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额信贷状况正在引起国外投资者的浓厚兴趣。例如，12月13日，汇丰银行在湖北开设了第一家农村银行。据传，国际私人股本公司也对此领域有所关注。

12月8日-9日，“关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及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参加研讨会的包括学者、小额信贷从业者以及银行官员。该研讨会由福特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与会者对日益复杂的该行业以及有些老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目前缺乏效率的小额信贷体系，中国应当如何改革？如何才能创建商业可行的机构、同时又能满足贫困人群的需求？与会代表还对农村金融业的新起点及其对农村人口的意义进行了评估。

政策VS.可持续性贷款

中国政府决策层最近改变了小额信贷的有些局面。多数讨论围绕着中国面临为农村建立有效的小额信贷的基础设施的问题而展开，许多评论人士纷纷指责由政策引导的信贷系统缺乏效率，并导致大量坏帐积累。会议提出的证据充分说明，该问题将在未来的改革中继续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君就此问题表示：商业贷款和政策驱动贷款之间依然没有明确的区分。王君也是世界银行的研究员。他指出，即使在当今的政策环境下，想要把银行商业目标摆放在扶贫政策目标前面，仍然存在政治上的难度。“没有人会站出来说，‘我的策略是为城乡级以下服务，但是我必须盈利。’”他说道，“或者，‘我会提供贷款服务和产品，但是对不起，我不会为每位农户提供服务，我必须选择那些愿意还款的人。”此外，由于银行将被迫用自己的预算来资助农村计划，银行将试图在后期从政府处获得成本补偿。王君认为，目前需要明确划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贷款。

利率市场化是“政策贷款与商业贷款”之间的争论焦点之一，很难就该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多年，”王君说道，“但是问题仍旧存在。”最近有两个新项目作为试点计划，为了吸引私人投资已经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乡村银行（Village banks）的贷款利率为央行基准利率的两倍，新兴的小额信贷公司（MCC，见下文）的贷款利率将是基准利率的四倍。但是，那些倡导进一步市场化的人士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激励措施来吸引私人投资者并使信贷成为商业上可行。

“我们必须取消为私人贷款者提供的四倍利率的封顶条件，”王君对此提出争议并指出，在老挝，私人贷款者的利率会达到每月10%或者每年120%，但是借款人的实际收益率比他们必须偿还的利息要高。“除非我们将农村的利率市场化，否则许多其它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他警告说。王指出，中国宏观面的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主要的担忧，但是农村市场正在渴望更多信贷。其他发言人同时指出，如果可以将部分过剩的现金引至农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或许能得到缓解。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

一直以来，农村信用合作社（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RCCs）担负着农村地区的大部分贷款服务，它已成为那些认同市场化方向人士的争议对象。农村信用合作社深受不良贷款的包袱折磨，部分评论家将此归咎于政策性放贷和其它企业治理问题。

托斯滕·吉勒（Thorsten Giehler）是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一家在全世界范围内致力可持续发展的德国政府企业）的中国金融项目总监，他在观察后认为，虽然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网络分布甚广，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他指出，这些问题包括“服务质量差”、信用社的“历史负担”以及“治理”问题。

中国银监会（CBRC）在吸取了以往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的失败教训之后，目前准备推行其试点项目。清华大学的王君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如今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他建议切断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但是该举措定会面临重重困难，因为地方政府在过去一直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投资方。他指出，让私人投资者介入或者允许经营不善的农村信用社倒闭将不失为良策，其效果会比当地政府的紧急融资好得多。（但是，由于目前尚无适当的市场准出机制，部分官员认为制订此类规程将是另一项未来挑战。）王军还指出，尽管采取了利率市场化的措施，农村信用合作社仍然只能至多以央行基准利率的130%的标准放贷。他表示，“在县镇以上级别的贷款前景已经形成竞争力，但是村镇以下级别的情况却无人问津。”

