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预期有效的投资并不必然客观有效

                   文/ 黄人天



    投资拉动派提出的2008-2012年之间消费增长率高于前30年论据能够证明 2008-201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时期吗？
    不能，因为由于投资过度超前，以食品、房租、房价高企为代表的通货膨胀在这几年集中爆发，居民消费同样数量商品需要花费成倍上涨的价格。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利润率下降，工资涨幅并没有与物价涨幅同步，关于国富民穷和贫富悬殊的社会困惑正是在这一时期突出的，消费增长最快论断与现实经济体验不符。
问题出在以4年平均数据与30年平均数据进行不具可比性的强行对比。实际上，这4年只能与同样依靠货币超发进行投资拉动的1984-1988年、1992-1995年相比。1984-1988年年均增长22%，1992-1995年年均增长26%，2008-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7.3%。与此相对应的是，1984-1988年年均通货膨胀率10.48%、1992-1995年年均15.58%，2008-2012年年均2.65%。考虑2008-2012年存在前两个阶段没有的巨量商品房价格暴涨因素，且统计局将该因素计入投资而不是消费，对房租暴涨因素的统计也不够准确，因此实际年均通货膨胀率应远高于2.65%。
    实证考察可知，在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通货膨胀显著阶段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1992-1995年才是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但其中高通货膨胀因素起决定作用。合理的推论是，在货币超发进行投资拉动条件下，消费增长速度主要由通货膨胀速度决定。
    众所周知，1984-1988年、1992-199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泡沫经济严重的两个时期，抢购风和海南房地产泡沫是这两个时期留下的深刻教训，最终都不得不进行代价高昂的调控整顿以维护社会经济稳定。这两个时期与2008年至今何其相似，难道这些货币超发投资拉动都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吗？
如果2008年不在全球经济收缩背景下追求高速正增长，而只是保证经济规模不收缩，后果不会如此严重，这是典型的对“市场失灵”进行反应过度的相机抉择而导致的“政府失灵”，是人性弱点在政府行为中的体现。
    以2008-201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时期的分析结论为实证基础，投资拉动派提出有效的投资在当前是需求，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放眼长远，前期投资可以转化为后期的生产力，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同时也能带动消费的稳步提升。
    如果不看其错误的实证基础，这一推论表面看并没有问题，因为投资被界定在了“有效”的范围内。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主观认为有效的投资客观并不必然有效，因此并不一定会促进当前经济增长。而后期形成的生产力也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
    为什么呢？我们应当辩证看待投资问题，任何事物过犹不及，初衷良好未必结果良好，适度投资的确能够改善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但过度投资则也可能降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投资的欲望是无穷的，投资的客观需要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投资的能力和效果是有资金实力、投资收益率等约束条件限制的，不能因为有欲望有需要就超前投资、提前享受。归根结底，任何投资都是有成本的，每个阶段投资成本和供需关系不同，投资收益率也不同。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是否大于其机会成本，因此每个阶段的投资重点都应该从收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出发进行理性选择。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技术改造等基本建设投资的收益率虽然不可直接量化，但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的效果来间接衡量。
