主张资本和劳动都可以从政策中获得利益，这就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改良主义的特征。　　政策会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来恢复资本的利润率吗?我们把经济分为两个部类：一个生产生产工具(第一部类)，另一个生产消费工具(第二部类)。　　(a)首先以第二部类为例。在凯恩斯主义所做的大部分假设中，两大部类中工资的所有增加部分都将会花费在没有被销售出去的消费品上(而不是部分地储蓄起来)。另一方面，第二部类会由于高工资而导致该部类的资本家的利润会有损失，但另一方面，它可以把没有销售出去的消费产品以一个公平的价格卖给它自己的工人。这样，利润率表达式的分子部分就没有改变，但由于在可变资本(劳动)上的投资更多了，分母就变大了。结果，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第二部类的利润率却下降了。　　(b)现在考虑第一部类。由于高工资导致了低利润，利润率中的分子变小了，但由于在劳动力上的更高投资使得利润率分子式中的分母变大了。结果是，在第一部类中，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利润率却下降了。　　(c)最后，第一部类的高工资(对于第一部类的资本来说这是一个损失)会增加第一部类中劳动者对消费品的购买量(对第二部类的资本来说这是一个收益)。第二部类的收益正好等于第一部类资本的损失。这样，利润率表达式中的两个分子之和并没有变化。　　平均利润率表达式中，分子部分的收益和损失相互抵消，而分母部分由于两个部类都增加投资而变大了，这样平均利润率就下降了。工资以及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利润率却下降了，这恰好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　　假定现在工资会持续上升直到所有的消费品都可以卖掉。按此推测，工资进一步的上升将会刺激消费品的额外生产，这也将会刺激生产工具的生产。这样经济将会复苏。如果对额外产量的需求和利润率都上升，生产将会增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利于劳动的再分配政策提高了需求，但却降低了平均利润率。凯恩斯开的药方难以奏效，因为它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主要依赖于消费，而不是利润率。凯恩斯关于利润的一些观点也是不错误的。他假定主要来自于销售额增加的收益会抵消工资增长增加的成本，因此利润会增加，而事实是利润并没有增加。　　直到这里，我们仍然隐含地假定，利润主要是指生产性企业的利润。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得出结论：更高的工资只会降低公司的利润和盈利能力。但是，高工资的冲击也会导致经济中非生产性领域(商业、金融业和股票行业)的公司的利润下降。如果是这样，劳动就会从再分配中获益，但这样的政策同时也会加速金融泡沫的破灭。结果就是，金融部门的利润被榨出。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你的毁灭意味着我的再生!金融部门倒下了，生产部门站起来了!　　工资上涨并没有给公司的经营造成多大的冲击，而只是减少了资本家自已的(非生产性)的消费。这样，有利于劳动的再分配政策就提高了工人的消费，而降低了资本家的消费。假定劳动比资本的消费倾向更高，由于劳动者更高的消费所引致的投资的增加量就会大于由于资本家缩减消费所导致投资的减少量。这样，生产性资本和劳动都会获益。这一论点暗示着假定生产性资本和劳动是利益一致的，而与寄生性资本的利益是相背的。但是，这忽略了一点，通常，如果盈利能力下降，净投资就不会增加;如果盈利能力提高，平均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主要取决于新增加的投资的有机构成是高于或是低于平均水平(参见下面马克思主义乘数)。　　大多数人都支持把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转移给劳动者的再分配政策。依据公平原则，这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政策将要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复苏。认同上述观点的人没有能区分剩余价值的两个不同占有方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利润都会由于增加工资而被削减，经济都将不会复苏。如果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被企业所保留，尽管高工资能带来高消费，高工资还是会缩减企业的利润和盈利能力。如果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资本家分配给他们自己非生产性消费的那部分，那么由于上述原因，高工资将不会促使经济复苏。　　一些资本家，特别是那些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甚至在较低的盈利水平上，也会决定增加生产。但是，如果利润率持续下降，最终他们将不得不缩减他们的产量。一些其它的资本家(较弱的资本家)将会破产，将不再进行生产。接下来，尽管有利于劳动的政策导致了更高的需求，资本家们也将缩减他们的产量。　　(二)国家诱发的投资和马克思主义乘数。对于凯恩斯主义政策来说，刺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是国家诱发的投资冲击，而不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但是，被凯恩斯主义者(和一些支持这样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谁来筹措资金进行投资?有两种选择：由资本家来筹措或者由劳动者来筹措。