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回归式产业转移理论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实证研究：以固始为例

周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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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2-13日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要求城镇化要完成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目标，指出推进城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目前我国已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集群，将来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集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会议强调新型城镇化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阳民认为，这是中央对近来全国大片河山陷入雾霭之中的一个诗意的回应。

本次会议重申了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城市规模的发展原则，即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阳民认为，这个政策就意味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将出现三个大的方向性问题：一是，从特大城市的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到特大城市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尤其是特大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二是，小城镇、小城市将迅速建立起与大城市，尤其是与特大型城市的链接机制，居住在河北而天天跨省到北京上班的现象将成为常态（还有很多居住在苏州、杭州等人天天到上海上班等）；三是产业区域性布局将重新出现新特点，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产业将逐步转移至小城市或小城镇，而其关键驱动力则可能是企业家的回归动力，而更更重要原因则可能是雇员的回归家乡潮流。

为此，笔者以固始为例，在《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P20-26）发表论文“包容性城镇化、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研究”一文，实证分析了在回归式产业转移的驱动力下如何实现了固始的空间结构优化的这个过程，指出正是因为回归式产业转移实现的城镇化，使得欠发达地区自动地实现了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既包括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空间结构的优化，也包括欠发达地区自身内部的空间结构优化。

吴爱芝、李国平、孙铁山、张冰雪（2012）认为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应实现四个目标：一是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构建均衡布局、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二是依据区域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构建基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合理、错位发展、良性竞争的区域分工格局；三是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重点区域（主要是集聚大规模产业和城市人口的都市圈和城市群）“高密度、高效率、节约型、现代化”的开发，形成疏密有序、结构合理的空间结构；四是完善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等支撑体系建设，在区域发展中充分考虑因地制宜和不同空间的约束特征，引导空间开发合理有序，构建具有可持续性的区域空间发展格局[①]。

据我们长期研究发现，偏远山区的固始在近10年实现了区域空间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②]：

第一，如图1所示，从经济发展格局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后，固始县逐步拉大了与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固始甚至在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呈现出负增长状态，这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固始越来越落后于发达省份，甚至还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固始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加快，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这正好处于固始回归式产业转移的初级阶段。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万正和、马国军等人分别从外地回到固始创办柳编企业，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同样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孙开明、周学生也分别和他们打工的苏州老板谈好之后回到固始老家开办银针加工厂且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如图1所示的1995年之后固始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浙江、江苏等地。笔者之所以选取了广东、江苏发达省份作为参照系，是因为固始的水暖产业集群产业转移源自浙江温州；而固始银针产业集群则产业转移源自江苏的苏州。

第三，从21世纪初开始，如图1所示，固始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广东、江苏等经济增长速度又出现了起伏不定的变化，然而，总体上看，固始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时高时低，却从差距上看远远小于回归式产业转移之前，这充分表明回归式产业转移是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

第四，如图2所示，固始在改革开放后的10多年时间里，第一产业一直都是固始的主导产业，而第二产业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工业甚至还低于第三产业，而且非常明显的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差距呈逐渐拉大的趋势；但是，自90年代回归式产业转移逐渐递增以来，固始的产业空间结构得到了重大的优化，特别是工业产值迅速增加，大大缩小了其与第一产业的距离，第三产业也迅速增加缩小了与第一产业的差距，这种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还表现在固始银针产业集群、固始柳编产业集群等的崛起，改变了产业的空间布局，对全国的产业空间优化都起了重要作用，如图3所示。

很显然，图3显示了因回归式产业转移中国柳编产业实现了空间优化，即从山东、安徽等地转移并重新分布到了山东、河南、安徽、河北等地；同样地，因回归式产业转移而中国银针产业也实现了空间优化，从苏州等地转移到了固始，而且固始的半成品针已经超过了苏州成为第一大生产基地。

进一步，我们以固始与全国、广东、江苏等发展水平差距作为衡量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第一组指标，而固始的三大产业间的差距为区域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第二组指标。这两组指标为因变量，而以产业增长以及固始柳编产业、银针产业的回归式产业转移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y=βx+μ

其中，y=[cgz, cgg, cgj, c21, c23]/; β=[β1, β2, β3,...] /;x=[yzb, jm, nm, cz, njc, jcc, ncc, oneg, twog, threeg, h, lzmg, ltcg, lbyg] /; μ=[μ1, μ2, μ3,...] /。而yzb表示固始银针回归式产业转移阶段，分为0、1、2、3、4五个阶段[6]；jm表示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nm表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cz为财政收入增长率；njc是居民与农民收入差距；jcc是居民与财政收入增长率之差；ncc为农民与财政收入增长率之差；oneg是第一产业增长率；twog是第二产业增长率；threeg是第三产业增长率；h是固始回归式产业转移的标志性变量，即2001年之前回归式产业没有发生，即记为0，而2001年之后则记为1；lzmg是柳条种植面积增长率；ltcg是柳条产量增长率；lbyg为柳编销售额增长率；cgz表示固始与全国差距；cgg表示固始与广东差距；cgj表示固始与江苏差距；c21表示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差距；c23表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差距。

为此，通过SPSS19.0运算得到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最后三行显示，所有模型都显著，而且总体变量也显著（R与F值都较高）。研究发现，第一，固始的回归式产业转移是区域差距缩小及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更是产业差距缩小及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虽然变量的t检验值不高，但其系数较高（0.123、0.176）；第二，财政收入增长率是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无论t统计值和系数都较高（系数分别为0.823、0.912、0.929），很显然，这与固始ZF强力实施回归式产业转移政策密切相关；第三，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也是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但很明显的是，第一产业的系数均高于第三产业的系数，这表明第一产业比第三产业更能直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第四，柳编产业的销售增长率既是区域差距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因素，也是产业差距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因素。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会议指出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而固始通过回归式产业转移在经济高速追赶的同时实现了包容性城镇化与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这将是后续系列论文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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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爱芝,李国平,孙铁山,张冰雪.北京世界城市区域的空间范围划分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2,(11): 64-69.

[②] 周阳敏，2013.包容性城镇化、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P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