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学术理论的假设局限性太大

所以等到实践检验的时候，往往或多或少存在问题

而且不同实验的经济数据会得出不同结果，从而产生新的理论

在国际经济领域，国际政治有着巨大的作用，就像国内政治对国内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一样。尤其是民族国家，作为资源的实际控制主体，往往具有超过所有权持有人的控制力。美国，由于其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影响力，实际起着维持国际经济政治军事乃至社会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例如美国的金融体系，实际扮演着世界货币发行者的角色。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后果，是一个必备条件。
现在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后果，情况大概如下：
一，如果迅速升值。则1，我国美元储备和投资大幅贬值，原来积累的产权，化成了废纸；2，对以美元为核算依据的交易，成本会大幅攀升，从而极大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还会产生连锁反应，造成现有生产力闲置，资源就业不足。3，以美元为核算依据的进口产品成本降低，进而鼓励进口，进一步降低国内资源就业水平。
二，如果不升值。则1，对美贸易盈余的不断扩大，影响美国资源就业水平，进而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造成中国国内通货膨胀，降低中国的国民福利水平。3，美国政府以国债或其它所有权凭证冲抵我国债务，造成我国贸易盈余的不断折损和虚无化。4，造成中国国内资源储备和环境的不断恶化。
三，如果缓慢升值。则1，给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留下时间。2，缓冲对美贸易盈余引起的矛盾和争斗。3，美元资产缓慢贬值，降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4，把出口的生产资源逐渐转向内需，提供国民福利水平。
其实，人民币相对美元缓慢升值，并不是最优选择，也不合乎国际经济分工理论，它是中美两国政治家在谈判折衷后造成的结果。在经济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不一定是科学的思想，往往是可以操作的被决策者认定最合乎他们利益的思想。
偶然看到了沃勒斯坦的一篇演讲，他在论及后美国时代时说：“与伊拉克的战争昂贵得令人难以置信，美国政府则因此而陷入巨大的债务负担之中。维持这一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由诸如中国——当然不只是中国——之类的国家慷慨解囊、购买美国的国债。中国、韩国、印度，和挪威等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原因有二：其一，它们希望能够维持美国购买这些国家商品的能力；其二，美国也能提供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的利率。但是这些庞大的债务却也使得美元开始贬值。美元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储蓄货币，这意味着美国无需担忧自己的债务问题。对中国、韩国、印度，和挪威来说，问题在于美元的贬值，如果你现在购买美国的国债，两年之后，你实际上已经损失了一笔。所以对所有这些国家而言，现在有两条曲线：一条，就是为了维持美国购买这些国家商品的能力，维持本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资本向美国的流动；而另一条，就是美元贬值的曲线。因此到了某一个时间点，这些国家会觉得较之于不买美国国债，它们买了美国国债反而损失得更多。关键是时间问题：如果你是投资者，你既不能投资太早，太迟了那也不行，你得正好赶在那个点上！这可并非易事！所以中国等国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逐渐从中抽身而出。美元迟早将会以比目前更为剧烈的速度贬值，可能是下周一，可能是明年，也可能是三年之后——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有钱人天天为此担惊受怕。事情一旦发生，对美国而言它就意味着两件事情：其一，美元将不再是唯一的储蓄货币。因为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都有可能成为储蓄货币，我们将会拥有多种储蓄货币，而美国将不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继续积累国债。其二，它意味着美国人生活水准的下降。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在中美双方看来，乃是一个双赢的举措，但如果美元贬值的话，中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都将降低。”
说实在话，我很佩服这个美国人的坦率：他说出了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贸易盈余债券化及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相。但是，他这种担心并不一定必然会出现，因为美国的强大，是靠着它的强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及科技创新制度为基础的，它的社会高福利，不仅仅是建立在资源上，而是建立在强大的生产力水平上的。自立国以来，美国，从来不缺少对美国自己唱衰的学者；但是，作为外国人，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不断发展和逐渐强大。

谢谢指教！

不过，当我们还不确切一个概念的时候就大谈特谈（尤其是所谓“政策操作”），也不过是在自欺其人而已。

（关于“流动性”的闹剧已经足够了，现在该轮到“通货膨胀”了——尤其是那个所谓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我们还是不在谈一个问题。

