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公民道德水准机制的问题
魏 骏
一个民族的道德品质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形象。随着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过去隐伏的中国人道德水准低下的危机突显出来。为了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了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四有”新人的要求。江泽民同志进而提出了以“以德治国”的方略。中央由此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制定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最近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了“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尽管如此，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成效甚微。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缺乏一种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机制。
一,公民道德水准面临愈来愈低下的困境
建国初期，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举国上下意气风发，精神振奋，都在为建设自己美好家园而努力工作。当时，党风正，民风朴实，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都十分融冾，学雷锋、学焦裕禄，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但是，随着经济上的“大跃进”，政治上的“反右”、“四清”运动的极左思潮的产生，良好的社会风气受到冲击。后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公民道德水准下降的拐点。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黑白是非颠倒、正邪颠倒、神鬼颠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了最时髦的口号，“仁、智、礼、仪、信”的遗风荡然无存。人们的精神道德境界成了一片荒漠。
在人们精神道德趋于荒漠化的情况下，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加快了人们道德水平的降速。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市俗观念下，人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于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游，人们不择一切手段聚敛财富，勤劳致富、诚信致富成了一句空话。如在生产领域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流通领域坑蒙拐骗成风，服务领域行风不正。卫生上医风不正，以白求恩精神为宗旨的救死扶伤场所，成了拿红包吃回扣的谋取暴利的地方。教育领域盛行乱收费，使贫困家庭子女无法上学。科教领域剽窃造假屡禁不止。政治领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不断寻租，进行权钱交易，行政腐败有扩大化趋势。在家庭中不尊老爱幼。社会上，偷盗抢窃、黄赌毒情况严重。
在国内，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世风日下的道德危机。在国际上，一些中国人缺乏国格和人格的尊严，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不讲诚信、甚至欺诈犯罪，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凡此种种说明，目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都受到 最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需要德治，政治民主需要德治，社会安定和谐需要德治。
二,导致公民道德水准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种提高公民道德水准的机制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是世界五大文明之一，中华民族也曾以具有优秀道德品质著称于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古时良好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而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思想，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进取创新精神，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胸襟态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操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政风范，则是古人高尚品德的完美表现。
以上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在佛、道、儒三教合一，尤其是孔孟之道的机制下形成的。就像亚当、斯密描述的市场机制一样，个人私利必须在遵守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满足，市场机制把经济人变成了社会人。这种优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机制有效的维系了市场经济的高速运转，并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尼采在《超善恶》一书中说：“道德是一种漫长的强制过程”。这也就是说道德的形成和道德水准的提高需要一种机制，目前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正是缺少这样一种机制：
其一，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也不是一种道德形成和道德水准提高的机制，它只是一种理想，一种美好愿望。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美好社会。它建立的前提是物质源泉的充分涌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的提高，人们的利已之心受到极大的压抑。但现在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反观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虽然人人皆知，却并未收到多大提高人们道德水准的实效，原因正在于此。
其二，精神文明教育，共产主义新人教育，八荣八耻教育等等，都只是一种宣传、一种教育，对人们缺乏约束和惩罚。如古时的律例中有一条，当有歹徒在行凶杀人时旁观者不上去阻止，就会被视为与杀人者同罪，所以不需要提倡“见义勇为”，只要有人看到歹徒正在行凶时，都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阻止。我们现在大力提倡“见义勇为”，但在危急关键时刻能做到挺身而出的人却少之又少，大部分人都只是在那里凑热闹猎奇。国外对不讲诚信的人惩罚是很严历的，一个人如果有了不讲诚信的记录，往往会寸步难行，造假者会被重罚，罚得倾家荡产。我们在这方面是雷声大雨点小。夸美纽斯曾说过：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不是文字。
其三，在当今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既然连神鬼都不怕的人，那他就是无所畏惧的勇者，什么法律、道德、良心统统敢于践踏于脚下，起码的文明、礼仪不遵守又算什么。在信教的信徒中则不一样，他们时时刻刻地在不断地反省自己，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倘若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亊，他们恐惧神明的惩罚而且良心也时时处于不安之中。
其四，道德水准是以人们的习俗为基础的，这一点不同于法律，法律是强制性的。一个人要有较高道德水平，首先就要有良好的修为习惯。培根说过：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也。但良好的修为习惯，也需要在一种机制下才能养成。
三，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种提高公民道德水准的机制
思想启蒙家卢梭曾说：道德是灵魂的力量。这说明道德是形式，灵魂是内容。道德的主要特点就是内心信念的作用。而对灵魂和内心信念产生着深刻影响的是宗教。宗教的惩恶扬善、奉献、终极的功能中的惩恶扬善和奉献功能对人们的道德水准的提高有强烈的影响。孙中山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乃是哲学之母。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盖宗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吸取历史上中华民族道德建设和西方文明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反思我们多年来道德建设不足的教训，我认为提高道德水准的机制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全民范围看，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道德机制来规范、约束、引导全民的言与行，使之成为和諧社会的道德基础。这种机制的建立必须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其成效当在两三代人之后显示出来。从国外看，最典型的是韩国。二战后，韩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在精神道德方面则是“遍地金达莱，处处十字架”。全民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文明提升了韩国人的道德水准，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难当头全民纷纷为国捐献金饰，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表现了韩国人的高尚道德情操。从历史上看，汉武帝采纳董仲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统一了全民的意志，提升了全民的道德水平，稳定了社会，使中华文明著称于世。从民族看，藏民族全民虔诚信佛，其道德水准就要比国内其它民族要高。他们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有着强烈的是非观念。摩梭人在母系社会的走婚制下，不知强奸罪为何物。另外，从最近国内兴起的国学热上，也反映出上上下下试图寻找一种有效提升国民道德水准机制的热切愿望。
其二，从集体来看，需要建立一个服从机制。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在《丑鄙的中国人》一书中列举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人喜欢搞“窝里斗”，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典故，就是中国人缺乏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的例证。在美国的中国人众多，但就没有一个众议员、参议员什么的，而犹太人、黑人则在美国政坛很活跃，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能凝聚在一起，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在世界上被人称道的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团结协作观念很强，就是因为他们在集体生活中有一个幼对长、下对上的绝对服从机制。为了培养良好的团结协作习惯，国外学校都实行高年级学生管理低年级学生的方法。
其三，从个人看，每个人都要有一种道德信仰，在精神上和灵魂深处建立一种对不良言行的恐惧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要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中国历史上的“仁、智、礼、义、信”教育，西方宗教式的道德教育都是从孩童开始终其一生的，这是极为有效的。西方国家中的比尔、盖茨之流的大富豪，不把巨额遗产留给后人，而是捐给社会，正是他们受基督教奉献精神的巨大影响所产生的崇高道德行为。
综上所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形成，全民道德水准的提高，都必须依靠一种宗教性的机制，无论是恢复孔孟之道的机制，还是采用西为中用的基督教文明，这都需要提倡以德治国的决策者的大智大勇，也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
200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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