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和市场失效

曾飞

　　市场，自古就存在，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在商代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可惜留下关于商朝经济的历史资料较少，很遗憾，让后人很难吸取当时关于市场经济的经验与教训。明代的市场经济也比较发达，有一些经验与教训可供吸取。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韦森《“商人”来自“商朝”？》：这两天读已故的著名现代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华书局2005年修订版），收获甚丰。……读童先生的这部著作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现在看来，在中国历史的远古时期，市场经济和手工制造业就非常发达了。譬如，早在殷代，我们先祖的金属制造技术就已经很先进了。由此可以断定，作为世界五大轴心文明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秩序的生成，并不比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晚，甚至可以说早了许多年。譬如，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市场分工就十分细密了，曾有了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武器工等“百工”之说。另外，从《易•系辞传》中谈到神农氏时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中国上古时期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就十分发达了。并且，《周礼•司市》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根据这一描述，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上古时期，朝廷官府就对市场进行控制、管理并进行分类了。读了童先生的这部书，才发现，原来有政府管理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读童先生的这部专著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我们可以大致从语源学上开始弄清现在汉语中的“商人”一词的来源。在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童书业（2005，页4）先生考证道：“根据传说，殷代的祖先相土创作‘乘马’，王亥创作‘服牛’。王亥似乎曾驾牛车到黄河北岸去经营贸易。殷墟中发现海贝和玉等，都是远方的产物。《商书•盘庚》中说“具乃贝、玉”，贝、玉也就是所谓‘货宝’，大概都是交易得来的。贝、玉可能已经成为原始的货币。”根据这些记载，童书业先生认为，在殷代，手工业已经很发达，比较正式的商业也已经开始兴盛。童先生接着指出：“有人认为‘商人’的‘商’即是‘商代’的‘商’，其说法也不无道理”。如果此说成立，原来我们今天汉语中所说的“商人”，原来是由殷商时代“经商之人”而起的！汉语中的“商人”，原来与“商（代）人”有关。根据古代世界史上各国本族人往往不经商，而最早经商的多是外来人这一普遍事实，童书业（2005，页22）在其后的考据中还发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古代其他各国的情况。譬如，到了周代，殷商的“商人”可能还具有非国民性质的待遇。据此，童书业先生推想到，“殷商人民长于‘经商’，‘商人’的商就是‘殷商’的商，周代的商人可能多是殷商人的后代，这也可备一说”。

　　《明朝经济史之明代经济概述》：从正德嘉（靖）之交开始，至万历中期的70多年，为社会经济形态出现新变化、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商业性农业获得空前大发展，农业人口减少，工商业人口猛增，农业经济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革。自正德末年起，农民大规模四出逃亡的现象已经有了转变。代之而起的是，由东南沿海地区农民首先自发进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或纷纷从农村流入城市，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工商业；或就地迁业，弃粮他种，发展商业性农业，大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家庭手工 业和各种加工业。这个新动向表明：经过明中叶以来的长期动荡起伏，社会秩序已渐渐趋向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为：随着人们本末观念的更新，商品意识增强，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商业日趋繁荣；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部门隐隐约约地闪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曙光；新兴市镇大量涌现，工商业人口大增，城乡市场网络开始形成；随着海禁的解除，民间海上贸 易得到新生。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农业经营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出现富裕农民的规模经营，集约化 程度提高。这种发展势头的到来，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国内大局比较平和，除南倭北虏的骚扰之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使社会经济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南方农、工、商业得以继续稳步发展，湖广、四川等地迎来了新的机遇，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特别是广大北方地区，生产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华北平原的发展更为突出。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北方部分地区水稻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二是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明朝·经济篇》：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中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委琐。“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商业税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即3.3%，后来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免税。从总体上看，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最多时是480万两。……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得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而如今更多的还得从世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英、德、美等地区去获取相关的经验与教训。不汲取人类所有的成果和经验教训，理想社会是无法建成的。
　　这些经验与教训最关紧要的无非是市场机制对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市场失败所造成的灾难。在理论界，市场有效论者与市场失败论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基于资本的利益，一圈人支持前者，坚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基于众多平民的利益，一群人支持市场失败论，支持政府干预。但人们很容易陷于偏执，很少注意到市场的两面性——在负反馈机制存在的场合，它能维持经济的均衡，合理配置资源，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有利；在正反馈存在的场合，它破坏经济的均衡，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制造经济灾难，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有害。从而使主流经济学失去了现实性，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近乎宗教的狂热。人们不再关注它的真理性，而只关注理论主张关乎自己的利益的一面，成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直接对抗。这种标榜着“理性”旗号的抗争，加剧的却是非理性的经济灾难。
　　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提关于学术与政治分野的主张：学术与政治分野，是兴国强邦所必须。学者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直接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管理者、政治家采用适宜的学术成果，独立决策，直接对决策的后果负责。在政治力量与资本势力授意下，学者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推出的所谓“理论”，不是学术；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而不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学术研究也不该被视为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明确学界与政界、商界的分野，是中国走向盛世的前奏曲，此曲必须奏响。
　　下面的评论属于学术范畴。倾向于从哲学的视角，也就是整体性而不是细则的角度关注市场的两面性及其对它的利用与限制问题。具体政策问题不是讨论的重点。