从为这些投资支付成本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但最初是由哪个阶级为这些政策买单的，这一点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并不大。　　考虑由资本来进行的投资。我们把整个经济分两部门，第一部门生产公共产品，第二部门生产其余产品。假定剩余价值S是由国家从第二部门征收(例如通过税收)并注入第一部门用来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S对于第二部门来说就是一个损失，就要从它的剩余价值总额中扣除。国家从第二部门征收S后，把它的一部分P支付给第一部门作为该部门的利润，把剩余的S-P部分作为预付款支付给第一部门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　　国家从第一部门接受价值为S-P+P*的公共产品，其中P*是第一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P*可以等于也可以不等于P)。第一部门能够实现它的利润，因为该部门已经从国家那里获得了转移过来的P，同时P*是属于国家的。第一部门损失了S，但第二部门得到P。总体上来看，私人资本为国家总共损失S-P，平均利润率表达式的分子部分也同样减少了那么多。因此，平均利润率在最初是下降的。而在由劳动者通过税收筹措资金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形下，平均利润率却会上升，这是因为两个资本主义部门都得到由部分劳动价值转变而来的剩余价值。　　但是，是由资本还是劳动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以及这些政策对ARP(平均利润率)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依赖于我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乘数。为了生产公共产品，第一部门需要从两个部门的公司购买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反过来，这些公司也要再次进行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购买。这样，整个经济中就会产生乘数效应。　　凯恩斯主义假设的最有利的情形是，国家诱发的投资量足够大，能够吸收所有没有销售的产品，并且能够刺激新的生产。但是，假定对产生乘数效应有影响的公司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它们的ARP将会有三种结果。　　(a)如果第一部门的初始投资(由资本或于劳动来筹措资金)加上该部门引致的追加投资的有机构成是和整个经济的有机构成相等，那么产生的利润率就和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相等。新的投资增加之后，ARP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政策并没有能提高ARP。　　(b)另一种情形，如果投资持续进行直到所有的投资资本(包括最初的资本)的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水平。假定新的投资倾向于采用具有更高有机构成的新技术，这也是最有可能的结果。ARP将会下降，这样政策就失败了。这一具有更高有机构成的集合体为什么会使经济危机更糟，这主要是因为额外投资主要投向了那些最有效率的公司(这些公司具有更高的有机构成)。这些公司按和生产落后者相同的价格来销售比后者多得多的产品，这样它们就侵占了后者的价值，并最终把后者挤出了市场。结果危机更重要了。　　(c)在相反的情形下，由于这些投资使平均有机构成下降了，从而使ARP得到提高。但是，这样的话，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帮助了那些有机构成较低因此也缺乏效率的资本度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仅仅只是延缓了萧条，而不是结束了萧条。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三种结果并不是可以由国家来决定优先选择哪一政策。初始投资之后，最终的结果要根据有机构成来定，ARP也主要依赖于自发的运行机制。国家仅仅只能通过从劳动或资本那里挪用价值，和把公共投资投向具有较高或者较低有机构成的资本来影响利润率。下面的图7给出了凯恩斯政策的总结性评价。　　Figure 7: Keynesian policies and the Marxist multiplier　　(三)货币政策会起作用吗?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建议刺激需求既不能通过国家再分配，也不能通过国家诱导的投资，而是要通过增加货币量。他们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通过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能够刺激需求、促进投资增强和实现经济增长。　　首先，考查一下经验证据。图1、图4、和图5准确无误地显示了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如果货币政策在过去60多年里都没能扭转这一趋势，为什么他们现在会成功呢?实际上，没有理由会认为他们能成功。首先，因为货币实际上只是被印刷出来的，并没有新的(剩余)价值创新出来。尽管有更高的需求，如果相对于投资的资本来说，生产的剩余价值并没有改变，经济也就不会重新开始。印刷货币只不过增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名义量，而并没有增加(剩余)价值本身。通过印刷货币，国家再分配的是已经生产的价值，但是并没有创造新的(剩余)价值。我们已经看到亲劳动的再分配政策并不能摆脱危机。