理论能否检验的关键之一，是其中的结论可否检验（相关概念的可观测性）。

看来不得不再重复我以前说过的一些认识。

1）如果把“通货膨胀”定义在“价格上涨”上，就必须说出哪些东西的价格上涨。它的优点是可观测性强，不过，谁有权利规定“哪些东西的价格”可以标志“通货膨胀”呢？标志价格上涨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2）如果把“通货膨胀”定义在“货币供给持续大于货币需求”上，就必须先说明什么是货币（通货），货币如何计算？货币供给如何计算？货币需求如何计算？这些都不清楚，又凭什么说明“通货”“膨胀”了呢？

另外，单从会计规则上说，正如SNA体系一样，货币使用与供应必然时时处处恒等的。除了上帝以外，谁有自信说出当前的“自愿货币供给”大于或小于“自愿货币需求”呢？

这种定义的可观测性太差。还有一点，某些人还提出所谓“货币流通速度”来捣乱。那个只有神知鬼觉的“速度”更是搅得人心神不宁——有了这个家伙，何以判定货币供给持续大于货币需求呢？

另外，人们使用（需求）货币，可不全是为了商品或劳务交易，货币还有其他功能，这样“货币需求”显然不可能只考虑商品交易。如此，“商品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又应该是何种关系呢？

“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就叫“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话，那么，经济中哪时哪刻不存在“结构性通货膨胀”呢？

如果说“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是废话，那么，上面那种定义呢？

看来，人们对废话也常常是厚此薄彼的。

“部分产（行）业通货供给大于通货需求”就叫“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话，那么，除了前面的可测性问题外，其他行业的通货供求关系又该是怎样呢？——好像人们并不知道货币本身也可以存在套利行为。

我国通货膨胀的真正根源，倒不如说是，对“通货膨胀”的混乱认识。

有人说“有”，有人说“无”，有人说“严重”，有人说“温和”，有人说“全局”，有人说“结构”。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倒是当前把货币政策定义成“从紧”的，反而更恰当一些（至少概念混乱少了许多许多）。

其政策操作性很明显也很干脆：控制基础货币供给与理论货币乘数就可以了（虽然这些不可避免也有负作用，但至少是清晰的）。

“货币供给”我们是难于测量的，但基础货币供给与理论货币乘数（相对而言）更有可观测性。

（无论可观测性、可操作性有没有，还是要再强调一句话：控制货币供给与控制物价，不能混为一谈）

我不清楚，这种“贸易盈余”的可观测性有多强。

资本要想流动起来，就像洪水与坝之间的博弈。

你所说的monetary inflation and price inflation

是两个不同的流派的观点而已

The followings are from wikipedia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term used by economists of the monetarist, neoclassical or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to differentiate the primary or direct inflation in the money supply from price inflation

Mainstream economists overwhelmingly agree that high rates of inflation are caused by high rates of growth of the money supp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result of inflation are higher prices. Views on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moderate rates of inflation, especially in the short run, are more varied: changes in inflation are sometimes attributed mostly to changes in the real demand or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sometimes to changes in the supply or demand for money.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wo camps disagreed strongly on the main causes of inflation (at moderate rates): the "monetarists" argued that money supply dominated all other factors in determining inflation, while "Keynesians" argued that real demand was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changes in the money supply.

而且我正在查

在更多的情况下

国内直接就是把inflation翻译成通货膨胀的

from wikipedia

主流經濟學家對於通貨膨脹起因的看法可大略分為兩派，「貨幣主義者」相信貨幣是通膨率數值最主要的影響，「凱因斯主義者」相信貨幣、利率和產出間的相互作用才是最主要的影響，凱因斯主義者也傾向除了一般標準消費性商品物價通膨外再另附上生產性商品（資本）通膨。其他理論，例如奧地利經濟學派，相信通膨是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給導致。

但愿这两个流派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不会让某些人找不到眼镜。

（本来我说的许多东西就都是废话……）

再强调一遍我的废话吧：请大家考察两种观点中的各相关概念的可观察性。

关于理论中的概念的“可观测性”的重要性，大家还可以找到许多东西证明我说的都是废话。

其实大家不用证明，我本人就承认我说的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废话。

我只不过是在捡拾别人的牙慧而已。

（当然许多人不屑于捡别人的牙慧，对于此，我只有一句话：我假设这些人已经对牙慧了如指掌，才方显得不屑）

看来SUNGMOO版主通过改造我们的观念，就把通货膨胀给消灭了。

不过，版主你能否用和去年一样数额的人民币，给我们买到等额的商品和服务呢。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说明通货膨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是通过改变你的观念可以改变和抹杀的。