    政府财政投资用的是国民的纳税，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或发债也是以国民未来的纳税作为担保的，高政府投资往往意味着高税收和低存款利率，直接影响居民收入。政府投资虽然不一定寄望直接盈利，但一定寄望促进经济增长，然后用税收增长部分来还本付息、改善社会福利，从而实现良性循环。这一模式在加入WTO之后至金融危机之前是屡试不爽的，但金融危机之后就逐渐失灵，这是因为以外贸顺差为主的输入性财富在大幅减少，国家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挫，政府投资间接收益率也必然大幅下降。
    当前，我国部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过于超前，运力严重过剩，例如修了高铁就减少普通铁路运行来保障高铁上座率，却因此让普通铁路运力浪费，并剥夺低收入群体选择权，反倒加重其交易费用。不少地区新建高速公路车流稀少、铁路运力闲置亏损严重、修好水泥路的村庄里仍然是老弱病残打主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盲目超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负面效应将逐渐压倒其降低交易费用的正面效应，变成反倒降低公共效率的不合理投资。
    典型案例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修建了大量高速铁路，至2013年11月中国高铁总里程已接近１万公里。在投资之前的主观预期之中，沿线经济都将为之振兴。然而，高铁最集中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却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上海、浙江、广东经济增速分别仅以4.72%、7.08%和7.25%列倒数第一、二、三位。而2011年，上海8.2%，浙江9%，广东10%。     
    经济和税收收入不能如预期增长，财政社会福利开支就不能与时俱进，基础设施投资贷款和发债也不能如预期还本付息，从而导致政府负债率上升、居民生活不能改善。而为还本付息，政府还只能反过来缩减保障房、医疗、养老、教育、公共服务设施等社会福利开支预算。进一步，政府为了保增长，又普遍采用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高价卖土地等手段筹措资金再次投入基本建设，从而继续提高负债率、推高房价房租、影响社会福利，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目前地方债务危机和住房、养老、医疗、教育费用高昂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源。中国人对“四座大山”的“消费”确实很高，但那明显属于物价非正常上涨。
    如果超前基本建设投资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反而造成债务危机、物价腾升、社会福利滞后，本身就说明其已经沦为负收益投资。工资只是因通货膨胀而勉强增长，企业由于利润率普遍下降并不愿意增加工资，而且工资增长部分受到物价上涨和社会福利削减的双重挤压，实际工资难以增长，进而社会消费当然也难以增长。据《新京报》报道，今年10月京郊密云的梨子产业陷入“丰收悖论”，300万斤梨子滞销烂市，原因并不是梨子需求缺乏弹性，而就是订购消费量明显大幅收缩，从微观消费需求变化就可以折射宏观有效需求状况。
    由于长期主观认为有效实则低效甚至负效的投资，当前地方政府已经面临严重债务危机，政府主导的光伏、钢铁、水泥等基本产业投资已经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产业已经利润率微薄，因此货币流动性不能充分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储蓄余额畸高，影子银行爆发，金融投机猖獗、房价高企。总体而言，国民经济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宏观调控失灵。
    这一切的直接诱因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4万亿突击大投资。这次大投资维护了金融危机之后的社会稳定绝对功不可没，但因用力过猛陡然人为抬高了中国生产成本致使国际竞争力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外贸顺差与经济增长率同步大幅下降就是证据。在这种整体经济条件下，任何建立在继续超发货币、借债、压缩公共福利开支基础上的政府主导的扩大投资都是继续透支未来有效需求，不仅压低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提高短期经济运行成本，根本不能促进真实经济增长。
    可见，主观预期有效的投资并不必然客观有效，金融危机证明了个人不是完全理性预期的，而4万亿计划则证明了政府同样也不是完全理性预期的，这是投资拉动派需要面对的事实。

