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人民币升值不能取代加息

郭田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提到，“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有观点进而认为，这意味着央行未来将不再加息、而是把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作为货币政策从紧的主要手段。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人民币升值的确可以调整我国外贸顺差过大的进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流动性的形成机制，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但是，如果人民币进行大幅升值，将对出口型企业产生巨大杀伤力，会直接导致出口产品价格刚性上涨，出口数量急剧下降。在内需不足的现实下，国内无法消化这些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导致出口下降的部分，则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出现滑坡、由通胀转为通缩，危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因此，人民币升值速度固然可以适度加快，但依旧需遵循主动性、渐进性与可控性的原则。而且，其中渐进性至关重要，因为一旦违背渐进原则，一次性大幅升值，将有可能导致经济失控并丧失货币调控的主动权。

为有效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还应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扩大的同时，加大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的作用力度。目前，一些不主张加息的观点，主要是担心一旦国内加息，中美两国利差倒挂，大量热钱流入我国，将加剧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

其实，目前国际热钱的流入并非冲着利差套利而来，而且，由于我国资本项目的管制，将会使这一套利行为得不偿失。真正原因是，由于国内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这些热钱的流入，而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也正是推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只要国内的资产泡沫不消除，热钱的流入就不会停止。而通过加息使得资产价格回归理性，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热钱的流入。

同时，如果汇率政策取代利率政策，会出现人民币汇率对外灵活和利率对内僵化的局面，在资本管制和外汇产品缺乏的情况下，显然无助于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目前面临着经济内外失衡共存的复杂局面，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过热部门与过冷部门共存、结构性通货膨胀、结构性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化、社会财富分配“集中化”等；外部失衡则主要表现为持续的双顺差、汇率机制僵化、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面对这一复杂的经济形势，任何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或汇率政策都难以避免陷入“米德冲突”的尴尬境地。

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和贸易大国，央行应充分发挥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协调作用，而不是通过一种手段去代替另一种手段的方式来解决经济中的问题。同时，还需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因此，未来的宏观调控的手段应更加多元化，采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的有机结合、综合运用。(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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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冲突的产生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外均衡中的四大目标：外部均衡为国际收支均衡；内部均衡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认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实现国际收支调节使之均衡的政策，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贬值和升值都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主要采用开支变更政策，开支变更对上述中个目标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在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并存时，减少总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在国际收支顺差与就业不足并存时，扩大总需求可以使二者相窜。但是，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使开支变更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