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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极大化与滞胀
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据媒体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的宏观管理部门调控经济的主要操作杆，他们被粗略地分为“积极”、“稳健”、“从紧”三档，实践中还出现过两个过渡档“积极稳健”和“适度从紧”。“积极”意味着加大马力，而“从紧”意味着收小油门。抓着这两个操作杆，我国经济这驾车走过了怎样的轨迹？现在状态如何？将走向何方？从1993年到2005年的12年间，其它经济所占份额从起步升到榜首，达37.45%。国营经济则从1992年的68.05%降到2005年的33.42%。至于面向社会底层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其总和于1988年达到高峰：36.47%，六年后的1994年即降到谷底：27.75%，到2005年，也仅为29.13%。（见图一）
图一：投资主体构成演化
投资主体构成的变化，导致资产拥有者构成的变化。 根据张军、章元的测算，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为800亿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张军 章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以后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可计算历年固定资产存量的所有者构成。 具体计算按“永续存盘”法估算。历年投资均按1952年价换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可用数据，1952—1978年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1979—1991年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91年后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1978年前用国民收入，之后用国内生产总值）。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底：在全国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48.1%，而我们上面估算的结果：2004年国有经济占48.02%，这从旁印证了估算结果大体合理。数据显示：国有经济控制的资产存量份额1991年为67.32%，到2005年已降为44.83%，虽然仍居榜首，但已失去绝对“控股”地位。而其他经济所占份额，在12年间，从起步升到26.49%，位居第二。2005年，集体经济仅占14.45%，个体经济则为14.23%。（见图二）
图二：固定产存量拥有者演化
如果说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主要解决社会底层民众的民生问题，国营经济主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这成分复杂的其他经济唯一的目标就是资本拥有者的利润。追逐利润的其他经济迅猛发展，关系底层公众民生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萎缩，对全局负责的国有经济萎缩，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但事实上，拥有绝大多数资产存量的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最高不过占社会就业人数的19.15%（1981年）。此后这个比例一波一波地下降，1997年后更是飞流直下，到2005年仅为8.22%。注意，这8.22%的就业者占用了44.83%的社会资产存量。（见图三）
图三：国企职工占社会就业人数比重
从绝对值看，1993年到2005年，社会就业人数增加了13%，而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减少了43%，这期间，国有经济拥有的资产（以不变价格计）增加了205.4%。 如此大规模地将员工推向社会，表明国有经济的基本目标已经转向追逐利润极大化。 2003年5月22日，时任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对国企领导人的考核内容主要有两项，一项是经济效益指标，比如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第二项是资本运营的目标，比如资产保值增值率。这说明，国有企业经营的核心目标已经是围绕资本，围绕利润极大化展开。 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共占有社会资产总额的71.32%，由此，资本利润极大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资本利润极大化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它的基本动态特征如何？利润极大化原则导致的经济体动态特征，其逻辑分析见图四。
图四：利润极大化的作用机制
利润极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扩大市场占有率。 前者导致社会工资总额相对于GDP下降，社会公众购买力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现有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和就业机会不足，这又直接造成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社会的总工资收入。这形成了一个使劳动者地位不断恶化、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不断萎缩的正反馈回路。 后者导致产能提高，资本利润扩张,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剧增，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它强力刺激所有竞争性行业的产能大幅扩张，形成了一个导致产能扩张的正反馈回路。 正是这两个正反馈回路，造成了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失衡。并且，这种失衡将持续恶化，导致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 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场维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能投入赌博性的“虚拟经济”。 以上只是逻辑分析，可怕的是，大量的报道和统计数据证实了图中每一框描述的现象。总工资：1990年以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15%以上波动，此后几乎是直线下降，到1998年降到了11%。此后，直到2005年一直在10%到11%之间波动（见图五）。
追逐商品的货币萎缩，追逐利润的货币膨胀：央行将其货币发行量分为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准货币三类。其中，流通中的现金主要用于交易，它追逐的主要是商品，并在此过程中为资本提供利润。而准货币（含：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追逐的主要是利润；至于活期存款则介于两者之间。图二以GDP为尺度来衡量货币发行量。自1990年以来，相对于GDP，流通中的货币没有明显变化。但准货币却从占GDP的45%（1990年），增加到104.8%（2006年），上涨1.33倍（见图六）。这表明，追逐利润的货币明显超过了追逐商品并提供利润的货币。