经济学一直在用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尽管不是那么精确，毕竟还能大概反映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

SUNGMOO版主的“可观测性”，就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对此，大家都是同意你的意见的。

另外，也没有人说你“拾人牙慧”。任何学术都有历史继承性，学习前人的东西，那是必须的，也是捷径。

1）讨论现有概念存在的问题，与消灭现有概念，如果你愿意画等号，我是拦不住的。

2）“用和去年一样数额的人民币，给我们买到等额的商品和服务呢”，这其中的“商品和服务”，请你务必先说出是哪些“商品和服务”。如果有的东西贵了，有的东西贱了，你当然也可以有你自己心中的“通货膨胀”，不过，请你先说出你心中的通货膨胀是什么。

3）“价格指数”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商品与劳务，为什么包括这些商品与劳务，如果说不清楚，“反映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也只是含混之辞。

今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方针……”

http://www.gov.cn/ldhd/2008-01/09/content_853710.htm

个人以为，至少上层已经注意到“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对应（至少没有提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

说“价格上涨”，必须说出哪些商品或劳务的价格上涨。如果通货膨胀就是指“全面价格上涨或所有商品价格均上涨”（从而不必指出哪些商品或劳务的价格上涨），那么，除了货币因素外，谁还能给出一个更根本的解释呢？——另外，这就没有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意义了。

还有待解决的问题：

1）即便（从价格的角度）把通货膨胀定义成“全面价格上涨”，那么，（至少短期内）“全面价格上涨”这种现象容易发生或观察得到吗？如果我们总是看到有的商品在涨价，有的商品在降价，“通货膨胀”该怎么定义呢？

2）既然（从价格的角度）把通货膨胀定义成“全面价格上涨”，不如只用“全面价格上涨”这个词，何必再编造一个“通货膨胀”呢？从理论的角度看，这显得太累赘了吧。

衡量通货膨胀现象，本身就是对两个时间点上的价格之间进行比较的，只要你选择的样本足够多，而且不改变商品和服务的品种，价格上涨指数是能够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的。

如果对于特定行业说来，通货膨胀的表现，就更明显。这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意义所在。

不妨再去看看周其仁的说法吧。

顶一下

周其仁

作者：周其仁  北京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教授

经济大势正在变化。当前要面对的问题，首推通货膨胀。超过5%的通胀率绝不是小事，当然也不好说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大事。问题是，小事也可能转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断、措施和发出的信号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误事，这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话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6.5%，高于9月的6.2%，与8月创下的十年最高点持平。众多解读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我的感受，在通胀指数不高的情况下，此说听听也无大碍；通胀指数超过了5%，还说什么结构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点公开的批评意见。

“结构性通胀”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过含糊了。粗粗看去，这个提法似乎不过只是对市场现象的一种描述——林林总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还下跌。比如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的变动中，食品价格升得急，一般工业品价格升得缓，其中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还下跌 (比如北京市公交车和地铁车票大幅度降价)。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描述是含糊之辞呢？首先，世界上还有没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是问，有没有那么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教科书上说的 “货币中性 (monetaryneutrali－ty)”，意思是一个经济一旦多发了一倍货币，所有商品服务的名义价格上涨一倍，但真实变量如总产品并不会上涨一倍。那样的通胀指数再高也没关系，无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购买和出售的价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货币中性”至少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交易费用或信息成本为零。真实世界里没有这回事，所以真实的通胀，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扬不是齐头并进，而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然后扩散、蔓延。比如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1988年那次严重通胀，开始是名烟名酒提价，后来中央的一个公报宣布价格闯关，接下来就是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当时可观察到，消费者对价格变化弹性小的商品(比如粮食、手纸、盐)抢购就凶，而越抢购，价格越涨得越快。反之，雨伞、手电筒这些弹性小的商品，卖量就没有那样多，涨价幅度也较低——都是“结构性的”，只不过当时人没有今天聪明，尚没有发明“结构性通胀”之说。