新生力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在此背景下，多数讨论的重点关乎除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其他选择，而这些机构也呈日益增多的趋势。近年来推出的一些试点项目如允许建立小额信贷项目、乡村银行及村镇共同基金。但是，GTZ的吉勒在对参与者进行观察后指出，事实上，这些均未成为大型的农村信贷供应者。

吉勒对各参与者的利弊进行了分析。乡村银行的优势在于，它的最低股权要求很低。但是，乡村银行的所有权结构是它的“最大弊端”，因为它将各私人投资者的比例限制在10%的范围内。他认为，“特别是对私人投资者来说，这无法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他们成为村镇银行的所有者。”但是小额信贷公司（MCC）是不允许接受存款的，这意味着它们在再融资方面存在问题，但是吉勒指出“据可靠消息称”，未来将有望出台可以解决该问题的指导方针。

城市商业银行坚持走“专业金融机构”的路线，吉勒提出，但是由于它们主要立基于城市，所以在为农村地区提供小额信贷的潜力方面必定存在弊端。而作为中国小额信贷“先行者”的非营利型民间组织（NGO）在与非常贫困的人群开展合作时，存在自身的治理问题，吉勒认为“实际上，究竟谁是该类组织的拥有人，都不甚清楚。”但这并不是它们唯一的弊端，他指出，“它们的规模是个问题。它们大多为非常小型的机构。”

但是，一个新的“候选人”为小额信贷领域带来了一线希望。最近常被提及的一项发展就是，中国银监会于去年准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PSBC）开展信贷业务。GTZ的吉勒对此评论道，“我认为它将成为中国小额信贷家族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于2007年3月起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吉勒认为要将它转型为信贷机构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承继邮政储汇局，系中国邮政的全资附属机构，该银行面临着转型的挑战。新的实体必须从零开始建设，从新的IT系统至新的企业文化，从而建立起全新的银行职能，主要是在小额信贷方面的银行职能。

吉勒强调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还必须学会处理风险。在重组之前，它并无任何提供信贷方面的经验，甚至连客户的存款都是由央行保管的。清华大学的王君也指出，由于国家仍然是邮政储蓄银行最大的股东，该银行也将面临企业治理方面的问题。一位代表建议，鉴于邮政储蓄银行缺乏经验以及存在高风险，该银行在进入小额信贷业务时务须谨慎，并且应当循序渐进。

另一项当务之急就是对员工进行重新培训。“必须将员工的思维方式彻底改变，”吉勒指出，“必须对他们加以培训，让他们学会如何延展信贷、如何评估信用度、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从乐观角度来看，王指出，邮政储蓄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相比，其优势在于前者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也没有任何信贷丑闻。吉勒认为邮政储蓄银行比其它的潜在竞争对手拥有“诸多优势”。吉勒还认为，邮政储蓄银行相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全国统一的结构。邮政储蓄银行拥有约30,000多家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另有将近30,000家中国邮政的分支可以作为某些金融服务的代理机构。部分研究显示，拜银行的统一结构所赐，农民工（中国的农民工人数为1亿左右） 可以通过在中国某地存钱，然后在老家提出存款的方式来完成一次汇款。邮政储蓄银行的服务范围及其存取款的特点，使其有别于小额信贷公司。

该银行在拥有2.5亿人口的地区拥有客户基础，这也能大幅促进信贷服务的开展。“银行业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吉勒表示，“如果拥有约2.5亿客户的信息 –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你当然比其它许多机构拥有了更大的优势。”从零售银行业客户的平均收入水平及其产品范围来看，它处在中档水平，因此它们有机会扩大其服务范围，从而能够完成无法做到的事。吉勒相信它们可以选择将其服务范围扩至中小型企业，或者在零售市场扩展其金融活动。

根据吉勒的观察，他为银行的未来提出了若干建议。他表示，向新的客户行销新的小额信贷产品是一种选择，而且竞争对手也将会选择此种策略。但是，邮政储蓄银行有机会利用对其早已存在的客户群提供新产品的方法来吸引小额信贷的客户。“首先提供存款和活期帐户的透支，”他提议道，“然后就可以逐步定制此类信贷。” 邮政储蓄银行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推行信用卡。他指出，还可以将小额保险同小额信贷挂钩。