我们将在下面的第4部分看到，甚至亲资本的再分配政策同样也难以为危机找到出路。　　其次，大量印刷货币实际上就意味着信用的膨胀。信用就是货币的观念已经被大家广泛地接受，但这根本上就是错的。创造信用，并不就是创造货币。我们不可能无中生有。通过创造信用，我们只是创造了债务，而不是货币。　　各国中央银行已经在全球增加货币(高能货币)的供应量，但是这一货币量和信用或以各种形式的银行债务、债务证券以及它们的衍生品的数量的增长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高能货币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世界GDP的4%，上升到现在的11%。但是，各种形式的信用从一开始就占到世界GDP的150%，现在则超过全球GDP的350%，信用量要比高能货币量高出30多倍(见图8)。　　Figure 8. Global liquidity as % of world GDP 1989-2011　　Source: M Roberts, 2012　　最后，债务是必须被偿还的。因此，信用膨胀只是把危机延迟到了债务偿还的时刻。凯恩斯主义认为，当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刺激，经济重新开始恢复，用来偿付债务的剩余价值的征收不再威胁到经济的复苏时，债务是可以被偿还的。但是，这只能是如意算盘。亲劳动的再分配压缩了资本的盈利能力，因此恶化了危机。国家诱导的投资原则上是可能提高资本的盈利能力，但并不是走出萧条的出路，而仅仅是延迟了危机爆发的时刻。通过延迟经济的恢复，政策实际上成为偿还国家债务的障碍，而不是偿还国家债务的条件。　　危机必须自己创造解决危机的条件，这就是摧毁资本。只有当足够的(落后的)资本已经被摧毁(已经破产)，更有效率的生产才会再次开始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结果就是，如果凯恩斯主义政策延迟了危机的冲击，那么它们也就延迟了经济的复苏。　　认为通过国家借贷(假定规模足够大)来诱发企业投资的政策能够促使经济持续恢复的论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无效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概述)，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经验证实。凯恩斯主义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二战后的长期繁荣，即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期。按照推测，通过政府借贷(预算赤字)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开启了资本主义从1946年到1970年的长期繁荣时代。但是，美国总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实际上在黄金期从1946年的121.7%下降到了1970年的37.6%。长期的繁荣并不是由于信用创造，而是由于军用资本向民用资本的转变，以及战后被抑制的购买力的释放造成的。　　(四)竞争性的贬值能起作用吗?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另一个信条是：对于弱国来说，货币贬值是摆脱危机的出路，或者至少能够减缓危机。这一点几乎成了宗教信仰。对于较弱的欧元区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另外，我们通过比较一下德国和意大利在危机中表现的区别。我们得出结论：德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卓越表现主要归功于它强大的生产率。　　意大利(或者其它较弱的欧元区国家)可以通过放弃欧元，重新使用里拉并进行竞争性贬值来和德国竞争。但是，这会让人错误地认为贬值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就业、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条件(劳动者的)，并使意大利或其它较弱的国家走出萧条。如果，意大利的里拉贬值了，每个欧元可以换到更多的里拉。卖到德国的意大利商品就可以按照低于贬值前的欧元标价来进行销售，因此，一部分意大利商品就被德国免费据为已有。从使用价值方面来看，损失的商品对意大利的消费和投资没有贡献，而对德国的消费和投资有贡献。从价值方面来看，意大利把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白白送给了德国。这样，意大利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了，而德国的平均利润率却上升了。　　对劳动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如果额外出口的不是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而是新生产的产品，就业量就会提高。但是，剥削率也会提高。事实上，资本家总是尽力通过提高新增就业人员的剥削率来弥补损失的利润。由于出口更多的产品而增加就业的刺激，劳动者的购买力提高了，此时，在国内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工资商品就会较少。这也可以导致通货膨胀。要么工资商品的价格上升，要么工资必须被缩减。竞争性的贬值要想有成效，就必须要求剥削率提高。　　由于出口企业损失了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最初是会下降的。但是，贬值引致的额外生产的利润率变化的最终结果要取决于劳动是否受到额外剥削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乘数的大小。