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转型还是激进转型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最一开始主张和推动激进转型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人理性选择。在自由市场里，价格的变化可以迅速通过个人的理性选择改变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因此只要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建立起自由市场，人的行为就会根据市场信息而灵活调整和改变[1]。支持渐进转型的学者则认为经济转型不能与政治、历史和文化环境割裂开来，激进的经济转型与转型国家的制度（特别是隐性制度）环境脱节，不但使经济下滑而且因为缺少制度的支持也不一定会按最初的计划维持下去。与其相反，渐进的经济转型使经济与制度环境逐渐互相适应，而且改革者还可以不断对转型的道路进行调整，这样既可以把因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震荡降到最低点又可以带动制度环境一起转型以便巩固转型的成果[2]。九十年代对东欧地区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普遍支持激进和渐进措施相结合的改革[3]。

如果说经济学家的观点以人的理性选择为基础，支持渐进转型的学者更强调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但同样是强调历史和制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渐进与激进转型之争不应该是空泛的两种理想类型的比较，而应该认真分析东欧当时实行震荡疗法的背景和条件。萨卡瓦指出，了解东欧经济在九十年代的急剧下滑应该分清短期转型震荡的原因和长期经济衰落的原因。比如波兰，在1978年至1982年间国民所得急剧下降了25%，加上1989年至1991年间的经济萧条，转型前波兰的人均产量只相当于1973年的水平[4]。更有学者进一步强调，东欧转型前的条件使震荡疗法成为必须。以俄罗斯为例，不但从前苏联继承了一个难以投入市场运作的生产系统和反市场的社会意识，而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前苏联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85年到1991年，苏联政府的财政赤字从国内总产值的2%上升到30%，1991年一年的国内生产就萎缩了12.8%，在这种情况下，激进改革似乎是难免的[5]。因此，虽然从理想状态上看，渐进转型比激进转型考虑的因素更多、更适合国家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但东欧（特别是俄罗斯）转型的起始条件似乎更倾向于激进改革之路。

以上讨论的是经济自由化的第一个焦点问题，即经济上的震荡疗法是否可取。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政治、经济转型应该孰先孰后。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叫做“J曲线理论”，强调政经转型不应同步进行。快速转型的经济要经历一个从衰落到上升的过程（即J曲线），在转型的起始阶段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还不具备，旧的体制仍然存在，新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容易引发经济剧烈滑坡和广泛的社会动荡，而同步进行的民主化又给予民众政治权力，使其对经济的不满可以从选票上表现出来，这样必然会对执政的改革集团不利，使改革受阻。所以，J曲线理论主张政府在经济转型初期要保持强势，通过权威把改革推行到底，直到市场成型和发展的条件具备为止。当然，成功地推动了改革的强势政府为什么要“还政于民”首先值得推敲。缺乏制度监督的俄罗斯总统就一直使人担心：普金今天可以保护人权，但并不能代表明天就能，也不能代表他以后的总统就能[6]。

更有学者从J曲线理论的论证过程寻找问题。海尔曼（Hellman）认为这个理论只强调转型短期受害者的政治行动，忽视了转型短期受益者的政治运作[7]。他强调，经济转型最初的受益者都是那些在转型前就拥有资源的国营企业负责人、银行主管和地方官员等，他们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垄断市场、形成金融寡头。但是，进一步改革就意味着走向竞争市场、打破垄断，这对他们非常不利，于是他们就自然会动用政经资源阻止进一步改革。海尔曼认为，只有依靠民主力量才能从一开始就监督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并打破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垄断，从而把经济自由化推行到底。所以，政治转型不能滞后。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民主制度的巩固与国家建设必须先于经济自由化，这样才能为经济自由化的顺利进行提供制度的保障[8]。

从转型的短期受害者到短期受益者，焦点不同，政治、经济转型孰先孰后的观点则截然相反。可见，政治、经济转型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库尔兹（Kurtz）和巴恩斯（Barnes）对九十年代的26个东欧国家所做的定量研究显示，经济自由化与民主化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9]。这就需要我们放弃简单的威权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划分，也不能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简单地讨论政治制度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而要走进这些制度，具体观察政经互动的过程，去问什么样的威权制度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对经济自由化的推广更有利。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同被弗莱（Frye）和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列为缺乏真正民主的国家，前两国在九十年代没有进行多少自由贸易改革，而后两国则采取了广泛的市场改革。他们指出，关键不在于它们的政治体制有多少民主成分，而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否集中。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因为权力集中所以反对改革的领导人有能力冻结改革措施，而在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因为权力相对分散，改革者可以“见缝插针”推动市场改革[10]。民主体制也不一定自然推动改革。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结果很重要，如果改革派获得绝对优势，经济转型就能够从一开始打好基础，以后即使有政治上的波折也很难改变转型的方向，反之，改革的前途就难以预料[11]。政党政治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普金比叶利钦更有能力推动持续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成功地把执政党变成国家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沟通桥梁，改变了九十年代政党对峙、总统与国会对峙的状态[12]。

在政治体制、集权程度、选举结果和政党政治背后是改革集团和反对改革集团的实力对比。这个实力对比不仅直接影响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同时也对转型期间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3]。改革集团实力强大会保证经济自由化稳定进行，波兰是典型的例子；反对改革集团占据优势也会带来经济稳定，但很难改革，乌兹别克斯坦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两个集团实力相当，则经济稳定和经济转型都难保证，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就是如此。但是，改革集团的强势就一定意味着民主化吗？也就是说，支持经济自由化的改革集团一定会支持政治自由化吗？那要看改革集团的目的和国内、国际环境。总之，经济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并没有自然的因果联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政治、经济转型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