农业银行回归农村？

但是，邮政储蓄银行可能会遭遇来自一向被人们忽视的竞争来源。比如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ABC），后者在农村贷款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在农村市场的获利甚薄，并且正在受到大额不良贷款的拖累。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采用大型商业银行的模式，从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有预测反映，在2008年IPO之前，银行将从农村信贷市场中一举撤离。

但是，这些仅仅是表面现象，中国银行业的一位官员在会议上的发言似乎澄清了这些谣言。该人士指出，中央政府已有指示中国农业银行将重点放在“农业、农户和农村发展”上。他表示，将目标锁定农村而非试图与大城市的大型商业银行展开竞争，此种策略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他发现国际金融巨擘汇丰银行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但是他警告说，银行不能简单地将城市业务模式在农村使用：必须提供符合农户需要的创新服务。为此，银行将推出信用额度为8,000-10,000元的小额信贷信用卡。官员指出，鉴于银行数量近年来在农村地区的减少，因此另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农村支行的人员招聘和培训工作。银行还计划至2010年，在县级增设6,000台自动取款机，同时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其它方面加以改进。

一位世界银行的代表对银行的策略陈述表示欢迎并补充道，该银行的城市发展优势并未在农村地区发挥。但是，他表示银行在向农村市场的回归途中仍存有阻碍，部分是由于前述的政策型贷款和商业贷款之间的界限不明确所致。

需求问题

除了此等供应方面的复杂性之外，代表们还讨论了供需等式另一方面的问题，特别针对农村对小额信贷究竟有多少需求的度量难度方面展开了讨论。

央行的一位官员指出，缺乏实效的现有体系使得需求的度量工作成为一个难题。该央行官员指出，人为因素导致的低利率使得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未必能反映实际的生产需求，而是反映出对减轻贫困的需求。官员指出，这种情况在中国西部尤为突出，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全国最低的。此外，其他发言人提议，在许多情况下，农村居民可以将贷款用于非生产性目的，例如医疗、教育、住房建设或者甚至是举办婚礼。官员表示，换句话说，金融服务领域是受供应驱动的。另外，由于小额信贷的利率尚未市场化，过低的利率可能会引起一些人为造成的需求。部分发言人还指出了提供贷款质押是否必要的问题，因为这种复杂因素加剧了对需求进行度量的难度。

正如托斯滕·吉勒指出的，由于中国的多数小型贷款继续按质押延期，小额贷款尚无法在此种狭义条件下存在。国际美侨社区协会(ACCION International)（Accion是一家非营利的小额信贷供应者）的中国联络员兼副总裁程恩江先生（Cheng Enjiang）提出，质押要求使得小型贷款中的绝大部分并未为贫困农户延期，而是为中等收入者延期，后者拥有更多的资产（即质押物）。程先生在其调查报告《来自中国的调查证据 – 小额信贷的需求决定了小额信贷的发展程度》中指出，由于收入增加，从农村信用合作社获得小额贷款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获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该等借款倾向于获得更高收入，而贫困人群则倾向于跟私人放贷者借款。“我们最初为小额信贷制订的政策并未产生作用，”程先生说道，“低收入的农户主要依赖私人放贷者和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因此困难在于，如何将小额信贷的范围扩展至中等收入以下的农户。”

    根据程先生的调查结果，他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来激励对小额信贷的需求，应当鼓励小额信贷机构将服务范围延伸至较为贫困的公社和家庭，并提供“扶贫小额信贷产品”。“小额信贷+”计划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贫困农户的实际需要，包括贷款、农场业务培训和基础设施工作，从而可以改善贷款环境，使小额贷款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不少发言者还强调说，应当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支援未能从小额信贷中获益的最为贫困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