    不能用他国经济史机械类推中国经济
                 文/ 黄人天


    投资拉动派认为日新韩等国收入水平达到美国21%之后维持了20年高速增长，所以中国也能够复制神奇的简单类推似乎过于武断。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虽然在总体性质上与我国改革开放是一样的，然而个体差异却是巨大的。     
    事实上，日新韩中四国经济的可比性与要素禀赋可比性基本相对应，而要素禀赋其实是投资拉动派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日新韩三国相对中国而言都是人口和面积小国，新加坡人口至2011年才518万，只有北京市的四分之一。面积约714平方公里，不及北京市区大。韩国人口目前才约5000万，略高于浙江省，面积与浙江省相仿。日本2012年人口约1.28亿，相当于江苏加浙江人口，面积则与云南省相仿。
    人口和面积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相对丰裕度进而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巨大差异，因此新加坡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仅从1960年代延伸至1970年代，不过十余年，1970年代已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韩国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约从1962年到1988年，奥运会带来的物价腾升彻底结束了韩国低成本时代。日本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约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延伸至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升值，长达35年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晚起飞10余年，但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结束仅相差几年，原因就在于韩国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相对丰裕度不及日本。
而中国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从1979年延续至今，虽然在2009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但那是由于4万亿刺激计划陡然压低了沿海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比较优势，而中西部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总体来看中国还在延续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
    诚如投资拉动派所言，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在技术要素上确实拥有后发优势，但关键在于后发优势将随着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而递减，因为技术要素是以生产性资本要素为载体的，而生产性资本进行技术革新的目的是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全球化开放条件下，一国生产成本与国外生产性资本流入负相关，同时与国内生产性资本流出正相关。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基本上是一块硬币的两个侧面，技术后发优势经济增长过程与低成本优势经济增长过程是基本统一的。当生产成本与发达国家接近，后发优势就消失殆尽，必须日益依靠高难度高风险的自主创新取得经济增长。
    原本，由于中国与日新韩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巨大，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一样更为持久。然而由于生产成本意外陡升，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提前进入了技术后发优势衰减进程。例如，据FT中文网报道，在2013年11月4日结束的第114届广交会上，生产运动背包的福建厂商反映自2011年以来由于成本上涨已被迫将价格上调1倍。而与此同时，创新机制不健全、创新能力不足的后发劣势则日益凸显，沿海地区经济在转型升级困难和生产成本高涨的前后夹击之下逐渐陷入流动性陷阱。
    这些特征与1980年之后的日本、1985年之后的韩国相似，而与1951年的日本和1977年的韩国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中国沿海地区与1980年之后的日本、1985年之后的韩国同样进入了低成本优势丧失危机，以传统优势产业开始大量流失为标志，所以现实经济情况自然类似。
    进一步，由于投资、产业、房地产、财税金融等政策失误，沿海地区剩余资本流向中西部房地产和其他一切可投机炒作的商品领域，导致原本局限于沿海地区的流动性陷阱状态扩散至全国，这就造成中西部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也在加速递减。比如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云南黄龙玉泡沫以及中西部城市房价普遍暴涨等就是实例。
    无疑这是消磨发展潜力的危险趋势，等于是中国将自己提前主动推到了低成本优势与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凸显的阶段，与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成熟的发达国家在接近的生产成本水平上勉强竞争，怎能幻想继续复制日本1951年和韩国1977年之后的增长模式？
    况且，投资拉动派将韩国1977-1988年与1988-1997年经济增长笼统划归为技术后发优势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因为韩国在1980年代中前期已经紧跟日本进入低成本优势丧失危机，从而技术后发优势也进入丧失危机。当时，上游发达国家技术转让停滞导致转型升级困难，下游的东南亚国家吸走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韩国被迫于1985年提出“技术立国”战略(日本于1980年提出“技术立国”战略），现代、三星等大企业纷纷启动技术和品牌升级战略。1985-1988年的奥运会效应又进一步提高了韩国生产成本，实际上1988-1997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银行支持大企业投资和资产泡沫，这些情况与当前的中国何其相似？
    归根结底，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国这样巨大人口规模的经济体进行工业化并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吗？没有，最接近的美国目前也只有逾3亿人口，相对于中国也是人口小国。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就业需求、市场潜力、社会结构复杂程度、市场机制有效性、政策传导效果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再加上面积、地形、体制、民族性格、文化多样性等独特复杂因素和诸变量不断的非线性变迁，许多中国经济问题超过了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既有经验事实，因此经常处于西方经济学模型之外成为“中国改革之谜”实属合理。
    所以，不能把教条化地运用既有经济理论分析他国经济史的经验结论，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不考虑国情个体差异和非线性变迁因素的机械经验类推。
   

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导致“急功近利”和“刻舟求剑”
                        文/ 黄人天