当然，恶性通胀到了顶点，情况或许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国报纸卖价0.3马克，两年后的卖价达到7000万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观经济教科书里接着补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们无从考察当年细节，不过那时候德国流通中的纸币从1918年11月的292亿马克到1923年的49700兆亿 (497后面加18个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开始发毛的时候，我相信各种物价的上涨也不会整齐划一。曼昆说的“大致相同”，应该是结果——货架上来什么抢光什么，均衡点就是什么商品服务都开出了天价，既然都是天价，谁比谁多几个零也就没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说，“货币中性”从长期来看对得多一点，但也不完全对(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要说明一下，我不肯定这个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这个想法，但是从听的角度来体会，“结构性通胀”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丰富的意味。

本来，“通货膨胀指数”已经是处理了结构信息以后的一个总量指标。“200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5%”的含义，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的物价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种类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过程中，结构信息是先被统计部门处理过了的，比如肉价、菜价、米价、衣价、交通费用、房价(目前是房租)各自的变动，然后才是加权平均，得出一个反映物价总水平的指数来。很明显，没有哪个CPI是没有结构的。可是，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现在国家统计局报告我国CPI为6.5%，就是报告经过结构性加权平均以后，消费者物价的总水平上涨了6.5%。

“结构性通胀”的提法，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胀有结构性，通缩也有结构性，不涨不缩还有结构性，究竟物价总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呢？

物价总水平这个总量指标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为自从金本位结束以来，只有政府控制着货币；一旦货币供应量出现问题，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对此都无能为力，所有“微观行为者”都校正不了货币出错，而且在物价总水平不对头的约束下，无数人在预期混乱条件下行为的总结果，可能增加经济的震荡和混乱。

在知识上，经验和理论比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升)”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里的因果关系很可靠：政府多发货币，一定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济学从古典的休谟 (David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20世纪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要把经济搞上去不容易，因为要满足很多条件；但要把经济搞下来，只要一条就足够，那就是滥发货币、大搞通胀。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恶性通胀，万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谈了。

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 “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价格管制的存在，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来。举一个例子，个把月前和几位同学在校区餐厅吃饭，他们全部点了猪排。过去也一起吃饭，为什么没有发现有此偏好呢？同学说，最近食堂里没有猪肉供应。懂了，这是保障食堂饭菜价格不上涨的一个代价，猪肉涨得贵，干脆不供应猪肉，无价无市。还好，同学们说饭没涨价，菜、鸡、鱼、蛋还有供应。但是，这里肯定有一点信息没有进入CPI。举一反三，排长龙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队摇不到买房的号码，肉包子的馅变小了之类，CPI里都没有完全反映。房价目前没有算入CPI，过去也没有，但当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时候，房价涨得可比过去凶。这也是CPI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信息，但是市场中人的通胀预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专家说，当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其他部分还不那么厉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紧。我不同意这个分析。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不要紧，而是很要紧。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复杂的统计，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这两年怎么样了？从统计上看，问题更大：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几何！

我一直不赞成拿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来说事，也从不笼统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奋、机缘造成。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可能伤及生产力。这个立场从来不变。问题是，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至少还可以“享受”账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买不起房子的呢？总还要吃饭吧，可食品价格上涨怎么也带不来账面财产的增加。买不起房子的，这几年工资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过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没有涨那么多。

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错在似是而非。因为物价上涨对所有的卖家都有好处，岂止养猪的农民而已哉？但是，当物价上涨不是个别相对价格的调整，而是整体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即通胀发生时，上述“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所有卖给农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上涨了。农民卖猪的收入是增加了，但养猪的成本也增加——举凡场地、饲料、人工、运费等等，全部要加价。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三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为例，教一些商学院课程，这两年商学院的学费升得惊人，莫非是我教书的本事进步那么多吗？自己当然心知肚明，就是不会告诉你(一笑)。股市的赢家们就更不得了了，你说那是水分？他数钱给你看时那可是真的。“台风大的时候，牛都飞到天上去了”，这句话不是拿来说笑的。

写的很全面~

补充一点，资本市场的泡沫和造富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商品服务市场的居民消费需求，进而推动通胀；而商品服务市场的通胀又造成了实际负利率，进一步加速存款搬家和资本市场泡沫膨胀，这个恶性循环单靠简单的控制任何一个市场都不足以停止。

周其仁也算是个认真的学者，他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我们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构性和总量性完全不矛盾，没有结构就没有总量，否定结构，也就否定了总量，纵使在1921年的德国，也是在结构基础上的总量，否则它就不是一个价格现象。