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城镇化理论逻辑：回归式产业转移理论的固始崛起新解释

周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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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是河南省规划建设的五个重点培育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被确定为豫皖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河南面向华东的窗口城市，中原经济区重要节点城市。固始中心城区远期规划面积约200平方公里，涵盖蓼城全部以及番城、秀水、沙河铺、柳树店部分区域。固始城市建设突飞猛进，1996年固始中心城区面积约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万。截止到2012年底，固始中心城区框架拉大至8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5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心城区购房置业的户籍人口已突破60万人。固始县是河南省最大的县级城市之一。论城市规模，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固始城区比一般县级城市大很多，甚至超过省内部分地级城市[①]。

笔者深入研究发现，固始在近10年的发展中，不仅城市面积扩展了10多倍，而且人们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等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回归式产业转移的企业家们都是固始本地人，其对环境的保护也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企业家，因此，回归式产业转移对环境的友好、和谐等也构成了偏远山区固始城市的空间结构优化与包容性城镇化的核心内容[②]。

如图1所示，农民为了生存从欠发达地区的固始到发达地区打工，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实现技术积累，这种技术积累是一部分固始人回归创业的重要源泉，如万正和等；但另一部分固始人则在发达地区继续成长为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这就实现了资本积累，此时也有一部分固始人代主回归，如俞达启等；不过还有一些固始人仍在发达地区，但此时他们已经不再为他人打工，而是自己创业成为企业家，并实现了财富积累，在此阶段，有些企业家就功成回归了，如陈良涛等；当然，还有一些企业家在发达地区形成产业集群和集聚发展，并从发达地区集群式地整个抱团回归转移到了固始，如张义虎、张义华等的固始水暖产业集群以及孙开明、周学生等的银针产业集群等。

从回归产业看，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低端制造业、服务业回归、零散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第二阶段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第三阶段主要是智力型产业、高端服务业等回归；第四阶段则是产业集群的回归。但从回归式产业转移的主体规模看，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小中型企业的回归，第二阶段则是中大型企业的回归，第三阶段则是大型企业，第四阶段则是整个产业链的回归，特别是近2年发生的绿色能源的整个产业链的回归式产业转移是固始实现经济起飞成为包容性城镇化与空间结构优化的典范[③]。

笔者研究发现，回归式产业转移既有资本的回归，也有生产的回归，还有企业的回归，甚至产业的回归，而无论是哪种回归，其回归的因素已经与传统的产业转移有很大的不同。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产业转移”理论都是基于产品周期、产业离合、区域吸引等角度而对产品生命周期、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要素的分析而得出产业的空间转移与价值链延伸转移，如赤松要、Ozawa、Cumings等雁行模式产业转移理论，R.Vemon的产品生命周期产业转移理论，Kiyochi Kojma等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W.Arthur Lewis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Peter.Buckley、Mark.Casson、A.Rugman等的内部化产业转移理论，John.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S.Hymer、P.Kindleberger、H. Johnson等的垄断优势产业转移理论，A.weber、w.Christaler、A.Losch等区位选择的产业转移理论，Raul Prebisch、Samir Amin、Hans Singer等的“中心-外围”理论等[④]。

但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企业家自身成长、亲情、乡情以及非正式制度等至关重要的产业转移的真实现实因素，而这恰恰是产业转移的重要的驱动力[⑤]；另一方面，回归式产业转移与传统意义的产业转移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尤其是形成要素不同（地理环境），动力机制不同（除了经济因素，还有非经济因素等），活动主体不同（除了企业自发形成之外，还存在着政府的强力主导等）等，而这都是当前的产业转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重要理论问题。显然，回归式产业转移具有高速度、低成本，强动力、低障碍，大规模、低风险等显著特征是固始城镇化具有包容性发展特征以及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包容性特征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笔者研究发现，回归式产业转移与集聚带来了人们收入的巨幅提高，环境的重大改善，社会生活的良好和谐等，即实现了偏远山区的包容性城镇化与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而这包容性城镇化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主要得益于回归式产业转移的企业家在劳动力、土地、资源与环境等方面的选择偏好与在其他地方、其他企业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亲情、乡情和非正式制度等因素是固始回归企业家的主要考虑变量，这就给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留下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即包容性发展空间，这就是偏远山区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包容性城镇化及其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理论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⑥]。

但是，很显然，欠发达地区实施“回归工程”落实回归式产业转移而实现包容性城镇化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还必须遵循如下政策建议[⑦]：

第一，新阶段的回归式产业转移依靠新的“回归工程”与“金桥工程”。笔者建议固始县委县政府应该分析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的回归式产业转移的不同，从而创造出新的适应于第二阶段回归式产业转移的“新回归工程”。特别是产业链的完整，交通的完善，高端人才的特殊政策以及制度性的招商引资方略等等，这是区别于第一阶段的“回归工程”的特殊之处，也是实现包容性城镇化的根本。

第二，笔者长期跟踪调查发现，许多企业家回归家乡的目的是为了“圈地”，而产业转移变成了一个幌子。尤其是，笔者发现，近年来由于“圈地”而形成了固始的重要社会矛盾，并构成了重大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这就与包容性城镇化的理念完全背离。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家圈地之后变更土地用途而降低土地投资强度（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率很低）或者拖延开发甚至完全荒芜。因此，笔者建议固始县委县政府必须严格土地使用规定，定期清理未按期开发的土地，清查打击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降低土地投资强度的行为，从而分离真假回归式产业转移。近日李克强总理也强调城镇化必须尊重农民的自愿，绝不能强制进行。笔者认为，这是包容性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第三，切实加强环境监控，防止和杜绝污染企业的回归式产业转移，例如固始外出创业成功人士张义华在亲情、乡情的召唤下，从温州水暖器材产业回归转移到固始的河南省固始县中原水暖器材工业城电镀厂就严重污染了固始县郭陆滩镇何东村谷堆村等，不仅家禽死了，鱼死了，庄稼也死了，连喝水也成了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回归式产业转移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外出成功的企业家回报家乡，但如果带来了环境污染则事与愿违，必须严格把关企业污染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包容性城镇化的前提。

第四，湖北、河南、安徽、湖南等现在正处于追赶型经济增长时期，笔者认为，必须结合包容性增长，创新地实施追赶型包容性增长战略（包容性城镇化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战略），这既是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整体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环节，实现中国梦的最重要手段。

总之，偏远山区的回归式产业转移成为解决落后地区包容性城镇化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方式，理应得到各个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文作者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更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回归式产业转移理论，为落后地区低成本、高速度、低风险、高效率地实现追赶型包容性增长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导，成为落后地区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方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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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固始县介绍，固始政府网

[②] 周阳敏，2013.包容性城镇化、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P20-26

[③] 这些内容参见笔者近期的系列学术论文。

[④] 周阳敏等.回归式产业转移与企业家成长:“小温州”固始当代商人崛起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5):139-148.

[⑤] 周阳敏.制度资本与回归式产业转移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C].2012年中国经济学年会,2012,11.

[⑥] 周阳敏，2013.包容性城镇化、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P20-26

[⑦] 周阳敏，2013.包容性城镇化、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P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