    原本，以中国独特的要素禀赋结构，年均增长8%甚至更多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再延长20年甚至更长都是可能的，然而由于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比较优势非正常严重削弱，中国出现了产业流失浪潮，致使例如耐克、阿迪达斯等生产商纷纷离去。而致命的是，我们把原本只应该针对沿海地区的“转型升级”要求不分青红皂白地扩大为囊括全国的国家战略，对产业流失国外采取了放任态度，甚至进行鼓励，而没有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引导产业转移中西部，并充分发掘中西部低成本潜力。
    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到金融危机之前，低成本经济奇迹达到高峰，反映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加工贸易额指标在2002-2007年期间年均增长27.1%，而金融危机之后的正常年份2011年仅增长12.9%，2012年仅增长3.3%，再考虑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因素，可以判断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流失，与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14.6%降至2012年的7.8%正相关。
    在传统优势产业迅速流失的同时，由于后发劣势作用，主观期望获得的转型升级增长迟迟没有到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例如，如果不是2012下半年和2013年下半年在稳增长口号下重新放任已经泡沫严重的房地产及相关基础产业的畸形发展，并突击启动大批超前低效基本建设投资，2012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就可能跌破7%，2013年还会继续下降。
    并且，即便是临时启动“低效”投资来稳增长，但最近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仍然是需要打折扣的，因为统计数据已经被贸易套利活动严重干扰，应该予以修正。2012年，统计显示我国贸易顺差达2311亿美元，同比巨幅扩大48.1%。如果贸易顺差真有那么大幅的暴涨，必然带动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然而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却持续下滑，表明高额贸易顺差增长并不存在，逻辑上更有可能贸易顺差是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持续下降趋势的。
    事实是，今年5月对港贸易套利活动最终曝光。实际上，今年1-4月份出现的对港贸易数据异常，在去年就已经出现。2011年9月，对港出口同比增长率只有7%，而2012年9月却达到31.8%，带动当月贸易顺差突然一扫之前颓势，暴涨至319.9亿美元高位。但直到今年4月对港出口同比增长率达到惊人的93.1%，才引起监管部门警惕，因此5月开始进行对港贸易专项治理。治理导致原形毕露，6月对港出口同比增长率暴跌至-6.9%，同时6月全国出口增长率暴跌至-3.1%。
    因此可以看出，去年9月份之后的对外贸易数据已经因为套利投机活动而严重失真。而从去年9月到今年4月是一个套利投机活动的连续发展周期，不应割裂开来。由于按支出法，净出口是GDP的组成部分，而按生产法，外贸企业的增加值会计入GDP，因此如果贸易数据大幅下修，则去年和今年的GDP增长率也会下修，结果将与8%的过度乐观预测出现较大差距。   
    如果从思想上寻找经济过度下滑和预测过度乐观的根源，还在于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对ZF和学界的影响，以致历史总是不断重蹈覆辙。
    所谓线性思维，是指对事物发展进程作简单直线化理解，否认事物发展进程的不规则性和突变性。例如把经济发展阶段简单归结为非此即彼、机械更替的产业升级过程，不重视经济发展过程的逆转、分叉、回旋、崩溃、爆发等非线性发展可能性。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非正常上涨，则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谓片面思维，是指在事物部分表面现象基础上简单经验归纳一般特征，并抽象为概念，然后概括概念间因果逻辑关系，甚至在主观假设简化条件下构建规律性模型，然后就用于机械解释整体事物，不注重对事物的全面性和表象差异之后根源的追寻。比如看到部分地区部分时期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立即就简单归纳为国家整体丧失低成本优势，认定国民经济只能立即整体转型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可以放弃甚至需要赶紧转移出去以便重新开辟新经济增长点，不再关注短缺现象在各个各个时期内的差异并追寻其根源。
    所谓固化思维，是指将线性片面思维所得的认识结果教条化，并以之机械指导实践。例如，将关于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和趋势的线性片面认识固化为理论教条，并要求公共政策与之相适应，导致发达地区产业政策“腾笼换鸟”、落后地区产业政策“挑肥拣瘦”、经济增长财政增收依靠ZF投资、房地产泡沫等错误经济政策的泛滥，结果往往是经济模式格局打破却难以升级，“高不成低不就” 。
    实际上，强调提高投资率促进经济起飞的“罗斯托发展阶段论”、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刘易斯二元结构论”、强调农业基础作用的“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人均产值水平与发展阶段对应关系的”钱纳里工业化理论”等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线性发展理论，而强调资本积累作用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外生技术进步作用的“索洛模型”、强调内生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都是不同程度的强调个别要素或局部方面作用的片面发展理论。如果一国学界政界不能根据具体国情批判地利用和综合发展这些客观都具有一定程度合理性的理论，而只做教条式的个别信仰或简单相加，就会形成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低效率甚至负效率经济政策。
    在低成本丧失危机之中，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都与当前的中国大陆一样，在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指导下，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可放弃低端产业，片面追求转型升级，对产业流失采取放任态度，而不是尽量挽留，致使传统优势产业短期之内迅速衰减。以与中国最具可比性的日本为例，1985年日本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为14960亿日元，而1990年即下降到10420亿日元。同时，由于转型升级短期之内无法实现，因此就实行财政金融宽松政策，企图靠高投资维持高增长，把资产泡沫当作繁荣景气，例如1985—1990年，全日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约1倍，住宅用地价格上涨约60%，但日本ZF却作壁上观。

