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于女儿“最年轻的中国首富”光环之后的杨国强，是中国第一个实践复合地产开发的地产商。从碧桂园最初的“学校+地产”模式，到后来的“学校+会所+地产+酒店+度假”，

可以说，复合地产成就了杨国强和他“五星级的家”。在这一理念下，他通过开发超大楼盘，以低买低卖的策略快速回笼资金，并实施设计、建设、装修、物业管理一条龙开发，以降低成本，从而快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周莹/文

虽然杨国强表示，作为二女儿的杨惠妍只是代表家庭持股、代表家族签名，然而，445.1亿元的身家、25岁的年龄、海归的身份，都让外界对这位承继父荫却又至今隐于镁光灯后的“中国最年轻的首富”充满了好奇。随着4月20日碧桂园控股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这份好奇也延续到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以及他一手打造起来的“五星级的家”出品方身上。

据媒体报道，17岁前杨国强从未穿过鞋，年轻时曾放牛种田、做过泥水匠。从1992年进入房地产业后，短短十余年时间，杨国强完成了从“泥水匠”到亿万富翁的完美转身，并且为女儿打造了一个“中国最年轻的首富”的头衔。

“学校救市”和复合地产

1992年，当时主业还是建筑承包的杨国强利用顺德碧桂园股东退股的机会，毅然接盘，进入房地产业，同时创立碧桂园品牌。1993年6月，碧桂园破土动工的时候，房地产市场的低谷已经悄然来临。面对数百幢尚未销售的别墅，杨国强请来了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为其指点迷津，随后以兴办碧桂园学校为切入点，使碧桂园枯木逢春，成就了“学校救市”的说法。虽然兴办学校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但对于当时处于“存亡关头”的杨国强而言，投资办学不仅打响了“碧桂园”的名号，带动了楼盘的人气，更重要的是，通过向每位学生收取30万元的教育储备金，1300多名学生为其筹到了3.9亿元的流动资金，缓解了燃眉之急。

随后，依靠整体策划战略与成功的企业形象(CI)定位，通过兴建会所以及广泛宣传“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的房地产经营理念，以学校为依托，碧桂园第一个把复合地产的概念融入到地产开发和推广中，在提高了自身楼盘附加值的同时，也为集团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从最初的“学校+地产”模式到“学校+会所+地产”，再到如今的“学校+会所+地产+酒店+度假”，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复合地产成就了杨国强和他的“五星级的家”。

时至今日，除了已经开发的21个碧桂园楼盘外，杨国强还拥有6家酒店/度假村、2家高尔夫球会所、6个商业广场(街)以及多个主题公园。碧桂园开发的项目都选址在风景优美的自然山水之中，这些项目又多与碧桂园的别墅区位置毗邻，有些甚至就是一体开发的，因此，如今碧桂园已成为广东省内热门的自驾游景点。对杨国强而言，这又是一次“人气+知名度”的一石二鸟。

低买低卖与产业一条龙

1999年春节，广州碧桂园开盘，标志着杨国强带领碧桂园第一次走出顺德，从此碧桂园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2000年，顺德碧桂园度假村开业，开始经营酒店。2001年，碧桂园凤凰城建设，提出“别墅城市”概念。2002年，碧桂园凤凰城开盘，创造业内销售神话。2004年，华南碧桂园六期和南沙等4个项目同步开发。2006年，碧桂园又把版图扩大到了广东省外，相继启动占地2700亩的长沙项目和占地23万平方米的上海项目。据称，今年北方重镇天津也将成为碧桂园新的目标。目前，碧桂园除了以广东省为大本营外，还在湖南、内蒙古、江苏、辽宁四地发展项目。近10年，碧桂园已兴建3.8万个住宅单位。杨国强正逐渐布局全国，一步步打造着自己的财富王国。

截至2007年1月31日，碧桂园拥有在建及未来土地储备超过1800万平方米。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可供未来5年或以上时间的发展需要。不仅土地储备充足，碧桂园真正的竞争优势在于其较低的土地成本。据其招股章程透露：“我们建筑面积的土地平均成本，低于我们2006年平均售价的10%。”对比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开发商，显然碧桂园拥有较低成本的土地储备。杨国强也曾总结，碧桂园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注重成本控制。

注重成本控制的另一个表现是产业一条龙。碧桂园是一个拥有包括设计、建设、装修、物业管理、管桩厂等为一体的大集团化企业。从一开始，碧桂园就从设计、施工、安装、装修到销售、管理，形成了完整的一条龙服务，大大提高了效益。综合开发不仅易于协调，更重要的是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开发成本，从而降低了楼盘的销售价格。以2002年的凤凰城为例，当时珠三角楼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500元左右，而其在香港发售的价格低于前者20%左右。深谙成本控制之道的杨国强，不仅通过低价策略快速回笼资金，还依仗超大规模楼盘实现集约化生产，降低成本。碧桂园在珠三角地区拿地，单幅面积上千亩是平常事，其广州增城凤凰城项目，甚至一度号称“万亩大盘”。