图六：货币发行量的构成
投资冲动：投资总额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直持续上升，虽然其间有大幅波动。进入本世纪后更是以接近“大跃进”的速度冲高。到2005年竟高达48.26%，这意味着近一半的产出被用于投资（见图七）。
图七：投资总额/国民生产总值
虚拟经济过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证指数是它最好的佐证（见图八）。
图八：上证综合指数
依赖出口：出口/GDP一直在波动中上升，进入本世纪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高，到2006年已高达37.02%，即国内产能近四成靠海外市场支撑（见图九）。
图九：出口/GDP
事实上，上述现象人们已不陌生，但人们通常将其视为一个个独立的问题，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为不同的现象寻找对策。而图四告诉我们，这些现象互为因果，构成了至少两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回路。印度教的湿婆神是创造与毁灭之神，它有许多的化身。图四告诉我们：上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是同一个“湿婆神”在不同领域的化身，这“湿婆神”就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它造成了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间失衡；造成了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神能如此强力地创造巨大的物质文明，同时将社会推入宿命的轨道。
图十：湿婆神
1929年10月24日，美国金融界崩溃了。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钢铁工业下降了近80%，汽车工业下降了95%，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占全国劳工总数1/4的人口失业。这场灾难产生了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这个专有名词，给美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至今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公园里仍能看到纪念那次灾难的雕塑----憔悴的人们在排队领取救济（见图十一）。
图十一：“大萧条”纪念雕塑，罗斯福公园.华盛顿 摄影李晓波
对这场危机，经济学界至今没有共识。货币主义者认为：当时只要控制货币供应量，让市场机制恢复它的正常作用就可以了。凯恩斯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类似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逐一分析统计数据，可能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现在我们知道了，控制货币供应量无法解决逐利货币与购买商品货币间的失衡问题，无法为多余的逐利货币找到真实利润的来源，它们只能到虚拟经济中去玩赌博游戏。 凯恩斯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这个貌似“价值中立”的晦涩术语，不过是在转述已去世的马克思的发现：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8．） “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真实含义。回避对具体社会群体的分析，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偏好。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凯恩斯开出自己的药方：利用政府的力量，把需求刺激起来。但政府的钱从何来？凯恩斯主张发国债，提前支出，将赤字财政作为一种经常性政策。 危机导致了胡佛下台和罗斯福上任。罗斯福著名的“新政”包含应对当前危机的措施和缓解两大失衡的政策两部分，其中的后者包括： l 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其目标在于缓解产能的扩张和受薪人员的贫困化。 l 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于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其目的不仅在于稳定社会，也在于释放出被压抑的购买力。 l 将小雇主视为“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力促中小企业的复兴。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单位资产在小企业中提供的就业机会远多于大型企业，而小企业人均工资低下，因而有更多的比例转换为基本消费品的购买力，而非渴求利润的资本。 l 大兴公共工程，进行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建设,开展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仅工程兴办署和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即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私人资本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无能。 l 实行一种以资产占有量为税基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其目的在于遏制逐利资金的膨胀。 l 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不得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这就是业内所称的“分业经营”，在微观角度，它限制了金融企业的活动空间，而宏观角度，它制约了资本聚敛的速度。 罗斯福采取这些政策的理念源于他的系统性思维，他说过： “我一直认为，我们近来经历的大部分困难，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这种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事实的直接结果”， “我们寻求的是经济制度中的平衡”。 继承其政策思想的肯尼迪说得更直白： “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 “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其影响之深远，此后半个世纪里，民主党执政32年。然而，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在于资本利润分流了社会公众的购买力，那刺激有效需求的资金来自何方？ 1933年3月10日，罗斯福政府宣布停止黄金出口；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放弃金本位；6月5日，废除以黄金偿付公私债务；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 此例一开，法币发行量失去了任何物质制约，只能仰赖政治家和银行家的道德、操守与判断力，而历史事实证明，对社会公众而言，这恰恰是最靠不住的。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为“创汇”，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资源和环境代价，将大量的美元作为财富积攒起来。而今美元“跌跌不休”，等于让我们巨大的付出白白送给了美国人。美国人还得了便宜又卖乖，喋喋不休地对我们指手画脚，耳提面命。超量的货币发行只要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图四的循环过程就可以持续下去。然而，这一循环必然使货币持续积累为资本，于是，持续的超量货币发行就成为经济持续循环的必要条件。由于货币发行不再受到黄金存量的制约，使当局有可能持续超量发行。然而，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速度，由此，我们发现了利润极大化原则必然会造成的第三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其长期后果必然是巨大的通胀压力。图十二显示，这一过程在当今的我国也展开了，自1990年以来，货币发行量的增速，远超过以不变价格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存量，仅16年就积累了巨大的差额，其效率之高，令人瞠目。