    这些错误政策使大量超发货币被用于低效投资或流入金融投机领域，ZF、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结为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国民经济生产成本加速上涨，国内实体经济利润率过快下降，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金融投机日益猖獗，迅速进入流动性陷阱状态。
    在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积累财富更多并且政策失误更多的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更深，泡沫经济膨胀更快更大，最终更早破灭，之后的衰退时间也更长，这就是日本经济失落20年的根源。韩国积累财富相对较少，同时因为日本的教训，进入流动性陷阱之后的经济政策相对日本也较为合理，因此泡沫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程度也不及日本，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才导致泡沫经济破灭，而随后的复苏也比日本要快很多，仅两年左右就基本走出危机。
    总而言之，中国已进入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凸显时期，如果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的“急功近利”式的经济政策不改革，中国在未来20年维持8%左右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强行依靠泡沫经济获得高增长，则日本式的泡沫破灭和长期衰退就可能出现。但与日韩不同之处是中国经济的泡沫将更加坚固耐久，原因仍然是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比日本韩国更强以致经济回旋空间更大、抗压能力更强。
    实际上，从2012年6月的“中国在未来20年仍可能保持8%的高速增长” 到2013年10月的“从2008年往后20年维持8%左右增长”，投资拉动派已经在事实面前主动进行了论点调整，等于承认前期预测已经失败。
    为什么投资拉动派在现阶段会预测失败，而在1994年却能够成功预测之后20年维持8%增长呢？     
    因为1994年进行了外贸体制改革、大幅下调人民币汇率、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ZF向央行透支等重大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明显从货币超发扩大投资型转向出口导向型，导致当年贸易余额即从1993年的逆差122.2亿美元暴涨至顺差54亿美元。作为发展经济学家，投资拉动派能够预测中国低成本经济奇迹延长20年是完全可能的。但如今时过境迁，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而政策失误造成恶化加速，当然就无法实现投资拉动派“刻舟求剑” 式的过度乐观预测了。

         
                                                                 
                                                               


如何克服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扭转经济下滑
                    文/ 黄人天