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

　　（美）约翰·卡西迪《市场是怎么失败的·第2章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总是会让所有人受益的观点也是极端的。当然，当经济学家使用‘自由市场’这一术语时，他们所指的不是单个店主，而是组织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整个系统。就整个经济而言，一共存在三类重要的市场：顾客购买包括丰田皇冠、理发服务乃至夏威夷假期在内各类商品的商品市场，企业以及其他雇主雇用工人的劳动市场，个人以及机构将其富余资金贷出或投资的金融市场。这些市场是各不相同的。经济学家通常模糊化其差异，将计算机程序员和股票指数期货像iPod 或罐装土豆一样处理，把它们都视做满足需求的商品。这种抽象的方法忽略了市场是社会组织的事实，但是它使得经济学家能够专注于它们背后的共同特征，如激励机制、竞争和价格所扮演的角色。基于某些原因，市场体系被证明是稳定的。它们通过使个人、企业以及国家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扩大了经济中的生产能力；通过为投资和创新提供激励，推动生产力和工资不断提高。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由于市场依靠自身利益而非政府的指令来指导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商业管理人员的决策，它并不需要封建君主或者全知全能的中央计划者来组织这一切。最早将这些观点组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斯密说：‘由于劳动的分工，使各行各业的产量出现大幅度增加，如果这发生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将实现那种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
　　市场的积极作用“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事实；但“将实现那种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现实是极少数人极端富裕和最下层人民的普遍贫困——所谓的两极分化。
　　这样的事实印证了什么呢？那就是市场机制对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市场失效所造成的灾难。
　　所谓的“市场机制”，其核心是价格机制。“在斯密理想化的自由市场中，竞争在防止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也迫使它们供应消费者希望购买的东西，并削减不受欢迎产品的产量。商品价格向‘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回归，在这个价格水平上，生产者只能承担劳动力、原材料和租金的支出，并获得正常水平的利润。市场体系能使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流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并将价格与成本联系在一起，就这一点而言它是有效的。同时，它也是自我纠偏的，如果商品出现短缺，价格就会上涨，同时供给增加；如果商品出现过剩，价格就会下跌，同时生产收缩，直到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对这类调整过程的技术称谓是‘负反馈’，而且它在大多数稳定的动态系统里都很常见，如恒温控制加热系统以及人体内的荷尔蒙分泌系统。当一个初始的干扰发生后，价格变动使得抵消调整发生作用，它使市场重新回归平衡。……斯密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很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成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自由市场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奇迹：它是一个神奇的、精巧的装置，将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以某种方式转换为对社会有益的结果。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亚当 ·斯密的天才闪光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从买者和卖者自主交易 （简而言之，就是在自由市场中）产生的价格，能够协调数百万人的活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这种方式使得每个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这在当初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很多人行动所产生的无意识的结果形成了经济秩序。”稍微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很多斯密的信徒以一种准宗教的狂热来解释他们的观点，并严厉地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这不仅是不明智的，还存在道德错误。
　　斯密认为，政府的活动范围应该加以限定，仅限于清除那些阻碍竞争性市场运转的过时法规，如价格控制以及特定行业准入的法律限制。“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触犯公正的司法，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将其产业和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层级的人进行竞争26。”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 “自由放任主义” （laissez-faire）——这是一个法语词汇，意为放任不管。在18 世纪的社会背景下，放任主义涉及强化私有产权、降低进口商品的关税以及废除中世纪经济制度的遗产，包括它的封建特权、对劳动者同业工会的限制、政府施加的对特定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地方垄断、对货币借贷者的敌对性态度以及对新生产方法的猜疑。“如果经济免受人为限制的影响，竞争将能确保就业，并确保资源的利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斯密这样写道。（来源：《市场是怎么失败的》）
　　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自由市场推向极端。斯密和他的后继者们也相信，政府有责任保护公众免受金融诈骗和投机性泡沫的侵害，它们在18 世纪和19 世纪的英国都普遍存在。为了防止信贷崩盘的反复出现，斯密主张禁止银行向投机的借款人发放银行券。“毫无疑问，从某种方面说，这些限制可能被视做对天然自由的一种侵犯，”斯密写道，“但是，这种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可能会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全，要受到而且应该受到所有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是最民主的政府，抑或是最专制的政府。法律强制人们建筑隔离墙，以预防火灾蔓延，这也是一种对天然自由的侵犯，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对银行活动的限制如出一辙。”关于金融市场是理性的、自我纠偏的机制的观点，是最近40年的一个发明。在此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与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的观点一致。后者在其1841年出版的《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一书中，麦基将投机性狂热，如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和18世纪20年代英国的南海泡沫，与女巫的布道、千禧年主义者以及其他集体癫狂的事件进行比较。从麦基对金融持有偏见的看法到格林斯潘乐观看法的转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它是基于，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看不见的手”理论的误读，因为斯密从来没有打算将它应用于金融领域。
　　市场机制有效的前提就是负反馈能够起作用。在负反馈不能起作用的场合，所谓的市场机制也就失效，商品价格不但不能向自然价格回归，反而越来越背离自然价格，一路高歌猛进，直至崩溃。最典型的不过于房地产与金融市场，经济危机反复在这个领域开始爆发。可怕的是人们自身的利益所造成的偏执性，故意把部份场合能够起作用的市场机制夸张成在一切场合都能够起作用。因此人为地制造了经济灾难。

市场失效的灾难后果

　　“与负反馈相反的过程是正反馈，它会放大最初的波动。正反馈在引发核爆炸、快速的人口增长以及股票市场泡沫等方面发挥作用。”（《市场是怎么失败的》）在正反馈起作用的场合市场机制失效，某些决策者的私利所造成的偏执性使得他们故意把它视为市场机制照样能够起作用而坚持自由市场的政策，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忽视金融危机的预警信号，坚持政府不干预政策，坚信自由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结果放任金融危机造成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