上市之路

碧桂园长期奉行大盘开发、单盘开发的原则，采取层层跟进的方式提高效率。华南碧桂园推出不久，碧桂园假日半岛立刻跟进，随后而来的还有南海、南沙两个大盘项目滚动推出。再加上资金回笼迅速，杨国强一直以资金周转宽裕而骄傲。然而，近年来，碧桂园扩张迹象明显，由“一年一个碧桂园”变成同时开发几个大型社区楼盘。截至2007年1月31日，碧桂园有27个发展项目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明显加大。

2006年7月，碧桂园悄悄转变工商登记上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外资企业。这通常是内地民企赴香港上市前的习惯做法。随即，碧桂园开始了一系列的重组活动，剥离了学校、医院、自来水厂及高尔夫球场的业务，成立了碧桂园控股。在此之前，从内部的股东结构来看，碧桂园属于典型的家族企业，集团大股东基本上都是企业早期的创业者，不少跟杨国强有血缘或姻亲关系。

从碧桂园控股4月3日发布的招股章程来看，重组完成之后，除了杨惠妍通过控股“必胜公司”持有59.5%的股份之外，杨贰珠、苏汝波、张耀垣和区学铭分别持有碧桂园控股10.2%、5.1%、5.1%和5.1%的股份。若按4.78港元的招股价中间值计算，除杨惠妍以445.1亿元的身家成为女首富之外，碧桂园控股的上市还成就了其他五位财产超过39亿元的富人。

尽管杨国强早在2005年就将其名下全部权益转让给了杨惠妍，但他目前依然担任碧桂园集团执行董事，负责制定发展策略、投资计划以及集团的整体项目计划。因此，他仍然是碧桂园这艘地产巨舰的实际掌舵人，只是巧妙地隐身于女儿杨惠妍“最年轻的中国女首富”的光环之后。-

打算明后年开发千万平方米房子

当被问到明年房价是否会下跌时，杨国强没有给出正面回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他的乐观：“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目前还是很好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未来有很多农民进城，有钱后就会想住得更好。现在房价为什么贵？我想供求关系是很重要的，当然，土地成本等因素也很重要。最近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如果房地产不发展，建材、家具、电器、钢材等很多行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的理解是，国家不是不希望房地产业发展，而是想要健康发展。”

“我们在香港上市后取得150亿现金，买了些便宜的土地。有媒体说我们囤地多，土地可以开发27年，但他是按照我们以往的发展速度来算的，我们上市后发展的速度很快，明年我们计划开发1000万平方米，后年要开发2000万平方米。我们也希望尽快把土地建好房子卖出去，这也是调整房价的一个办法。”

精彩语录：

●如果我80岁的时候走在街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微笑地跟我打招呼，我就满足了。

●说我首富，只是很多（企业）没上市而已。

●人家问我为什么会成功，我说可能是我对别人好，对社会好。

●我虽然没机会读大学，但我看书很多的，天文、哲学、历史、地理……什么书都看。小时候，我就算身上只有2块钱，也会和同学到废品收购站买旧书看。

●现在有人骂我为富不仁，我才站出来。（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树林不是所有（鸟）都是乌鸦。

记者手记

憨厚中略带狡黠的讲话

赢来听众掌声笑声阵阵

昨天下午的论坛原定于3时30分开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3时还没到，举办论坛的中大MBA大楼203课室已挤满了人。半个小时之后，有关工作人员甚至要封锁大门阻止更多的学生进入会场。看来，杨国强的名字相当有号召力。4时左右，杨国强踏上了讲台。他身高1米75左右，皮肤黝黑身材偏瘦，虽已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但一举一动和言语之间，仍带有农民的憨厚和不拘小节。

杨国强今年53岁，普通话说得较差，夹杂着浓重的顺德音，但他憨厚之中略带狡黠的讲话常常引来一片笑声和掌声。从他“一个老虎带着一群羊，打败了一只羊带着一群老虎”的比喻中，可以感到他的自信与幽默；从他“碧桂园上市之后很多人骂我为富不仁，所以我要把每天养着800多名学生、捐了100万给中大的事说出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在低调之余也很注意为自己辩护；他一直强调社会责任感，甚至把企业口号定为“让社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美好”；他是未上过大学但很喜欢读书的农民，常常说自己不聪明但很努力。而在听众最关心的如何赚钱、如何成功的问题上，他认为，幸福感不是有钱有权就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是得到他人的认同。