      
    只有从学理上厘清人类经济发展进程，才能够排除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对经济发展阶段认识的误导，才能够找到克服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的方法。
   我们应重新审视人类经济发展进程，承认经济发展并不是纯线性的，其整体也不是可以凭部分表象经验归纳和模型化的，在部分经济表象呈现出的易于经验归纳和计量的线性规则发展阶段特征背后，隐藏着不断非线性动态变迁的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异质性所决定的经济不规则或突变发展的可能性，即经济体的“非线性动态异质化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非线性运行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将导致经济体不能按照某些经济体所呈现的线性规则发展阶段次第演进，产业结构也不能遵循非此即彼、机械更替的阶梯式升级过程，而是出现逆转、分叉、回旋、崩溃、爆发等非线性发展特征和相应的历史阶段。
全球“金融危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和“停滞的20年”、西方国家“滞胀年代”和“石油危机”、中东国家“石油暴富”和“富而不发达”、非洲国家“资源诅咒”、中国“WTO红利爆发” 和“4万亿提前转折” 等都是不同程度的非线性经济发展进程的现实体现，这些非线性经济发展阶段显然不是上文中那些线性或片面经济发展理论模型所能够充分解释和预测的，必须改用综合全面研究范式进行研究。
    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并非处于越过“刘易斯拐点”之后线性规则的产业升级阶段，而是处于“4万亿提前转折” 突变之后的不规则经济下滑阶段，前期 “WTO红利爆发” 阶段积累的货币财富由于非正常的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凸显而不能被实体经济充分吸收，剩余资本转而金融泡沫化，形成流动性陷阱。不合理政策又加剧实体经济早衰和金融泡沫膨胀，导致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进一步衰减、后发劣势进一步凸显，造成产业结构难以循序渐进地升级，而是突然面临与发达国家进行不对称劣势竞争的困局。
    “欲速则不达”，必须根本改变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指导的“急功近利” 式经济政策，遏制社会生产成本，控制产业流失并吸引产业回流，中国经济才可能延续高速增长，确保实现转型升级，避免坠落“中等收入陷阱”。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还来得及，这仍然是因为中国的特殊要素禀赋结构。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面积庞大、发展梯度复杂，客观上形成了东部与中西部的二元乃至多元经济格局。在东部，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已经消失殆尽，沿海省市已先后宣布人均GDP接轨高收入国家。相反，明显可以观察到，金融危机之后中西部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较多，例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经济增长率17.1%，广东12.4%，其原因正是由于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还在中西部延续。
    新一届ZF推出的简政放权、扩大开放、破除垄断等供给侧改革措施都是正确的选择，但“自以为是”的投资政策、“喜新厌旧”的产业政策、“患得患失” 的房地产政策、“劫贫济富”的财税金融政策反映出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必须换思路求出路。
    首先必须明确，客观上需要一个阶段来消化4万亿突击大投资导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困局，因此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任务是休养生息不折腾，力求降低国民经济整体生产成本，恢复以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为领先指标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这是必须进行的对4万亿投资计划中非理性部分的救赎。
    所有人必须忍受一段时间和一定程度的痛苦，重新让已经严重矫枉过正的市场机制得以恢复正常，使经济资源得到重新合理配置。现在不及时救赎，反而进一步扩大ZF主导的高成本高风险投资或纵容房地产泡沫无异于引鸩止渴，以后必定付出更惨重代价。显然，这一阶段的生产性投资应该由市场机制主导，ZF尽量少参与。
    不过，ZF的超前低效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不可持续，但消费拉动派断言ZF投资不是好事情也未免过于偏激，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ZF主导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ZF调配经济资源能力和制度惯性超强的格局，短期之内无法根本改变。客观来看，ZF投资也确实具有民间投资无法取代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良性效果一面，完成了在其他许多经济体想完成却难以完成的基础设施和基本产业建设，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所以根本否定ZF投资的态度并不足取。

    况且，ZF不可能把巨额财政收入直接分配给居民，因为消费需求陡然增加导致短期供需失衡将引发严重通胀。也不可能减税过多，因为既有的社会保障、国防等财政开支项目已经形成刚性，难以大幅削减而不引发动荡。纯粹依靠企业家进行投资也不现实，因为企业家对公共产品性质强烈的廉价住房、教育、养老、医疗产业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基础科研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投资动力，存在市场失灵问题。
    因此，作为克服“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手段，ZF主导或引导投资仍然是必要的，但必须改变投资的方式和重点，以便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这就需要对传统投资指导思想进行革命。
    试想，如果暂时不再进行负债基本建设投资，而是把原本用于主观有效客观未必有效投资的ZF财政资金改用于解决导致中国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四座大山” 问题，并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以便降低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边际成本，提高居民实际收入，进而降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成本，一方面释放更多内需，一方面夺取更多外需。这是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呢？是否具有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呢？
    应当从学理上认识到，投资其他基础设施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商品成本，因为交易费用的节约最终仍然反映为商品成本的降低，商品价格已经反映交易费用因素。但由于很多其他基础设施已经超前过剩，因而已经丧失了降低交易费用进而降低商品成本的作用。反之，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基础设施在现阶段是不同程度稀缺的，因此其投资可以显著降低商品成本。
    换言之，ZF现在应该像以前投资交通等其他基础设施一样主导和引导投资解决“四座大山”问题。这类投资不再是低效率的纯粹社会福利项目，而是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最需要的新型高效率基础设施，降低这些新型基础设施的供给价格，尤其是降低与劳动力边际成本相关度最高的住房价格，将直接遏制劳动力名义工资和土地名义价格的无意义上涨，代之以实际工资的上涨和土地价格去泡沫化，从而促进真实消费支出增长、实体经济利润率上升、国际竞争力回升、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
    中国进入流动性陷阱状态的直接诱因在于，贫富悬殊拉大、全社会边际储蓄倾向递增和实体经济投资利润率低于金融投资利润率，这些弊端已经形成惯性和刚性，不可能由市场机制完成调节，必须靠ZF以巨大的勇气进行硬碰硬的改革，否则就不会有西方国家战后的福利社会道路了。现在的西方债务危机是福利社会道路走到极端的反映，并不代表开始阶段ZF不应该进行适度调节。

