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布表现出它自身的价值，实际上是通过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交换”就是价值和价值表现的中介，没有这个中介，价值就不表现自身，没有这个中介，一种商品也不表现另一种商品的价值。这个中介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然”，是必须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必须转变这种观点，即把麻布=上衣作为价值相等，这是在抽象分析下的结论，而抽象的本质还必须转变到现象形态，本质和现象，都是本质的。在现象形态下，麻布和上衣都是相对地，“相对”的意思，就是麻布的价值对应的不是上衣的价值，而是上衣的使用价值，麻布的价值对应上衣的价值，是形式主义，就像黑格尔批评的“一切是一”。但“形式主义者”理解不了辩证法，他们就把黑格尔降低到“形式主义”，并给他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这种手法是常见的，马克思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一当上衣这种商品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来表现了。在价值等式中，上衣的价值量不如说只是当作某物的一定的量”。这里有一个翻译问题值得商榷，在郭大力的译本中，是“但上衣一经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即不复表现为价值量。在价值方程式中，它不过是当作某物的一定量”，英文版是“ on the contrary, the commodity coat now figures only as a definite quantity of some article”。在这里，我认为编译局的译本是不正确的。这或许是受马克思总结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的影响，但作为等价物，上衣的价值量是不能表现的，因而也不能“只是当作某物的一定量”，而是上衣当作某物的一定量表现麻布的价值，所以，是这样，即“它不过是当作某物的一定量”，当作一定量的使用价值。下面举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马克思举例说：“例如，40码麻布‘值’什么呢？2件上衣”，上衣，在价值等式中，就是作为某物（使用价值）的量。“但是两件上衣决不能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量，即上衣的价值量。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具有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式”。

所以，在价值形式中，我们必须消除抽象分析的后遗症，消除“商品的二重性”、“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的抽象性，我们必须颠倒过来。必须从抽象中回到现象形态。这种颠倒，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力和力的表现”一章作过精彩的论述。

“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虽然交换的等式表现出等一性，但这个等一性不属于等式的任何一边，而只属于这个等式，也就是说，等一性只属于“交换”，所以价值就是交换的运动。相反，在等式的两边，反而表现出差别，一个方面是相对价值，一个方面是等价物，就相对价值而言，它是内容，就等价物而言，它是形式、材料，但就等式而言，两边都是形式，一个方面是内容的形式，一个方面是表现（形式）的形式，而等式自己却是整个运动，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通过“交换”这个过渡、中介，它是有形式的内容，是有内容的形式。
回到这句话，“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你无法知道一种商品的价值量是多少，你只能知道一种商品“值”多少“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量。所以，煞有介事的讨论商品的价值量是多少，是会被马克思嘲笑的。这也是马克思广泛使用“假定”的缘故。

现在，我们顺理成章地就到了马克思的第一个总结，“考察等价形态之际，我们注意到得第一个特征是：使用价值是其对立物——价值——的现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