人物小资料

杨国强出生于顺德北滘镇，自幼家贫，曾放牛种田，做水泥匠，上世纪80年代时因做建筑承包商积累了第一桶金。从月收入180元到千亿身家，从耕田的农民到包工头再到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有人称其经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民营企业家的发家缩影。

黄光裕，国美集团董事长、总裁，白手起家，经过18年的浴血打拼，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财富帝国。

在最新出炉的福布斯富豪榜上，37岁的黄光裕首度荣登榜顶，被人称为“裕霸天下”。

从一个昔日为人轻视的小商贩，到今天亿万人瞩目的首富，这一路是怎样的机缘与计谋，成就了他的今天？

兄弟姐妹贫苦的童年生活

黄光裕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凤壶村。在凤壶村这个依靠种农田获得粮食和主要收入的村庄，黄家算得上是最穷的一户人家。黄家有四个兄妹。黄光裕是老二，他本名黄俊烈，1969年出生，大哥黄俊钦比他大3岁。大妹妹黄秀虹，小妹妹黄燕虹，分别比黄光裕小4岁和6岁。

黄光裕的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做些小生意，但他的生意并不太好。全家人的生活主要依靠母亲曾婵贞在家里做一些手工活，赚取每月十几块钱的微薄收入。

由于家境贫寒，一家人在村里也经常受别人的欺负。但兄妹几个人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家从来都不吭一声。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光裕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饭，做完饭怕烫不敢去把锅盖拿起来，还得去求邻居，说：“姑姑你去帮我把饭锅端起来吧。”

在黄家常见的情景是：哥哥喂猪，弟弟打扫卫生，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等母亲回到家中时，家里的事情已经被打理得很好，哥哥黄俊钦还要跟着母亲去看猪喂得饱不饱。吃完饭没事了，孩子们会说：“妈你坐着休息吧，你累了，我们去收拾。”

最初的灌输是母亲的信仰

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在黄光裕的成长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母亲对子女家教甚严，但她从来不打孩子。有时生气了也就是严厉地说一说。

黄光裕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能在外面闯祸，不能欺负别人，对人要有礼貌，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关心。黄光裕的母亲经常对朋友讲起黄光裕年幼时的一件事情：那时她抱着黄光裕去镇里的杂食店，用一分钱给他买了两块饼干。黄光裕自己吃了一块，留下一块。“我要留给哥哥吃。”那时的黄光裕只有一岁。

母亲总是教育孩子们：交朋友一定要讲信用，一定要说话算话，朋友不能欺骗朋友，人品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会有人相信，有人支持。

当黄俊钦、黄光裕还在学校里读书时，每逢学校的假期，兄弟俩就经常到附近的乡镇走街串巷，去收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来卖，运气好时一天可以赚两三块钱。这种行为对于南方农村的孩子来说是较为常见的，但也称得上是黄氏兄弟最早的商业实践。孩子们从小知道赚钱不易，有看到卖好吃的来了，从来都不向母亲要求。每当春节，母亲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可他们从来都不用掉，等年过完了，几个孩子又都把钱全还给母亲。

16岁与哥哥一起外出闯荡

1985年，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决定走出凤壶村，走出汕头，北上做生意。那一年黄光裕16岁，黄俊钦19岁，他们都想外出闯荡。

黄光裕对母亲说：“妈，我要出去做生意。”母亲心里有一丝担心，但她明白，儿子觉得家里穷，就想出来做点事帮助家里，如果她不许他去，他就会不高兴。母亲允许黄光裕跟随哥哥黄俊钦一起外出闯荡。家里拿不出多少钱，她就从外面借来高利息贷款给兄弟俩做本钱。

黄氏兄弟俩最初从事的是一些贸易业务。依靠南方的货源优势，黄俊钦、黄光裕坐火车到内蒙古一带寻找市场，与需要货物的人订合同，然后回广东发货。“如果有人要什么东西，我们便回去采购，将货物发送到内蒙古，就这么简单。”黄光裕回忆说。

兄弟俩外出闯荡，母亲在家里很担心，毕竟行商在当时还被蔑视为“投机倒把”。那时打个电话也不是很方便，“但我知道孩子们品格好，不会去跟别人斤斤计较，不会惹是生非，这点还是让我放心的。”在黄光裕母亲的记忆里，兄弟俩外出，直到后来在北京稳定发展，基本上都没做过亏本的生意，虽然也遇到过一些小风浪，最后都平安渡过了。