    当务之急，中国房地产政策和财税金融政策改革必须着力调节贫富差距，压低全社会边际储蓄倾向，提高实体经济利润率，降低金融投机利润率。具体应该实施差别化财税政策，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大额储蓄税、金融投资利得税、进口奢侈消费税等，遏制影子银行，一方面改变土地财政痼疾，一方面遏制富人过度储蓄、投机、食利、消费进口奢侈品等不利于经济发展问题，降低富人炒房、炒金融商品、炒稀缺商品、放高利贷等金融投机活动利润率，同时对新增固定资产、原材料、劳动力投资和风险创业投资进行减免税，提高富人进行实体经济投资的利润率，从而引导富人将剩余资本更多用于实体经济投资，以便激活实体经济循环，克服流动性陷阱。

有效生产力、国民产业利润与有效经济增长
                  文/ 黄人天
     
    在至关重要的产业政策上，我们需要什么新思维、新理论？
    消费拉动派认为只要能够通过改革释放消费潜力，经济增长就会水到渠成。不过，扩大内需的政策其实在金融危机之后就一直在推行，但中国经济增长率却与贸易顺差一道大幅下滑。这是为什么？
    因为虽然出口下降可借口外需下降，进口上升可借口内需上升，但贸易差额恶化则只能说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原因是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有效需求的生产能力即“有效生产力” 下降了，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挫的主要原因。如果有效生产力下降的趋势得不到改善，那么体制改革释放出的消费需求将更多被外国有效生产力占据，到头来中国贸易余额将继续恶化，经济增长率将不如预期，“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有效生产力” 是指生产并能够实现有效交易从而占据市场有效需求的生产能力，不包括没有生产或生产而不能实现有效交易的过剩产能。经济体“有效生产力” 是指经济体境内存在的能够占据境内外有效需求的生产能力。那么，“有效生产力” 对经济循环和增长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经济主体本身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就是有效生产力。生产者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消费，投资形成新生产能力，如新生产线、新基础设施、新培训工人等。新生产能力产生新供给，即新商品。（供给是商品，生产能力是生产商品的生产能力）。
    新供给必须与有效需求相匹配才能形成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匹配的新生产能力就是新有效生产力，过剩生产能力则沦为无效生产力，如新生产线和新基础设施的过剩部分产能。进而，形成新有效供给才能通过工资、税收、再生产投资、净出口转化为新有效需求，转化为新有效需求才能引致新供给，从而形成有效经济循环。
    可见，在人类经济之中，新生产能力能否成为新有效生产力是经济循环能否形成进而有效经济增长能否实现的关键。有效生产力不仅可以占据有效需求，本身也是有效需求的来源，不仅创造投资，也创造消费。因此，有效生产力是连接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生产者与消费者、ZF部门与非ZF部门等相对对立经济范畴并使之成为统一体的桥梁。
    就中国而言，无论ZF主导或引导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还是体制改革释放消费需求，其实都是为了促进有效生产力发展，只有通过形成健康发展的有效生产力占据有效需求，才能实现有效经济增长。
    为什么中国有效生产力会下降？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自金融危机以来，片面追求转型升级，放任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失，放任人民币升值，以致传统有效生产力非正常损失，同时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凸显导致技术创新困难，新的有效生产力难以形成或形成量不足以弥补损失量，即“旧的去了新的没来” 或“入不敷出”，从而造成总有效生产力下降。
    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属于一种有效生产力，因为它们能够成功实现销售，然后上交国家税收、发放工人工资、进行再生产投资，从而自然形成了ZF开支、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等有效需求，再加上他们创造的出口，这不就是经济增长的来源吗？   
    因为放任转移，转移出去的企业如去年的阿迪达斯工厂，回过头来就对中国市场出口，瞬间国内企业就变成国外企业，而我国就从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这意味着我国不仅在丢失外需，而且内需也丢失了，形成“产业转移双向贸易损失”。进而这部分ZF开支、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全部损失，并丧失这部分经济产出造血功能，形成“产业转移增长潜力损失”。