就像上述讨论的那样，由额外生产引致的一系列投资或者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降低了利润率;或者降低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提高了利润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缺乏效率的资本仍然在进行生产，而没有破产。　　总而言之，通过竞争性贬值，出口企业的生产和就业都会提高。因此，出口国家的GDP和贸易平衡都会得到改善。但是，这样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出口国家把价值和剩余价值白白送给了进口国家，因此出口的增长是阻碍而不是刺激了经济增长。长期的负面影响被短期状况的改善所掩盖了。　　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取决于使用价值和包含在商品中(剩余)价值的损失，马克思主义乘数对利润率的正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抵消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就像上面看到的那样，危机仅仅是延迟了。因为，尽管就业增加了，但剥削率也提高了，所以劳动的景况变差了。总的说来，生产、就业、GDP和贸易平衡(这些都是经济学的传统关注点)的短期改善掩盖了更低的实际工资、更高的剥削率、价值的减少以及利润率的当期下降或者延迟下降(暂时上升)的真相。不管它的表象如何，竞争性贬值的结果对于资本和劳动来说都是负面的，如果短期不是这样，那么长期必定也是这样。

四、紧缩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的对局
　　今天，占居主流的经济理论是紧缩主义(实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在紧缩主义看来，引发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资太高。要评价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高利润时期说起。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低利润时期说起，我们将假定有一个危机时期，而这正是我们想去解释的。　　紧缩主义认为，如果工资开始上升，利润可能会上升一点，也可能下跌。但没有理由假定工资必定会一直上升直到利润(或平均利润率)开始下降。对于高工资对利润的影响机理，该理论是含糊其辞的(并不明确)。该理论认为，只有新生产的价值与前期相比没有变化或者下降了，高工资才会导致利润下降。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是假定了我们将不得不解释的东西。一旦危机发生了，高工资会使危机更糟。然而，使危机变得更糟的东西并不就是危机的原因。这是新自由主义犯错误的一个根本原因。　　紧缩主义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是各种亲资本的再分配。他们强烈要求缩减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最明显的作法就是削减工资。他们反对“量化宽松”政策，相反建议尽快提高利息率。他们的政策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把价值从劳动那里转移到资本那里以恢复资本的盈利能力，同时避免采取政策措施来干涉市场的运行。　　如果高工资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削减工资也就不能治愈危机。这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者在前面提到的原因，即因为私人资本或国家减少了需求而恶化了危机。的确，工资容量的减少导致了产品价值实现的困难，因此，生产工资商品的部门最先出现利润下降，此后，其它经济部门也都出现利润下降。但是，低工资也并不意味着高利润。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即使所有的和削减的工资量相等的消费品都没有销售出去，收益和损失相互之间可以抵消。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ARP的分子没有变，而由于更低的劳动力投资减少了分母，所以ARP提高了。　　尽管由于工资下降导致价值实现的困难带来了高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经济还是不能重新启动。资本面临着挑战，它不但要在工资商品部门，而且要在利润率持续上升的部门进行投资。一种可能就是为了获得消费工具而进行生产工具的投资。但是，那样的话，第二部门的价值实现问题将被延迟。或者，资本能够为了获得生产工具转而进行生产工具的投资，例如，工厂建筑物的建筑。但是，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最终都会减少(你不可能一直进行工厂建筑物的建设而不把它们投入使用)，这样这个部门的价值实现问题也会出现。再者，由于在这个部门增长投资而提高了该部门有机构成导致的盈利能力下降越多，资本进行投资的动力就越小。　　最终，需求全面地下降了。然后，额外的利润或者作为储备储藏起来，或者投资在利润率比较高的非生产性部门(贸易、金融和股票市场)。一方面，这种向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导致了金融泡沫的产生。另一方面，生产性部门资本积累的缩减减少了新的剩余价值的创造。税收收入减少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了。当亲资本的再分配和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都减少时，泡沫也就破灭了。