短短的两次内蒙古之旅后，黄光裕便对在内蒙古做生意渐渐失去兴趣，开始考虑转移战场：“我觉得那里市场太小，另外觉得那边的人虽然非常仗义，但我有一个感觉：有时他们不好驳你面子，说些大话，但又做不到承诺的事情，我这性格不太适合这种氛围，我喜欢说过的话就算话，要有一个交代。”

黄光裕第二次到内蒙古的时间是1986年1月份。1986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黄光裕问哥哥，还有哪些大城市更值得去？哥哥给他说了几个城市的名字，北京、太原、上海等等。“我一查地图，北京比较大，所以我就一个人先到北京来了。”黄光裕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北京，他觉得这里非常适合他的性格。揣着在内蒙古攒下的4000元，又连贷带借凑了3万元，17岁的黄光裕跟着哥哥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门面，这就是国美电器连锁店的发端。

20岁之前，他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为了让孩子过年的时候能够吃上一点肉，他和三个哥哥一起被逼上了创业之路。养鹌鹑，他们做成了世界第一。改行做饲料，又成为中国饲料大王。不管生意做得多大，他始终小心翼翼地坚守自己的主业。

这位被称作“内地首富”的人有两个特点：学习和专注。比常人更加坚持学习和更加坚持专注。

他喜欢吃麻婆豆腐和回锅肉。只要待在成都，中午便会乖乖地回家吃妻子做的饭。平日里，他最主要的工作餐是盒饭。除此之外，他还习惯和各部门基层员工在集团餐厅共进午餐。他吃饭速度很快，饭盒中不会剩下一粒米。

他不喜欢穿西服，身上的T恤衫和休闲裤加起来不过几十块钱。

他原来的座驾是一辆桑塔纳，最后下属实在看不过去，逼令他换了辆奔驰。每次坐飞机出行，他也只坐经济舱，当然机票最好是打折的。

他的发型十几年来没变过，是那种花几块钱就可以理的自然式。十多年来，他一直去同一家理发馆理发。

他把自己比作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不会对明星和名牌感兴趣的“二百五”。

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生活的主色调就是学习。无论和谁交谈，他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碰到有用的便往上记。

他没有架子，从来不骂人，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说话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措辞，从不会让人听了感到不舒服。基层员工见了他不会感到有压力。

作为一代巨富，刘永好除了名气之外，普通得实在不能再普通了。

同样不普通的还有他的学习能力和专注精神。

“22年前，你们4兄弟凑了1000块钱开始创业，如果用做投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假如现在你的财富突然间一夜蒸发，你认为你还能东山再起，再度成为中国首富吗？”

面对《人力资本》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刘永好轻轻抿了抿嘴，沉吟片刻，然后挺直身子，直视着我们，一字一句地说：“其实，这20多年的磨练对于我来说，拥有了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创造这些财富的能力！假如我这个企业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所有财富都消失了，只要我的自信还在，我的见识还在，我的这种经历和能力还在，我可以重头再来。对于我来说，自信和勤奋是无价的。”

说完，他摊开一个很大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个问题，脸上露出敦厚的笑容。这是刘永好的习惯，无论和谁交谈，身边都不离一个本子一支笔，碰到有用的东西就往上记。

在刘永好身上，有两项特质：第一，他非常非常地爱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方能不断进步，方能跟得上社会大环境和企业小环境的变化，有能力和知识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第二，他非常专注，主业一直专注于农业，并在这个领域内做深做广。中国有9亿农民，他帮助农民兄弟挣钱，然后再挣农民的钱。这两项特质最终成就了内地首富。

下乡插队，了解了真实的农村

20岁之前的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

1966年，作为年仅15岁的红卫兵小将，刘永好为了跟着老师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特地挑了一件家里最好的呢子衣服。衣服是父亲1949年土改的时候在地摊上买来的，据说还是英国进口的毛料，在父亲和三个哥哥手中辗转了17年后到了刘永好的手中，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样式也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刘永好把它当成了宝贝。

毛主席见到了，刘永好渴望着赶快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实现。

两年后，17岁的刘永好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当地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老乡们都认为这里是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许多年以后，刘永好在和名牌大学的MBA座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我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

第一个梦想泡汤了

1980年春节，二哥刘永行为了让自己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兄弟们的心里炸开了花。刘氏四兄弟一商量：“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中国历来就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但是却极度缺乏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说干就干，这是刘氏兄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于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以及会修理家用电器的刘永行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不是难事。很快，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横空出世，起了个名字叫“新意音响”。

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人家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氏兄弟们的美梦胎死腹中。

24年后，在向《人力资本》记者谈及这档子事时，刘永好仍然感到无限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了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霍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发票。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伕。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伕，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炸弹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东沙岛冒险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采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采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采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