图十二：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生产的对比
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其长期后果必然是巨大的通胀压力。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危机很容易被突发事件触发。理论上，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由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架马车”决定。进口一部分满足国内消费，一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相对比重分解进口量，可估计国内生产者在内需和投资上所占的份额，从而估算出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结构演化（图十三）
图十三：国内生产者市场结构的演化
数据显示，1978年以前，虽然投资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国内生产者主要还是面对国内消费市场。1978年以后，国内消费市场所占份额已经大幅萎缩，投资所占份额增幅有限，而出口所占份额则明显上升。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进入本世纪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50%（见图十四）。
图十四：不同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逻辑分析和统计数据显示的趋势都提示我们：由于内需不振，投资饱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要继续维持经济运行，出口的份额就必须继续扩大,其可能性如何？我国出口市场分布见图十五。
图十五：2005年我国出口市场分布
欧洲、北美占到我国大陆出口市场的44.6%，而亚洲部分，东亚的港、日、韩、新、台即占了整个亚洲市场的75.5%。其他市场相比之下微不足道。在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地，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浓厚，针对中国的贸易纠纷此起彼伏，出口量绝难维持当前的增长率。而一旦出口停止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至少下降一半，其后果是什么？ 更为莫测的是，席卷美欧的次贷危机历时四个月后仍看不到落幕的迹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当前的市场动荡与1998年长期资本对冲基金危机以及1987年股灾时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美国财长保尔森则警告说，目前次贷危机在信贷市场引发的信心危机，可能比以往20年中任何一次金融震荡的持续时间都要长。凭他个人的经验判断，本次次贷风暴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将甚于前两次金融危机，而平息这样的危机没有“速效药”，市场动荡预计将持续更长时间。 2007年12月13日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宣布：正计划协同行动，向陷入困境的市场投放流动资金。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称此为“央行直升机向市场撒钱 ”，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则质疑“美欧央行在孤注一掷？”，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由于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美国已货币发行过量，面临通胀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初期，8月7日美联储还声明：“关注的重点仍是通胀压力能否像预期那样得到缓解”。次贷危机迫使各国央行增发货币，无异于饮鸩止渴，为通胀积累更强大的应力。 如果应对次贷危机失败，美欧各国经济难逃衰退，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出口地亦难置身事外，于是中国的出口不但无法维持目前的增长率，反而会收缩，那中国经济将如何避免“滞”？ 当然不是没有积极因素，中国的出口企业，已经悄悄地在品牌和原创技术方面发力，一些微观案例提示我们，只要假以时日，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将显出可怕的竞争力，不排除彻底改变国际贸易格局的可能性，这才是令美、日、欧神经紧张的真正原因。如果我们的生态与资源环境能够熬到这一天，如果我们的社会稳定能够维持到这一天，如果我们的资本集团能躲过国际资本的金融洗劫，早晚有一天我们的资本集团会在装备工业、信息工业、能源工业、高档消费品工业等以前绝对劣势的领域向他们发起挑战。问题是，这些两三百年来一直在洗劫别人的国际资本，会坐等这一天吗？回顾历史，这将是一场什么性质，什么强度的冲突？那时的地球能否承受这样的冲突？ 出路何在？根本的出路在于内需，只有内需与产能达到某种平衡，中国经济才不会被拴在别人的战车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带来大多数国民生存方式和基本素质的改变。然而内需建立在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底层公众的货币收入上。如果这收入依赖政府转移支付，势必导致财政赤字和超额货币发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被抵消，从而导致通胀。要想避免这一态势，唯一的出路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间做出调整，既然利润这个财产性收入是导致问题的症结，压缩它、制约它而不是鼓励它就成了唯一对症之药。 然而，利润空间缩小，资本会不会“用脚投票”，逃之夭夭？别忘了，2005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过，中国将在2010年完全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中国证券报》2005-11-22《最新升值压力四起人民币引领关注重点》）。 可见我们的学术界和精英集团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在常规的“主流”理论下，是找不到答案的。或许若干年后，人们才会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五、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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