    一个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体，如此奢侈地放弃能够占据有效需求的有效生产力，经济怎能向好？因此，笔者提出产业政策应树立“国民产业利润”新思想。具体地说，就是站在国家和全民的高度，凡是有效生产力，其产业利润不应该只看投资者的利润，工资和税收都应该计入“国民产业利润”。
    基于这一全新认识，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其就业量和企业基数导致的巨量总工资和总税收，就绝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所谓低端产业，而是一种“国民产业利润率” 较高的产业，它对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创新产业。对于这种产业，即便其投资者利润率较低，但只要“国民产业利润率”即利润、工资和税收占投资的比率高于资本利率，就是有保留价值的产业。如果企业出现国际产业转移倾向，那么国家就应该采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优惠等扶持政策，必要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投资者利润率，从而留住有效生产力。
    况且，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并没有完全丧失，我们还有国家贫困线以下的约8000万至1.2亿贫困人口期待产业扶贫，只能说接近“刘易斯拐点”，而“越过论”是错误的拔苗助长。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拥有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完备工业体系，及其所产生的超群产业链配套能力，中国产业链配套的成本优势可以抵消高工资的成本劣势，从而能够更长时间保持综合成本优势，也就是说中国距离“综合成本拐点”比距离“刘易斯拐点”更远。
    比如，中国工资早已超过东南亚、非洲很多，但是为什么国际加工巨头直到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才开始离开中国，而且大多不愿离中国太远呢？这就是因为刺激计划导致的工资非正常飙涨削弱了沿海地区的综合成本优势，迫使企业转移，但转移得不远就可以继续享有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服务。阿迪达斯工厂于2012年10月迁离中国，新厂址就位于东南亚而不是成本更低的非洲，而当时阿迪达斯中国工厂的工资达到3000元人民币，已相当于转移目的地国家的3倍左右。
    虽然沿海地区优势丧失，但中国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优良的中西部仍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综合成本优势，只需要ZF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国内产业转移即可。
  　　      应当悬崖勒马了，否则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下降。今年四季度经济可能继续回暖，但随着乐观情绪蔓延，明年上半年如果收缩信贷进行结构调整，届时经济增长率极可能再度下挫，因为国家的有效生产力在持续下降，从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在持续下降。
    中国无法承受“喜新厌旧”的产业政策，14亿中国人应一部分转型升级，一部分继续努力保持传统优势产业，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必须尽力保持完整产业体系，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应实行差别化产业发展战略。试问，如果高科技产业加金融业、服务业的所谓先进产业体系尚不能支撑3亿多人口的美国可持续发展，难道能够支撑14亿人口的中国可持续发展吗？
    应赶紧遏制人民币汇率，赶紧出台针对传统优势产业国内转移的因势利导政策。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是靠升值换来的，而是要靠国家有效生产力为后盾，用人民币升值倒逼转型升级得不偿失。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传统优势产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与转型升级并不矛盾，留住传统优势产业，就留住了有效生产力，就能为国民经济转型升级保持强大现金收入流，支持高投资高风险的全面创新，这是实现转型升级的保障，也是促进有效经济增长的基础。         

在哪里，怎么看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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