并且，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会被迫从劳动那里征用更多的价值来拯救金融(银行)体系。由于国家税收增加了，投机市场坍塌了，金融部门停业并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实体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因此，工资遏制作为新自由主义对付危机的手段仅仅只是推延了危机。一旦危机爆发，劳动者即使作出更多的牺牲也不能扩大生产性部门的再生产规模。国家债务占GDP的比率持续上升最初并不是由于工资削减和降低消费(凯恩斯主义认为这导致GDP增长缓慢)所引起的。恰恰相反，正是持续下降的盈利能力和生产性部门资本积累的缩减(二者都是因为再投资的利润率很低，也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进行了非生产性投资)导致增长缓慢、失业上升和工资下降。换言之，这降低了劳动者的购买力。　　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诱发的“紧缩”(在意识形态上应小心回避的一个词)才是危机的原因。例如，斯蒂格利茨批评了紧缩政策，认为该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工资缩减导致收入减少，继而降低了利润率。如果工资缩减是危机的原因，那么，就不能用提高工资来对付萧条。资本和劳动都要受益，这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改良思想的基础。但是，如果工资削减只是延迟了危机，长期来看，这些政策就是无效的。总而言之，向危机发展的趋势将决定工资的增加(因为盈利能力下降)或者减少(因为更多的利润转而投资到了非生产性部门)。　　紧缩主义的支持者们喜欢引用波罗的海诸国的例子来说明紧缩政策将会很快恢复资本的盈利能力和经济增长。那儿的政府坚定地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例如，爱沙尼亚的失业率从2010年初期的20%下降到现在的10%，并且2011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8%。但是，爱沙尼亚的实际GDP增长率比2007年的高峰值仍然低9%，增长率已经从高峰期的17%下降到了谷底。　　紧缩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实现实际工资和企业税收的大幅削减，而提高利润的份额。爱沙尼亚劳动力已经大幅下降，成千上万人已经离开这个小国家到欧洲其它地方去寻找工作。另外，爱沙尼亚也接受了超过34亿欧元的结构基金来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的花费。通过这些方式，爱沙尼亚的工资成本降低了，利润提高了。　　另一个紧缩成功的典范，就是爱尔兰，它通过用类似的办法消化掉了多余的劳动力而实现了出口导向的局部经济恢复。但是，自20世纪80后期那个黑暗日子以来，爱尔兰的移居国外的人口从来没见过如此之多。　　希腊虽不像爱沙尼亚那么小，但它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依赖于贸易、矿产加工业、制药业和食品业以及像旅游业这样的服务业。希腊紧缩的目标部门主要是公共部门。但是，在现实中，私人部门的工人却成了受打击的大多数。公共部门的就业从2009年到2011年萎缩了56000，下降了7.8%。私人部门的就业(占到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却下降了13%。不过，劳动成本下降了18.5%，这才是紧缩的真正目标。　　我们估计希腊的利润率在危机真正袭击它的两年前的2007年就达到了高峰。而投资从2007到现在(图8)骤然下跌了50%。自从2009年以来，紧缩已经推动剩余价值率上升了25%。但是，希腊的资本主义仍然被缺乏效率的资本所困扰，资本的有机构成还是保留在高位。因此，投资仍然没有恢复。　　Figure 9. Greek rate of profit and business investment since 2000 (indexed 100= 2000)　　Source: see Appendix　　英国经济是最大的一个政府宣称紧缩是最好的(也是唯一)有效政策的经济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经济还很失败。英国预算赤字远没有降下来，本财年到2013年4月的预算赤字仍高于去年，并且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正朝着GDP的100%前进。英国经济正在衰退的边沿摇摆，政府的税收收入并不能满足预算目标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和美国不同，英国的盈利能力自从经济大衰退以来从来就没有恢复(图10)。英国的企业投资也一直保持很低水平。　　Figure 10. UK rate of profit and business investment since 2006 (%)　　Source. See Appendix　　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经济向好的“预期”，(如果更多的借贷是必要的话)再加上更多的政府支出，经济就会复苏。紧缩主义认为，增加债务将会延长危机。而凯恩斯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两方都坚持认为要从金融部门寻找造成萧条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从创造剩余价值(并不充分)的生产性部门。马克思主义认为，你可以用货币创造或多或少修补一下这个经济系统，但是，如果生产性部门没有充分恢复到投资和就业都增加，这些政策将效果不大。

幕后操作手还是国际金融家族

说到底人的欲望无穷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